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资本是支配西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真正主体。金融资本积累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潜在的客观条件，也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推翻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观的阶级条件。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力图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却因为造成了更深刻的危机而使这种结合的必然性更加显著。金融资本帝国统治下，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日益强化，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日渐丧失，中间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日益逼仄，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脱离出来而与民主主义结合，民主主义运动又正日益寻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结合。金融资本帝国支配下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化、右翼民粹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都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西方 金融资本帝国 民粹化趋势 社会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8
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在各自集中的基础上互相寻求、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进而产生大货币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支配了产业、商业、银行、地产、国债、货币发行，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名副其实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利维坦”。金融资本的积累有三个逻辑，第一，生产性积累，即金融资本以社会生产过程的革命，以生产的革命、流通的革命、信用的革命为手段来积累。第二，寄生性积累，也即金融资本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投机、地产寻租、盗窃国库等方式而实现的积累。第三，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的偏移，也即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越来越替代生产性积累而成为主导性的积累方式。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反抗金融资本的主观的阶级条件，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力图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但是在金融资本帝国统治下，金融资本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的日益偏移，导致了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合法性危机，中间道路难以为继，社会民主运动日益活跃，社会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日益迫切。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使得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更为显著。
金融资本积累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
金融资本推动了技术革命、产业体系的社会化、社会生产者阶级的联合、经济管理职能从资本所有权中的分离，金融资本的资本配置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具体的社会再生产调节职能和经济计划职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准备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条件。
第一，技术革命。金融资本要通过技术革命、技术垄断来实现超额利润，再以超额利润到证券市场进行资本化，通过证券和股票来圈钱，所以金融资本是关心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产业革命不断推进，尤其是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的信息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最初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工场手工业发展了分工，分工发展了专门的工具，工具的结合产生了工具机，而工具机是工业革命的标志。由动力机构、传动机构所推动的工具机，就成为了机器，而机器又结合为机器体系，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的伟大突破。机器体系已经是个相对自动化的生产体系，人从旁看护，机器体系本身是自动的，只不过这个自动化不那么完善和彻底。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大数据、云计算、智力集成改造了传统的制造业，创立了新的产业部门，提升了社会生产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工厂越来越接近于无人工厂，自动化的生产体系可以长期、连续、精确地工作，可以克服人体的各种天然局限。人类自身的脑力劳动越来越向创造性领域集中。19世纪末美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目前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2%以下。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的内容丰富了，人类的活动逐渐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方向集中，这一切都为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生产力条件。
