【摘要】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和宗旨。后疫情时代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了质的飞跃，将立足于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加速制度型开放，通过坚持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的双轮驱动，积极引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以及调整优化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战略路径，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 制度型开放 双轮驱动
【中图分类号】 F2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1.0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胸怀天下担当，把握时代大势，作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和宗旨。从融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到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从国际规则国内化到国内规则国际化，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到规则、规制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强化国际规制合作，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了质的飞跃。在后疫情时代，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坚持多边机制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双轮驱动，积极引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调整优化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路径。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协调产业体系发展，营造激励相容、更加开放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内涵型、从规模扩张向技术创新转变。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高水平开放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之下，世界各国2020年总GDP比2019年减少了2.9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中国顶住压力，2020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2021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强势反弹，中国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第二和第三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也分别达到7.9%和4.9%，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动力和信心。[3]
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以全球最大、最长且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作出重要贡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占比约为14.6%和12%，同比分别提升0.9个和0.7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4]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既是对部分国家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行为的有力反击，也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提供了稳定之锚，体现了中国一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坚定信心和切实行动。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5]一方面，消费仍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中国拥有巨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消费自2014年起开始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4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61%。2020年因受疫情的影响，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6]随着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不断好转，2021年1月至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7%，凸显了中国内需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仍有很大的空间。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占GDP的比重为54.3%，远远低于当前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78%，更低于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80%。[7]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挖掘消费市场，拓展消费空间，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且为疫情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提供了新的能量。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扩大双向投资的重要举措。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不仅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而且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实现了从最大外资流入国向最大外资流出国的转变。
中国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2021年1月至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就资金来源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4.7%和23.7%；从投资行业来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远远高于制造业，达到82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能力不断提高，具体而言，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0.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3%。[8]总体而言，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拓展，利用外资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依然达到了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在全球疫情依然肆虐的背景下，2021年1月至11月，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297.9亿美元，同比增长9.2%。[9]“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中国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也在同步增加。2021年1月至11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16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真正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了机遇之路和发展之路。
在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中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为高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律基础。在对外投资方面，为了有效保护国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相继出台了《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为境外投资企业和人员进一步走出去和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先后颁布了《外商投资法》，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10]《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和不断缩减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新优势。驱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11]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在国家经济发展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大将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开始从“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迅速：自2009年到2019年十年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幅度达到326%；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需求从全球市场向国内市场转移：在存储芯片、热能材料、高端药物等与创新密切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2009年到2019年国内市场需求的涨幅大约达到330%，高于国际市场的306%。[12]就出口结构而言，2001至2020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比由30.6%下降至21.0%；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比重约占制成品出口额的10%左右，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额占比分别从20.4%和28.5%提升至29.4%和39.6%，[13]中高等技术的出口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来源。就经济增长而言，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全年同比增长14.7%，高于全国企业总体水平8.7个百分点，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14]
中国在信息与空间、新材料、先进交通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技术创新成果，高速铁路、无线宽带通信、高性能计算机、新能源汽车等技术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电子商务、数字媒体等现代服务业新兴业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规模从2015年的18.6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1.36万亿元，所占GDP比重从27.5%增长到40.9%。中国在技术研发、高新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要求中国进一步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获取创新要素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为中国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提供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
习近平关于国际治理的重要论述指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际治理工作，反复强调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经验之后，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16]新时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审视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之后提出来的全新战略部署，将以更大的勇气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合作共赢、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后疫情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宗旨和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其目标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在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之后，深刻抓住历史变革时机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主要立足于国内经济建设，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正确把握时代大趋势，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国内条件以及国外环境所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作出的全新战略决策。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国内发展，而是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对全球性难题时合作共赢、同舟共济的基础之上，着眼于整个国际社会甚至是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提到：“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7]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助力中国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国外形势下赢得战略主动，为全球提供更大市场，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不断扩大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寻求国际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胸怀天下，与世界各国共享我国的发展红利”，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造福全人类的正确方向前进的体现。
