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近代思潮有着深厚的文明基础。古希腊哲学创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维模式，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西方传统下的政治思想发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原则，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奠基于这种哲学传统。罗马在事实上承袭了古希腊大部分的文明成果，使得西方文明在传承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有了新的载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论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又一精神源泉。最终，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相融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风靡思潮的现实土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既体现在它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中，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内核基础上，现代国际社会演化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如下三种表现形式：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以及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三种表现形式面临着世界文明的多元挑战，造成了许多现实的矛盾和纷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 形而上学 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2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近代思潮，但是它的产生根源却要更加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精神及其文化形塑。在历史上，虽然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习惯以自身所处的境遇为中心来建构自己的观念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但是往往都只停留在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中心论或者中心意识上，并没有形成一种“主义”。只有现代化以来的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推动下，才形成了一种成体系的“中心主义”思潮。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中心主义”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世界化大生产所推波助澜，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传播，并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主义活动，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承发展产生深层影响。它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自说自话”和话语表达，更是广泛存在于那些在近代以来遭受西方文明冲击和影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当中，甚至已然成为那些受到西方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地区和国家的最大精神文化参考系，并一度为许多非西方文明圈的后发国家所接纳。在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在发达工业文明的掩护下，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话语和意识形态倾向，对世界多元文明发展和世界历史的繁荣进步造成深层影响。
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根源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内含着深层次的思想基础和独特的历史源流。要理解西方中心主义，首先要理解西方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和西方精神的深层机理，亦即理解西方哲学的精神内核。
西方文明的根在古希腊，它的哲学传统创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维模式。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创了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传统，其最大特点就是方法论上的形式逻辑与认识论中的本体论预设。形而上学虽然并不直接产生中心主义思想，但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却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引向一个抽象的、至高的确定性存在，进而在意识领域促成一种适宜于形成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框架。例如，在柏拉图看来，作为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是规范、范畴和概念的综合，存在一种理性的、按照“善”的原则来支配的完满世界，把“善”视为可知世界的“太阳”，认为它是“所有可见事物的可见性的创造者”[1]；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是其形而上学的集中表达，在他看来，“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的东西”[2]，它在一切意义上都是最初的，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3]。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后世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缔造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某一最高形式的抽象存在视为万事万物的起始，这便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表征。
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则进一步将形而上学思维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指出“首要存在者就是其他存在者的原则”[4]，从而把这种形而上学思想中追求“中心”的意义推到极致。在形而上学的追思下，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烈的非此即彼特点，它的对抗性随处可见，对于原子、基质等世界“本原”的追求，在他们的观念中深深植入了一种对确定性的“中心”的执着，亦即，万事万物都来源于一个向外不断扩展和发散的中心原点，而万事万物也只不过是对这一确定性的中心和本原的“分有”。形而上学执着地追求着规律、命运、尺度等方面的必然性解释，追求着思想和世界的本质性论证，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相辅相成，以一种立法者的权威方式和姿态面对着世界的万事万物。
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西方传统下的政治思想发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原则。尤其是在西方率先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优势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持下，对其信奉的普世价值开启了过度推崇的世界历史进程。具体表现为，以其西式文明的“同一性”拒斥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及文明的“差异性”；以其形而上学和宗教教义所认定的“中心”和“自我”排斥其他文明，并将西方以外文明视为“非中心”和“他者”。如此一来，一种在西式自由主义和福音教义框架下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被最大化地输出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建构起一种以西式现代化为母版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寻求着人类社会普遍的存在意义，妄图塑造一种以普世价值为中心的同一性世界，并将这一体系视为最崇高和毋庸置疑的人类核心规范。如亨廷顿就认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5]这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性观念。
按照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福音精神，西方文明在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对绝对标准的标榜中，不断将自身的文明“果实”向外输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传统、意识形式和价值内容不断以强加或植入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区。然而，这种“同一性”追求最终带来的却不是一个童话般的和谐、完满的世界，而是与之相反，它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所裹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着动荡、矛盾与冲突。西方世界的这种中心主义谋划，把自身文明不加区分地“倾倒进不断的分裂与复苏、斗争与矛盾、模棱两可与极度痛苦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之中”[6]。
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源流
在古希腊这个推崇真理、渴望求知的起点，智者们缔造了西方文明最深层的中心主义和唯我主义精神内核。正如吉尔伯特和库恩所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所做的一切，“均是力图在人类活动的领域内捞到一个较高的地位，即统治者的地位”[7]。个人如此，城邦和邻国之间的关系亦如此。希腊的政治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对统治者腓力说，“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8]。他一生都在为建构一个具有统摄力的“希腊帝国”而奔波，这一信念也多次掀起了“泛希腊化”的政治浪潮。“希腊帝国”的精髓就在于对内民主与对外殖民，它是日后欧洲帝国殖民主义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9]作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人之一，亚里士多德也以同样的方式教导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提出了算得上是最早的以希腊为中心的“中心主义”政治论调。亚里士多德指出：“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了。”[10]