第二，产业的社会化。金融资本的精神、灵魂和目的贯穿在其对社会再生产各个领域的支配之中，金融资本是产业体系的组织主体。金融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在第一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第二自然，不断完善人类实践精神的物质器官。金融资本为了给过剩资本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探索大自然新的属性，创造新的产业，改造旧的产业，推动国际投资，促进国际分工，创造越来越丰富、发达的分工体系，创造相互连接越来越密切的社会化的产业体系。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对传统的农业、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生产的社会化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智能化的大企业实际上已经把生产组织起来了，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全天候采集、整理、分析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的详尽信息，组织、调配各种生产资源，开展有计划的生产，利用发达的智能物流系统快速配送，快速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大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把生产者组织起来了，这种组织既利用计划、市场，也利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利用低端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大企业之间的联系，也不妨碍中小企业相互之间发生竞争，他们竞争的目的是获得大企业垂青和订货的机会。在大垄断企业的支配下，小生产企业不再是孤立的小生产，而是作为跨国公司某一零部件生产者的小企业，虽然这样的小企业还是独立核算的，形式上是自由的企业主，但实质上其内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预先规定好了的业务关系、财务关系、信用关系，预先规定好了的业务范围、价格水平、利润空间等，所以这种小企业和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自由竞争市场并不完全一样。这些小企业的利润是可以由金融资本管控的，产业之间的这种内部链接关系、非完全市场关系正嵌合在金融资本作为主体所组织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
第三，社会生产者阶级的联合。随着金融资本所主导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社会生产者、劳动者的联合也越来越广泛，每个人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原子，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与这个产业体系发生关系而获得自身的生存条件，每个人都以这个社会生产体系为媒介而互相联系。大垄断企业的产业工人是社会生产者阶级的主体。信息技术为自由弹性的工作方式提供便利，使家庭办公成为可能。生产与消费场所分离的状态被改变。知识型劳动者消除了片面性的旧式分工，消除“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成为可能。人们自由、自主、自觉地参加生产劳动，全面发挥自身才能。小企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也是社会生产者阶级中的重要力量。金融资本不断消灭着小生产者，而新的小生产者又不断产生着。在金融资本的垄断之下，处于形式上自由竞争的中小企业的利润被压缩到相当于高级工人或者高级管理者工资的水平，他们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社会联合劳动者的一部分。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全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体的反抗与斗争由自在转为自为，使其进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
第四，管理者阶层和所有者的分离。“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1]生产社会化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加速分离。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中选出代理人阶层，给予他们更高的薪资和社会地位。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有能力把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优秀分子吸收过来、组织起来服务于自己，那它的统治就越稳固也越险恶。金融资本把越来越多的企业部门垄断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庞大的管理者阶层为它服务。金融资产阶级办大学，培养众多专业技术人、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为金融家服务。如果有一天美国发生社会变革，在对金融寡头的所有权改造之后，管理者阶层的很多职能和人员可以直接保留下来服务于新社会的建设。当然，管理者阶层也是分等级的。管理者阶层中越接近金融资本中心地带的群体，越是金融资本的积极代言人、越是金融资本的一部分。
第五，经济计划职能的集中化。金融资本把社会生产的支配权越来越集中到少数金融寡头的联合机构手中。金融资本的投资银行，既是投机的中心，也是计划的中心。金融资本不只是在股票市场赚快钱，它还谋划、选择或培植投资领域，考虑发展前景，掌握整个产业体系当中的各个部门，指导投资。投资银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中心，掌握着各个产业的发展状况，哪些是朝阳产业、哪些是夕阳产业，资本该怎么配置、该怎么投资，哪里最能赚钱、哪里风险最大，过剩资本去孵化哪些新兴产业，生产资料和资源在哪里，哪里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禀赋好，等等，这些信息都掌握在金融机构的核心中枢之中。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又以计划手段施行并购，推动垄断组织融合，使它们减少内耗，更好地为金融资本服务。金融资本要完成这些计划才能保证自身的垄断地位，才能赚取超额利润、垄断利润和创业利润。金融资本是主体，它的神经系统和各个必要的器官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逐步地成长起来并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计划中枢。金融机构的计划直接从属于金融寡头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银行家身兼多个职务，他们垄断了经济生活中最高级的职能。
金融资本积累为社会主义创造了主观的阶级条件
金融资本把资本主义引向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但在金融资本现实利益的支配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加强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手段。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工薪阶层被排斥、被边缘化，深陷失业、贫困和债务奴役的深渊之中。金融资本的积累造成了日益愤怒不满的人群，从而为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一，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把技术进步、经营组织垄断、地产和资源垄断、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对公共信用和公共部门的支配变成寄生性积累的手段。金融资本利用专利权、许可权和知识产权，通过贴牌向制造商和消费者征收“贡赋”。金融资本利用经营组织的垄断，通过定价权，对生产者和顾客进行双重盘剥。金融资本利用自身在经济生活中普遍的中介人地位，利用各种金融创新，通过公司包装、股票发行、证券投机、高利贷和各类欺诈，把现代资本主义引向了赌博经济，股市、期货、汇率、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成为金融“大赌场”中的“赌注”和“赌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2]。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还表现在对石油、矿山等的垄断特权，表现在基于地产的寻租性积累，表现在地产的资本化、证券化等领域。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渗透在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金融寡头是寄生在现代社会中的海盗，“是一群掠夺农业和工业生产并在一切方面奴役整个社会的匪徒”[3]。