以合作共赢、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高”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之“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创新的理念来引领和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合作共赢、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为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解决发展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合作共赢促使各个国家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最终实现共同发展。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理念支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合作共赢与新发展理念，才能更好地应对现阶段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合作共赢意味着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在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中国胸怀，贡献中国智慧。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合作是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正确选择，只有合作才能促进全世界共同发展。[18]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坚定前行，经济飞速发展，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只顾自己发展，而是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与便车，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19]中国倡导合作共赢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为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独大，而是欢迎各方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与发展红利。通过“合作”推动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各个国家，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以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带动区域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对于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多边与单边中选择多边，在开放与封闭中坚持开放，在合作与对抗中推动合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新发展理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内在统一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对外开放。其中创新发展要求解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要求解决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要求解决高水平对外开放可持续发展问题，开放发展要求解决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路径问题，共享发展要求解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公平正义问题。[20]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利用国内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和潜力，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21]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提供新机遇。
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大创举，它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以及沿线各国发展的现实需求，满足了世界各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以来，合作领域、合作伙伴、合作模式不断拓展和丰富，[22]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为世界各国开创出一条通往共同繁荣富强的机遇与发展之路。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共商注重的是加强各国之间的互信，共同协商解决纷争与矛盾；共建注重的是各国共同参与、合作共建，从而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共享注重的是让世界上每个国家及其人民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同分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23]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下，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办法孤立地生存和发展，但全球化进程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人民共同维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截至目前，1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4]为破解当今“逆全球化”难题指明了一条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新道路。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五通”的目标就是要保障其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5]“五通”的五大互通要素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处于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政策沟通是“五通”的首要基础。它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安全保障，通过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为政府间多层次的宏观政策进行充分交流与对接搭建平台。其次，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是“五通”的实现手段。设施联通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上优先打破地理、国界的限制，打开经济交流和贸易发展的通道；贸易畅通需要打造高效配置资源的渠道，各种经济要素资源实现便利、有序并且自由地流动；资金融通需要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持，通过打造新型合作平台和创新融资机制注入发展动力；民心相通是“五通”的最高目标。它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通过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人才往来，令广大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五大要素互通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成为一条合作共赢、包容均衡的发展之路，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繁荣的目标。
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特征
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融入和参与到推动和引领。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第一大主要特征。近几年，随着一些发达国家极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关于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愈加激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并不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而还将加速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为促进这一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并且正从融入者和参与者向推动者和引领者转变。
改革开放是我国积极融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拉开了走向世界的序幕；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并通过引进和学习一系列国际经贸规则来改革和完善国内经济治理水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坚持多边贸易体制，转变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开始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26]
尽管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并不是能够人为创造或阻断的。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我们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27]表明了中国积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信心和勇气，也彰显了中国勇担时代重任、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
新一轮全球化将以多极化为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轴，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2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方向引领下，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重构与创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原则新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新实践。2016年，我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提出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把谋求共同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议题，开启了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拉开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序幕，中国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与前两轮经济全球化分别以技术和资本作为主要推动力不同，技术、资本和规则将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其中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29]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是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作出的准确判断，对新一轮全球化的特点作出的明确界定，对推进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作出的庄严承诺。[30]中国提出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理念，以开放增强发展动力，以包容促进公平正义，以普惠拓展发展效能，以平衡稳定发展空间，以共赢优化发展结构，构建新型全球化秩序，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从国际规则国内化到国内规则国际化。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包括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历了从积极探索（1949年～1978年）、主动引入（1978年～2001年）、学习应用（2001年～2012年）到参与引领（2012年至今）国际规则的角色转变，逐渐从“国际规则国内化”向“国内规则国际化”转变，开始全面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不断内化国际经济规则，根据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调整国内经济的政策和法律，融入并参与国际规则的改革与完善，开始系统接轨国际规则和学习应用国际规则。据统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大规模清理或制定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其中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31]
但是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相对滞后。近年来国际组织与区域性组织交叉重叠，国际协定与区域、超区域协定同时存在，全球经济治理日趋碎片化和复杂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规则重构和创新的契机在激荡中产生。[32]党的十八大在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对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成为了指导中国新阶段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理念。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规则国内化的效率和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收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国际规则，同时将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国内经验和规则上升为国际规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并且已经做出一系列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到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其中G20峰会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33]