虽然古希腊时期已经出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式和精神萌芽，但是无论是伟大的城邦雅典，还是昙花一现的帝国马其顿，都没有最终成功地塑造一个持久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型政治共同体。这意味着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文明虽然怀揣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但是尚不具备世界性传播的社会历史基础，其更为广泛的文明影响力至少在罗马以前受到了极大的地域性限制，这种情况直到罗马帝国建立才有了质的改变。虽然罗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蛮族”，但是它在事实上承袭了古希腊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使得西方文明在传承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有了新的载体。事实上，“罗马帝国就像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国境以外的世界有着相当的优越感和恩赐态度”[11]。真正促使西方文明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开端正是罗马，它缔造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具有超凡的政治影响力。这也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拥有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和丰厚的客观物质基础。在戴克里先时代，作为事实上西方文明载体的罗马帝国开始正式接纳基督教的宗教教义，由此，在古希腊形而上学与罗马的基督教普世主义传教精神的合力之下，西方中心主义在最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拥有了宗教信仰上的理论合法性。
自此之后，一方面，传教士们以罗马教廷为中心，开始了他们带有普世理想的传教活动。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的融合，产生了大量诸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著名的神学思想家，他们以古希腊哲学为思想源泉，通过理性论证使得宗教信仰在世俗中得到了合理性加持，大大加深了宗教精神对于西方文明的深层影响，不仅肇始了西方文明的后世发展，还正式开启了西方文明走向世界、推行自身普世主义价值观念的历史先河，并由此大肆宣扬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伴随着思想和物质上的条件成熟，西方中心主义的上层建筑观念指导了现实的殖民主义政治实践，并进一步衍生了更大范围的殖民扩张。例如，中世纪时期高举基督教教义之传教大旗的十字军数次“东征”，其本质也是欧洲强国以自我为中心向外进行的殖民掠夺。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理论家拉塞尔·柯克所指出的，“透过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犹太人对圣约和律法的理解散播到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后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散布到整个世界”[12]。
在历经漫长的中世纪神权洗礼之后，西方文明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并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然而无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之后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明从根本上依旧延续了古典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内核以及基督教的绝对一神教的教义精神，更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主流社会追崇“同一”、反对“多元”的观念意识。在工业革命的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的殖民和剥削逻辑下，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西为主”“以西为尊”的全球话语体系，打造了一种牢固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和资本强国的军事基础之上的扭曲的历史叙事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手，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掩盖下，一跃成为最为优秀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优胜者。这也让西方各民族的优越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在资本主义的裹挟之下，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后果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和殖民活动。近代以来，在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地区，随处可见西方殖民者的身影，殖民者们对殖民地地区资源的大肆掠夺，罪恶的奴隶贸易，尤其是对一些原住居民部落的灭绝行为，正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3]与之相对的，是西方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开始公开标榜西方文明的进步性、优越性和中心性，如法国学者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欧洲“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的《魔鬼的政治史》，就是这类观念的典型代表作；而诸如人文主义者波丹、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等，也都是推崇欧洲文化优越性的典型代表人物。
20世纪以来，韦伯、雅斯贝尔斯等人的西方中心论史观大行其道，而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等，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代表作品。就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而言，绝大多数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追求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过程中都曾一度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原因，提出了世界的发达文明在西方的文明观。例如，日本著名哲学家福泽谕吉就曾这样讲道：“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14]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如汤因比等人，提出了反对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直至今日，历史学界始终没能从根本上避除“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这最终表现为，在过去的近五百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认知中，现代化几乎约等于西方化，这便牢牢巩固和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代言人，西方中心主义愈发呈现出在资本主义强国内部的共识和泛化，并进一步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念。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叙事之下，世界上各主权国家只要出现政治动荡、经济落后和文化不昌等迹象，都可以被归结为没有遵循西方价值观和规则的必然后果。例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石油危机等战后重大国际历史事变，都被视为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等作对的必然后果。在此情形之下，福山等人的“历史终结论”获得了极大的话语市场，西方的发展模式被神化，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进程被强势打断和诋毁，现代化发展被言说成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西方式现代化。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形式及其弊病
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一切“主义”都有着自身的理想和原则。[15]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被公认的“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既体现在它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中，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内核基础上，现代国际社会演化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如下三种表现形式：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以及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些表现形式无一不揭示出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纷争与困扰。