第二，产业的萎缩。金融资本剥夺工薪阶层、中小投资者、生产者，使制造业成本增加，需求规模受限，这反过来导致生产过剩、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产业萎缩。金融资本给市民社会罩上一层密网，越收越紧。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寄生阶层膨胀，寄生人数越来越多。从属于金融寡头挥霍性消费的服务业不断膨胀，产生如高尔夫球场、赛马场、赌场等这些所谓的服务业，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依赖于金融贵族的奢侈性消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膨胀导致制造业成本增加。美国的电网成本是中国的21倍，地铁是22倍，桥梁是38倍。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人数相比于新的服务阶层越来越少。金融资本推动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对工人的替代，造成了更大的失业。大资本剥夺中小资本，中小资本又加剧了对劳动者的剥夺。根据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提供的数据，自1988年以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2010年，93%的美国国民收入流入了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手中。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导致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险等费用昂贵。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生产者阶级中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重新陷入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之中。金融资本向中小产业资本征收“贡赋”，这削弱了中小产业资本的积累能力；中小产业资本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这又缩小了社会总需求的规模，导致产业的萎缩。100年前美国的工业产值几乎占到了全球的一半；现在美国的工业产值只有中国的一半。
第三，债务负担的加剧。金融资本试图以信用扩张刺激消费，解决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对资本的增殖能力来说需求规模总是不够的，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常态。金融资本有钱，但产品总不能只卖给自己，所以金融资本就把钱借给消费者，即以信用消费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对金融家来说，信用有多重好处：其一，卖出产品、实现利润；其二，赚取了利息。信用表现为一种直接的信任，但是，信用又是和债务相联系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信用扩张造成了普遍的债务关系。在美国，中小企业、大学生、一般居民，都依赖金融资本提供的信用。金融资本提供信用的能力越强，越会把债务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金融资本通过信用经济以工薪阶层的未来收入为基础来刺激当下的消费，结果却导致了普遍的债务关系，在契约自由、法权自由的形式平等之下形成了新的债务奴役制的社会。信用制度和债务制度，使工薪阶层未来几十年的收入抵押给了金融资本。工薪阶层以利息交纳、按揭还款等形式，把自己的未来收入转变为金融资本的现金流。。
第四，产业萎缩和债务负担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使工薪阶级遭到持续的剥夺。金融资本一方面造成了再生产萎缩，另一方面造成了债务的膨胀，社会生产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的债务通缩危机。在一定阶段，信用扩张可以推动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刺激信用进一步增长，而信用的增长、负债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刺激社会再生产扩大，这可以看作社会再生产和债务经济相互发生正反馈的过程，在这种正反馈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还不那么明显。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依赖工薪阶层的负债能力，依赖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依赖产业的顺利发展，依赖工薪阶层的收入稳定性。但是，债务积累到一定的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债务就难以如期偿还，导致信用危机，信用危机反过来导致生产萎缩，而生产萎缩又导致债务更加难以偿还。也就是说，在一定临界点上，社会再生产的萎缩和债务的增加互相加强，就像社会患上了两种疾病，治疗一种疾病会加剧另一种疾病，两种疾病互相加强，最后导致系统崩溃，这就是金融资本崩溃的逻辑。
第五，生产者阶级对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抗。金融资本必然从生产性积累走向寄生性积累，必然导致寄生阶层人数膨胀、制造业成本增加、产业空心化、生产者阶级再度贫困化、社会等级化，这都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金融资本所推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成为加速工人失业、加速对工薪阶层剥夺的工具。工薪阶层在市民社会中遭到金融资本一次次剥夺，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变成了金字塔结构，底层人群越来越多。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中等收入阶层随着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不断加强而必然不断出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中等收入阶层中大量人口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大生产、技术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化等社会主义的潜在要素，在金融资本的手里都造成了深刻的危机和社会问题。社会生产者阶级联合起来，取得对民主政治的支配权，把金融资本所垄断的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废除金融资本的寡头所有制，剥夺剥夺者，剥夺寄生者，把社会从金融资本的盘剥统治下拯救出来，把金融资本的活动从私人手中夺回，重新置于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之下运行……只有把社会主义的这些潜在要素从金融寡头所有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联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这些因素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