除此之外，中国还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区、制定具有国际内涵的国内规则等方式不断提升影响力，通过推动区域或多边合作等方式变革和创新全球治理机制，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向国际规则中更多地注入中国方案、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参与构建有效的、符合世界经济现实的、照顾到强国和弱国发展需求的国际规则，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34]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从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伴随国际分工的演进，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特征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些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
流动型开放属于“边境开放”，即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一种“边境后开放”，要求国内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的经济贸易规则相衔接、相协调、相兼容，注重制度“对接”、“创新”与“引领”。国内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和规则体系在改革中不断优化，在构建能够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规则体系的同时，打造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制度高地，而且能够适时“输出”国内先进的制度规则。[35]坚持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36]
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要求。国际规制合作不仅仅是规则标准的合作，而且还包括制定规则标准和执行规则标准的机构和程序以及监督规则标准执行的机构和程序等。随着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不同阶段的质量、安全和环境规则标准及其执行的机构和程序，都可能成为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当前，随着关税、非关税边境措施的消减和下降，不同的规则体系、规制标准和执行部门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边境后”（behind-the-border）贸易壁垒，成为影响国际商品和服务高效通畅流动的新型障碍，因而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势将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创新的核心。[37]
针对加强国际规制合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与世界银行联合发表的《有助于贸易价值增长的机会》（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Trade Value）一文指出，在全球价值链有关环节的规制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远远超越关税壁垒的影响，前者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约为后者的6倍以上，表明推动国际规制合作可以有效地提升国际贸易的效率和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际规制合作，反复强调世界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参与国际议程制定、建设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硬联通”以及规则标准建设的“软联通”。在国际规制合作方面，发达国家关注得比较早，如OECD成员国已经设计出一个规制协调和相互认可的合作体系，在《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协议》、CPTPP等自由贸易协定中也都包含了国际规制合作的条款。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和创新中，发达国家正在探索如何制定出更为严格的国际规制合作框架，因此中国推动和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要积极从强化国际规制合作着手，以准确把握国际规制合作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和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38]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路径抉择
开放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推进后疫情时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需要坚持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双轮驱动，积极引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中国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此外，还要加速调整优化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断提升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坚持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双轮驱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充分发挥多边机制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双轮驱动作用，顺应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大势，立足互利共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月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9]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体系是供应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路径。[40]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支持联合国朝着更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的方向改革。WTO是全球多边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完善WTO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口，利用WTO作为当前多边谈判重要基础的谈判功能，[41]充分发挥多边机制的作用，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充分磋商和谈判，以合法、正义的做法取信于国际社会，[42]参与并引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区域贸易协定是对多边体系的有益补充。区域贸易协定以其成员国数量少、议题进程推进快、成员国之间分歧相对小，成为当前主要的经济治理模式之一，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逆流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协定为世界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便利化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加入WTO二十年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高质量推进的潮流，积极与贸易伙伴共商共建自由贸易区，先后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进一步加大区域贸易开放程度。刚刚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将成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为中国进一步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规则提供了实验性平台。自2013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今，中国先后批准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大胆干、大胆闯、自主改”，在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改革创新以及法制化建设方面真正担当起了“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战略使命，是中国进一步对接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动力。
积极引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欧盟与中国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大国如何相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引领中美、中欧之间大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向前的基本前提，也是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积极有利外部环境的必然要求。
利用各种多边机制引导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稳定与否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和稳定有着重要影响。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43]中美关系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中美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使得两国关系在同一全球经济体系框架下复杂交织。从301调查到中美贸易摩擦，从新冠病毒政治溯源到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个人发起制裁，美国单方面倒行逆施的结果说明，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脱钩”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双方都将遭受巨大损失。
随着“东升西降”国际格局的日益明朗化，美国开始罔顾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要求，肆意提高关税、设置关税壁垒和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给中美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制造了严重的冲突，也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能力、也有实力主动担起大国责任，引领中美关系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在与美国的经贸往来当中，中国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引领中美政策对话，通过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实现中美在经贸领域乃至其他诸多关键领域规则和规制的接轨，减少贸易摩擦，利用多边机制构建中美战略框架，引领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稳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比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尽管当前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是双方存在高度互补的发展优势、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以及后疫情时代希望恢复增长的共同需求，因此中欧关系有着更强的韧性，即便是在疫情背景下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如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有力维护了中欧双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双方就绿色、数字经济建立新的高层对话机制，积极呼应了欧盟的绿色新政和数字转型；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更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市场准入门槛更低的经贸协定，为欧洲长远发展开辟了重要机遇。[44]
然而，中欧关系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2021年5月，受不实之词和虚假信息影响，欧方执意向中国发起单边制裁并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叫停了历经7年35轮谈判才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严重损害了双方的长远利益。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不仅应督促欧方恢复对我国的正确认知，还应努力寻求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减少经贸规则制度方面所引起的分歧。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完善的同时，通过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与欧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管理、电子商务监管等多方面实行规则和规制的接轨。除此之外，中国与欧盟都是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两大经济体为避免世界走向对抗和分裂，以及捍卫多边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后疫情时代更加复杂多样的全球性挑战，中欧更应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准确定位，继续维护作为多极世界中重要两极的共识，以协调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调整优化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此，中国亟需培养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并掌握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综合性知识，具有家国情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真正的全球视野的复合型国际治理人才。调整优化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形成国际治理人才培养国家战略。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是一项重要的政府工作，需要国家的政策指导和制度保障：应制定和完善国际治理人才相关政策，对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培训、派送、回国安置和福利待遇等做出系统性制度安排，鼓励和支持国际治理人才的成长。从政策上激励国际治理人才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工作，加强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人才培养合作，通过志愿者计划等途径让更多人了解和加入国际组织，开辟向国际组织输送治理人才的新路径。