首先，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导引下，诸如亨廷顿等人就认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16]。这种由文明的“中心主义”所关联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并非个例，甚至在整个西方文明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主要文明体之间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稳定建构之间都被普遍地认为是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关系，而这正是西方文明由来已久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当其他文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类似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讨论在西方世界更是不绝于耳。在西方传统的文明论者看来，假使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文明之间的冲突尚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而没有扩展到全球范围，那么在21世纪进入工业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就越发地扩展成为全球范围的广义事件。除了地区性矛盾以外，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矛盾频出，而其中给予“文明的冲突论”者无限遐想的焦点就集中在广义上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更具体地说，就是集中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即便在工业文明以后东西方都表现出共同的现实追求，但是仍旧无法掩盖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传统价值认知差别。除了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世界所坚守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之外，更深层次的碰撞还存在于中华文明的文化根性与西方文明的传统意识之间。基于此，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被许多别有用心者解读为世界性的对抗关系，而各个地区局部的矛盾与冲突也被理解为地区性的文明冲突。
其次，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价值相称相合，其宗教精神中的普世主义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涌向世界各地，与世界其他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产生矛盾冲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本身就来源于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选择，即认为一种事实上由“最为正确而优秀的”西方文明为主导来控制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要比由其他文明各自发展出来并最终拼凑形成的人类历史整体要更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文明的自身发展体系当中，尤其是它的宗教传统里，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则进一步与市场化经济和世俗政治融合在一起。现今，西方文明仍然在广义上处于基督教文明的辐射之下（新教广布于英美以及北欧诸国，天主教主要分布于南欧和拉丁美洲，东正教主要分布于东欧国家）。尤其是新教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与基督教在伦理价值上产生了深度结合，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和普世主义精神传统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工业全球化生产的带领之下持续扩散，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向着“西方中心主义”不断发展。在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从未将西方以外的世界视为与自身同质，其往往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强调西方文明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进而将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以现代文明的先进性来回补其宗教教义当中的普世性，进而扩展至其制度领域和顶层设计上，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选项，同时具有最为普遍的优越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方的民主战略。西式民主成为西方对外输出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形式，在他们的民主战略支持下，北非、中东、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发生政变，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发挥其“长臂管辖”的“优越条件”，对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富汗、也门、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利比亚、洪都拉斯等国家实行“民主帮扶”，这其中有些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培养其政治代理人，有些则是干脆扶植一个军政府，从而实施分裂主义，为建立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不择手段。究其根源，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们迷醉在其宗教普世主义价值传统中的现实表现和变相政治手段。
最后，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带来了西方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有些地区甚至直到今天仍然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存在。在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一些国家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和主权，但实质上仍受制于西方。尤其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西方凭借其传统的文化输出战略，依然占领着许多已去殖民化地区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实际上这也构成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即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殖民，再以非西方地区的西方中心主义认同反哺和巩固自身的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其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来支撑其文化霸权，反过来又以文化霸权来巩固其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合法性地位。换言之，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表现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它势必在那些已然觉醒的被殖民地区造成广泛的影响，而在那些传统文化较为深久的地区，这种殖民主义的软实力入侵势必遭遇地区文化的反弹和反抗，进而持续激化地区矛盾。这也同时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之间多边主义、和平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维护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西方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同时构成其霸权体系强权政治的意识基础。在这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主义之下，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综合来看，世界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不可违背，以西为尊、西方独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西方中心主义在某些地区仍旧愈演愈烈，但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容阻拦。随着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后发国家不断加入寻求自身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之路上来。提倡多元、反对一元，提倡多边、反对单边，提倡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等等，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不得不面临的世界性社会共识。与之相较，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mgczd006）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6页。
[2]《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
[3]参见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4页。
[4]T.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J. P. Rpwan trans., Dumb Ox Books, 1995, p. 731.
[5][1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203、36页。
[6]［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页。
[7]［美］吉尔伯特，［德］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8]［古希腊］伊索克拉底：《致腓力辞》，《古希腊演说辞全集》，李永斌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第122页。
[9]参见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0～361页，原文位于《政治学》1327b-1328a。
[11]［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12]［美］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14]［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王桂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页。
[15]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责 编∕赵鑫洋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逆转：中国共产党百年重大危机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