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力图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
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国家分为作为金融资本工具的内部国家和作为公共权力的外部国家。金融资本建立了从属于金融资本自身的内部国家机器，即中央银行制度、财政制度、军事机器等。金融资本的内部国家不断剥夺公共权力，力图使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发生分裂，却最终使得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更为显著。
第一，金融资本对公共权力的削弱。金融资本主张大社会、小政府，限制人民主权的原则。金融资本害怕众意向公意转化，不喜欢人们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起来，而提倡每个人在原始契约的基础上相互妥协，人人互相宽容以达成契约。金融资本所主张的国家是底线共识之上的最小国家，这样的国家只具有人人共同裁可的权力，例如，保护生命安全、打击刑事犯罪、治理公共灾难，等等。人人都同意的内容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只保护人人作为理性人而同时具有的那些权利。如果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比如累进税，在金融寡头看来就不是天然合法的。金融资本不喜欢少数服从多数，金融资本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是破坏契约的，会导致多数对少数的强制，从而造成所谓“多数的暴政”。自由主义喜欢共和而不喜欢民主，喜欢洛克而不喜欢卢梭。托克维尔说，如果实行民主制度，一定会导致多数对少数的合法剥夺，这个少数指的就是寡头。金融资本防止大多数人组织起来。金融资本设计的民主政治也只是提供了每个人孤立的每四年表达一次自己的选举权，所以卢梭曾批判过英国的选举制度，认为英国人的选举权只意味着民众在投票那一瞬间是自由的，过了那一瞬间又沦为奴隶。金融资本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防止民主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不是主权统一之下的分权制度，而是对主权本身的分裂，是削弱主权的，事实上这也削弱了民主政治，削弱了民主政治监督和制约金融资本的能力。金融资本所主张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也即把所有人都作为抽象理性人同等地保护起来，这样，金融寡头就获得了和所有人同等的人权，在这样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权力就作为金融寡头的个人人权被保护了起来。。
第二，金融资本的内部国家。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表面上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实质上它是私人的银行、私有的中央银行。马克思曾犀利地分析过英格兰银行作为私有的中央银行如何滥用国家的公共信用转移、盗窃社会财富。在马克思之前，欧文也指出了英格兰银行的私人性质。“于是，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就成了英国的法定价值标准。……但不久就看出，采用了这种新的人为标准以后就产生了极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就使社会的繁荣与幸福任凭一个商业公司随意处理。”[4]金融资产阶级还通过捐款、资助和贿选的方式操纵议院，在政府机关中安插代理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游说集团、协会、智库团体等，影响和支配着国家。通过这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代理人、影子政府，金融寡头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例如，“日本经济再生本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建制改革会议”等相关组织均代表了日本财界和大企业的利益。警察、司法、军队，形式上都是公共权力，但实际上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操纵。政府权力的关键部门的执行者也来自金融贵族。华尔街支配了美国财政部、美联储、政府，公共权力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在金融资本的内部国家的支配下，公共权力只剩下表面的假象，形式上的公共权力成为了金融资本内部国家可以任意操控的木偶。
第三，金融资本内部国家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对社会的新剥夺。国家权力被用来推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维护大企业、大财阀、大资本家的利益。在美国，金融资本以公共权力负债的方式摆脱危机，即超量发行美元。金融资本把收益记在自己账上，把负担记在公共权力账上。通过国债制度，金融资本稳固地支配了国家。金融资本成为国家的债权人。在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家。金融资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印钱这种办法摆脱金融危机，没有几个金融机构破产，而对工薪阶层和劳动者的剥夺却在持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一直不断放水，避免现金流彻底断裂，并把危机转移到其他环节当中去，使危机更直接地表现为对工薪阶层的剥夺，靠剥夺市民社会来拯救金融机构。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的货币最终绝大多数又都打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越来越贫弱，不得不靠削减社会福利来满足金融寡头的贪欲。
第四，金融资本僭主政治的帝国主义性质。金融资本帝国的中心是美国华尔街，其权力辐射全球。美国金融资本帝国号称“新罗马帝国”，几大洋都是它的“内湖”。金融资本帝国的核心地带也没完全统一起来，美、日、欧相当于金融帝国内部的几个贵族共和制的联邦。在拉美、中东、非洲、东欧到处都有金融资本帝国的“代理人”和“诸侯国”。金融资本帝国分为殖民帝国和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是在殖民主义瓦解之后建立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只是形式上的政治解放，大部分地区的土地贵族、金融贵族都继续支配着当地的经济和政治。这种现象在拉美和中东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真正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金融资本帝国在各“诸侯国”的支持之下，支配着全球化。金融资本帝国以自由主义瓦解社会民主运动、阻止社会民主运动对公共权力的掌握、阻止公共权力执行改造经济基础的职能、把矛盾引向外部、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瓦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金融资本帝国使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相互对立，使国际工人阶级产生分裂。