第二，发挥高校人才培养作用。一是加强国际治理学科建设，建立系统的学科专业体系。重视国际治理学科专业建设，完善培养体系，设计和打造跨学科、综合性、复合型、全方位的专业和课程计划，开拓国际化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加强与欧美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校的国际合作；加强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培训，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注重实践能力与科研能力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培养有大局意识、全局意识、有担当、有抱负的有志青年。二是各高校应结合学科和专业优势，明确国际治理的主攻方向和重点目标，致力于打造人才培养基地。三是加强高校之间的横向联系，建立优势互补合作机制，共商国际治理人才培养经验，取长补短，资源共享，打造各自特色品牌，形成国际治理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规范和模式。[45]
第三，注重实践型人才的选拔。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大背景下，需要完善人才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应制定和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和选拔计划，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合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拔公共政策、法律、金融、卫生、教育、社会工作等领域的国际治理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第四，实施“五位一体”的国际治理人才创新培养模式。“五位一体”的国际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由理想信念、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国际合作和人才作用五个方面构成，将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理想信念放在首位，以理想信念开启梦想，以理论知识激发创新，以实践能力成于实干，以期达到培养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兼具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和精通国际谈判的综合型复合型国际治理高端人才的目标。[46]
结语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举措。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快速发展，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关于国际治理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就是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不断提高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能力，坚持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从融入全球化向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转变。在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中国需要坚持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的双轮驱动，妥善处理中美、中欧等大国关系，调整和优化高端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为实现国际国内规则的有效对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AZD103）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整理。
[3]来源于CEIC数据库。
[4]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1年秋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第5～6页。
[5][11]张二震、戴翔：《更高水平开放的内涵、逻辑及路径》，《开放导报》，2021年第1期。
[6]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7]慕振东：《从三张图表看新发展格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8月28日，https://www.ccdi.gov.cn/zghjf/202008/t20200828_224571.html。
[8]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21年1-11月全国吸收外资10422亿元人民币》，2021年12月1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112/20211203229178.shtml。
[9]商务部合作司：《2021年1-11月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21年12月2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2112/20211203231658.shtml。
[10]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12月2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112/20211203232113.shtml。
[12]俞立平、金珍珍：《双循环背景下技术创新对国内国际市场影响研究——基于对高技术制造业的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12期。
[13][14]根据UNComtrade数据整理。
[1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71854.htm。
[16]韩保江：《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3日，第16版。
[17]《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人民网，2022年1月1日，http://gs.people.com.cn/n2/2022/0101/c183342-35078507.html。
[18]《破除“修昔底德陷阱”的迷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第5版。
[19]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求是》，2020年第24期。
[20]刘伟：《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2020年8月5日，第1版。
[21]《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2020年11月3日，第2版。
[22]卢伟：《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战略再聚焦和战术再优化》，《北方经济》，2019年第3期。
[23]魏晓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6页。
[24]《朋友圈更大了！“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达172个》，商务部，2021年9月6日，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zgzx/202109/20210903195277.shtml。
[25]张燕玲：《“一带一路”五通目标的实现策略》，《前线》，2017年第5期。
[26][32][42]赵龙跃：《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
[27]《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7652.htm。
[28]《期待中国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人民网，2019年10月2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1029/c1004-31425356.html。
[29][30]赵龙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引领作用》，《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18年6月28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7868/38521/38529/Document/1632362/1632362.htm。
[3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民网，2016年9月29日，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929/c1024－28748164.html。
[34]赵龙跃：《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战略路径的思考》，《国际经济法学刊》，2018年第2期。
[35]戴翔：《要素分工、制度型开放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36]张智奎：《新时代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挑战与路径选择》，《国际贸易》，2021年第7期。
[37][38]赵龙跃：《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与创新》，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即将出版。
[39]《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年1月28日，第1版。
[40]张群：《真正的多边主义：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11月16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111/t20211116_5374969.shtml。
[41]赵龙跃、李家胜：《WTO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2016年第2期。
[43]《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网，2021年11月1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1/16/c_1128069524_2.htm。
[44]《王毅谈中欧关系发展方向——唯一恰当定位就是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外交部，2021年6月1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106/t20210601_9137405.shtml.
[45]赵龙跃：《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问题与对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6期。
[46]赵龙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理人才培养》，《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
Theoretical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Zhao Longyue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are to develop a globally oriented economy,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fully imple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post-pandemic era,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has taken a qualitative leapforward.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lead economicglobalization,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ules, step up opening-upbased on institutions. By adopting strategic approaches such as adhering to thetwo driving forces of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ctivelylea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US and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relations as well as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and assigning oftalents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hina will contribute more to creating anopen, inclusive,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that enjoys lasting peace, universalsecur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High-level opening-up,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opening, two driving forces
赵龙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治理、国际组织、国际经济谈判和中美经贸关系等。主要著作有《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对策》《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与创新》《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等。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