第五，金融资本帝国力图却又不能够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金融资本积累导致危机，金融资本反危机的手段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分裂的鸿沟。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保障政策遭到破坏；贫困、失业和债务奴役，造成了社会的等级分化，造成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阶级大军，从而为社会革命、为社会主义准备了主观的阶级条件。金融资本把积累的负担转嫁给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金融资本以降息、减税、发行货币、削减社会福利的方式为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埋单，使得民众再次遭到剥夺。经济大萧条袭来，到处都是失业人口。工薪阶层在受到金融资本剥夺过程中又失去了公共权力的保护。生产者阶级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人们不再沉默而奋起反抗。阶级政治重新活跃，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分裂直接暴露出来。2010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先前一直被认为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
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推动了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
在深刻的危机面前，在愤怒的民众面前，右翼民粹主义从西方政治版图中崛起。虽然金融寡头不喜欢右翼民粹主义，但是为了阻止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金融寡头也表现出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的趋势。金融资本帝国自身正趋于民粹化。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形式，是金融资本帝国自我反噬的形式，是金融资本帝国反历史潮流的表现，也是金融资本帝国行将没落的形式。在金融资本帝国民粹化的趋势下，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遭遇危机，中间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日益逼仄，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脱离出来而与民主主义结合，民主主义运动也日益寻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结合。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催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
第一，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社会生产者阶级在金融资本的剥夺下陷入失业、贫困和债务奴役之中，不但失去公共权力的保护，还遭受金融资本僭主统治的新的剥夺，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民众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民众愤怒起来，右翼民粹主义在民众愤怒的土壤上发展了起来。右翼民粹主义直观地、直接地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其他人群。有些政客会利用民众自发运动的弱点，比如特朗普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民粹主义对政治投机的价值并利用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金融资本集团中也会有一部分分化出来支持民粹主义运动。面对阶级矛盾的凸显和上升，金融资本中的一部分势力，有意识地利用右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美国的金融资本虽然并不喜欢特朗普，但是发现特朗普至少可以使舆论不再指向华尔街，特朗普执政期间对华尔街友好，没有触动金融寡头的利益，而且成功地把矛头指向了其他替罪羊国家。这样，金融资本与右翼民粹主义就结合起来了。在金融资本积累导致的内部阶级冲突急剧尖锐的情况下，为了转移阶级矛盾和被统治阶级的视线，为了转移底层民众的视线，右翼民粹主义一定会崛起，金融资本一定会随着矛盾的尖锐转化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大金融资本对民主运动的误导、蛊惑和利用。右翼民粹主义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和种族。右翼民粹主义的特点是不触动大金融寡头的利益，把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转嫁人们对主要矛盾的关注——为了把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不惜采用非常残酷和极端的手段，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打击少数族群。右翼民粹主义有时候也批评金融资本的某些集团、某些方面、某些个人，但是并不批判金融资本的本质与核心利益。右翼民粹主义的这种表面的批评，是为了安抚和蛊惑底层民众。这些批评使他们可以装扮成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因而具有极大的蛊惑性。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强调共和、宽容、原始的契约。自由主义希望每个人信守自己的原始理性，反对激进化，为了约束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主义不断强调个人的法权、传统乃至宗教的纽带。自由主义离开生产关系把人看作抽象的理性个体。在现代生活中，人具有双重身份，从法权关系上看，人人都是平等的，从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来看，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但自由主义就是把内容拿掉、把生产关系抽掉，仅仅从法权上看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强调人人一致，可是一旦深入到生产关系，人人就都不一样，金融资本和一般的中小资本不一样，中小资本的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不一样，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不一样，但自由主义完全不看这些基于生产关系的差别，只抽象地强调人人一致。自由主义把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契约关系看作理性自由的运用、表现，家庭是契约、公司是契约、银行是契约、国家也是契约。符合契约的，才是合法的。从形式上看，契约表现为自由意志之间的互相契合，表现为契约主体双方的自主选择和决策，表现为对人权的运用；契约体现了人权，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契约论文化，是金融资本帝国的意识形态。金融资本的利益，有一个形式上的特点，就是这些利益都可以通过契约关系来实现，不需要通过中世纪农奴主那样的基于棍棒的权力。金融资本越发达，把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运用得越成熟、越充分，就越可以从容不迫地利用契约关系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金融资本不怕契约、不怕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正适合资本的统治。正是在契约关系之下，资本把生产资料垄断起来，支配了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国债市场，也正是在契约关系之下资本支配了公共权力；资本也不怕形式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契约，不怕国际法，只要允许金融资本去投资、去收购战略资源和银行，金融资本就不怕形式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契约就是金融资本活动的条件，契约论文化是金融帝国的意识形态。强调契约当中的选择权、人格权、人权，强调契约中人人都共有的权利，又会获得很多共识，获得普遍的认同，因此金融资本的利益就不会受到触碰。自由主义用抽象的人权、法权、契约自由来遮蔽生产关系，以公民政治掩盖阶级政治。自由主义瓦解社会主义，消灭公有制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没有阶级的概念，主张抽象的人人平等，以抽象的经济人观念来掩盖生产关系中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每个理性人，都有从理性中为自己自由意志立法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自身引导自身去遵守的一套社会公约和社会契约，但民粹主义不遵循这些。右翼民粹主义，就是以族群之间，尤其是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或者是民族之间的对立、文明之间的对立，重新强调身份政治。
第三，中间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难以为继。在金融资本帝国民粹化的趋势下，不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即抽象人的法权平等遭遇民粹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暗含的功利主义前提也遭到了否定。自由主义暗含的承诺是：法权自由能保证民众利益的实现，保证一个富足的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社会。自由主义把西方世界社会的稳定寄托在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自由主义有一个功利主义的支撑论证，就是形式自由之下，个人利益、社会利益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自由主义认为大家既然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那肯定也能发挥自己的禀赋。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是自由主义得以传播的土壤。中产阶级试图把自身作为有自我意识、有自由个性的个体确定下来，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禀赋，对自己的生活意志有选择能力、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资本主义是能够保障就业的资本主义，是具有开放性机会的、具有向上流动空间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要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良。中产阶级希望通过二次分配、福利体系来削弱金融资本积累的剥夺性，希望通过局部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来削弱金融资本内部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支配，希望通过立法限制金融资本的垄断和投机。随着金融资本剥夺性、寄生性积累的发展，随着贫困、失业、债务的普遍蔓延，中产阶级要求改良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实现改良的条件则越来越苛刻。中产阶级希望国家约束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却向国家转嫁危机，把垃圾债券国有化，以量化宽松、增加国债来救助金融机构。中产阶级希望国家能增加社会救助和福利，而国家却在金融资本支配下变得越来越贫弱。
第四，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向。右翼民粹主义把民众的愤怒引向其他族群，以身份政治模糊和淡化阶级政治。金融资本帝国的右翼民粹化转向，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发展到新的高度，使危机日益深化。右翼民粹主义要掌握民众运动，需要其自身向更极端的方向转化，需要右翼民粹主义在牺牲其他族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兑现其蛊惑民众的承诺。在历史上，右翼民粹主义是通过向法西斯主义转化，通过加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战争狂热而试图不触动金融资本的利益来蛊惑民众的。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再次鼓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战争狂热，已经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右翼民粹主义发起反移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鼓吹新冷战。但是，金融资本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发起的这些“新冷战”都具有两面性，都具有自我损害性。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没有实现制造业回流、工薪阶层地位改善、美国再次伟大等蛊惑性承诺，反而进一步减轻了金融资本的税负、加强了国家作为金融资本最后贷款人角色、加剧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削弱了国家的社会救助和福利职能。虽然仍有很多民众支持特朗普，但是更多的民众与右翼民粹主义分离，转而支持桑德斯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美国2020年大选中，中左翼联盟获得了不俗的表现。尤其在佐治亚州，特别是在地方一级，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我们的革命”、独立社会主义者、工人家庭党等左派候选人在选票上胜出。“我们的革命”候选人赢得了76％的选票。这使统治阶级大为震撼。人民运动为制定、实施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方案奠定了基础。
第五，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运动的再度结合。美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2021年4月9日，美国共产党在其官网刊文，提出“是时候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了”。文章分析了美国当前的选举现状，分析了在党内选拔和培养候选人的重要性，呼吁为选拔候选人作准备。美共提出把关于共产党候选人的竞选作为2021年党建讨论的一部分，作为全国、各地区和俱乐部的讨论内容，同时强调党的候选人要从社区和工会的斗争中走出来。美共认为，如果不选拔候选人，美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应该始终强调候选人从社区斗争中走出来的重要性；应该研究2022年和2023年可以在哪里进行主要的地方选举，并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精力在一两个候选人身上，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并将资源投入竞选活动中去；应该就包括恐吓选民在内的压制选民问题进行讨论，并制定一项使选举法更加民主化的方案；应该与其他左翼组织和政党结成联盟，集中精力进行备选，集中打造几场竞选作为全国竞选的重点；与其他党派结盟时，不应该放弃独立性，不应该放弃党的阶级路线。美共认为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改革。除了美国共产党出现这种复苏迹象，英国共产党也有好的表现，英国共产党和工党的重新联盟也给英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希望。除了英美这样的金融资本帝国核心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带的活跃也成为了潮流。当然，金融资本帝国中心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困难。工人阶级的政党要首先获得明确的理论意识、纲领目标和组织基础，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也需要在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才能获得更明确的理论意识、纲领目标和组织基础，才能真正走向复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复苏是世界社会主义复苏的一部分，其面临的一系列独特的困难将在美国金融资本帝国的进一步衰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中逐步获得解决。
小结
金融资本积累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试图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却因造成了更深刻的危机而使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更加显著。一方面，金融资本积累推动了技术革命、劳动社会化、生产者阶级的联合、管理职能从所有权中的分离、经济计划职能的集中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客观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积累又造成了制造业的成本增加、社会再生产的萎缩、工薪阶层的贫困、失业以及沉重的债务奴役等，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日益激烈，为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主观条件。金融资本帝国削弱人民主权，剥夺公共权力，僭越公共权力，分裂民众，试图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庇护和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使工薪阶层的困境加剧。面对民众的愤怒，右翼民粹主义崛起，金融资本帝国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力图以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掩盖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阶级政治。金融资本帝国的民粹化，是金融资本帝国走向反历史潮流的表现，是金融资本帝国自我反噬的形式。在金融资本帝国民粹化的趋势下，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遭遇危机，中间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日益逼仄，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脱离出来而与民主主义结合，而民主主义运动也日益寻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结合。金融资本帝国支配下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右翼民粹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历史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BKS087、20&ZD052）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2页。
[3]《傅立叶选集》第3卷，汪耀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2页。
[4]《欧文选集》第1卷，柯象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10页。
The Revival ofthe Socialist Movement under the Populist Trend
of the WesternFinancial Capital Empire
Song Chaolong
Abstract:Financial capital is the real factor that dominate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ofthe Western bourgeoisie.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not onlyprepares the potential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socialism, but also creates thesubjective class conditions for socialism to overthrow financial capitalism.The rule of the financial capital empire tried to prevent the combination of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socialism, but the inevitability of thiscombination was stronger because it caused a deeper crisis. Under the rule ofthe financial capital empire, the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has been strengthened day by day,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constantlyworsened, and the right-wing populism has risen. Under the impact of right-wingpopulism, neoliberalism has been losing legitimacy, the reformist road of themiddle class has continued to narrow, the mass movement is separated frompopulism and combined with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sincreasingly seeking to be combined with Marxism again. Under the control ofthe financial capital empir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beralism to right-wingpopulism and from right-wing populism to socialism are inevitable.
Keywords:Western, financial capital empire, populist trend, socialist movement
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金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社会生产方式的二重结构》《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等。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