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文帝文教改革以江南文化为标尺，起到了缝合内部分歧、确立改革目标的重要作用。借由改革所建的门阀体制，北魏的江南认同通过士论进一步促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精神融合。江南认同由此成为北魏民族融合的重要观念基础。
【关键词】北魏 民族融合 江南认同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以江南文化为标尺的孝文帝文教改革
孝文帝改革是推动北魏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变革。一般认为，太和十四年之前的改革由冯太后主持，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才开始主导改革。若从改革的内容来看，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大多完成于太和十年以前。从太和十年开始，改革主要集中于礼制领域，如定朝廷礼服，起明堂、辟雍，定乐章，迁都洛阳等。按《魏书·高祖纪》的记载，太和十年以后的诏册均为孝文帝所撰，可知改革所触及的深层次文教问题其实大都由孝文帝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的文教改革并不仅仅体现了他自身的政教理想，而是由切实的时代问题所推动。这一时代问题是北魏在统治了中国北方大半个世纪后，如何建立融合胡汉的新国制以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文教改革正是其中最具统摄性的环节，涉及国宪与民心。正因如此，孝文帝所面临的文教问题不只是鲜卑人与汉人间的文化差异，还包括汉人士族之间的学术争端。在迁都之前的太和十二年至十五年间（488-491），围绕禘、祫、圆丘等礼制问题，汉人士族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致于孝文帝不得不遣使江南，以期通过引入江南典籍来解决北魏的礼制问题。关于孝文帝向江南借书之事，不仅《南齐书》予以记述，出土于清朝清光绪年间的《李璧墓志》也有记载，著名文学家王融撰写了很长篇幅的疏文来陈述己见。孝文帝的文教改革是牵涉南北朝历史走向的大事，以致于南朝也不得不高度关注。
借书江南发生在太和十三年（489），两年后孝文帝派遣“特有公输之思”的蒋少游充任副使，密令他考察建康宫殿楷式，为建筑洛阳宫殿作准备。南齐研判出蒋少游的谍侦动机，但仍然允许蒋少游返回北魏。此后洛阳的宫室制度皆出于蒋少游之手。由此可见江南文化对于北魏改革实具有标尺作用。孝文帝之所以选择洛阳而非邺城为新都，也是为了让改革不为河北士族所左右，故选择以江南文化为融合胡汉、实现大一统的价值引领。在这个意义上，江南从未外在于北魏，孝文帝改革乃是当日中国南北元素汇聚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孝文帝主动直接从江南引入典籍与宫室制度外，南齐也每年“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通过遣使聘好向北魏展现江南的人物风流。太和七年至十八年间（483-494），南齐向北魏遣使十二次。其中两次出使的刘缵得到北魏君臣的一致赞誉，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刘缵的出使对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成员刘芳之官运也有影响。刘芳为刘缵族弟，为冯太后所罚后恰值刘缵至，于是被冯太后擢升为兼主客郎负责接待。按《魏书·刘芳传》的记载，太和九年（485）刘缵出使后，刘芳为中书博士，后又任中书侍郎，成为孝文帝革变旧风的决策参与者。接待刘缵的另一兼主客郎甄琛，他对刘缵的器貌念念不忘，时常叹咏之。在甄琛六十余岁时，刘缵的后人入洛，甄琛迎娶了其孙女。这成为北魏的佳话，朝廷专门下诏为其婚礼给予厨费。
南齐使者的到来，给北魏君臣留下了关于江南文化的直观印象。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孝文帝甚重齐人，每有南齐使者到来，均亲相应接，申以言义。他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太和十七年（493），南齐名士王肃投奔北魏，迅速成为孝文帝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对于孝文帝优礼王肃的缘故，陈寅恪先生认为：“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孝文帝所渴盼的，为“其宗贤之流风遗著”。王肃出身江南第一流高门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的人物风流自魏晋迄于宋齐代代不绝。王肃之父王俭更贵为南齐宰相，长于礼制。故陈寅恪先生说王肃“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魏书·王肃传》在记述王肃北奔后在邺城拜见孝文帝的场景时，特意描绘了王肃的风仪，说他“辞义敏切，辩而有礼”，“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王肃的言谈举止、思想观念均得到孝文帝的高度认同。孝文帝初见王肃便“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以后日益器重礼遇，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亲贵旧臣莫能间也”。王肃用刘备诸葛亮的关系来形容二者间的亲密，“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
仿学江南与北魏胡汉贵族的精神融合
孝文帝的文教改革为江南文化在北魏的传播培育了社会土壤。无论汉人士族还是鲜卑贵族，皆以江南名士风度为仿学对象。《魏书·王肃传》记载了王肃的侄子王诵获得声誉的故事。王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疏秀”，从而让“百僚倾属，莫不叹美”。王诵的语音与风度，体现了江南高门的文化教养。由出身琅琊王氏的王诵在百僚中宣读诏书，这一安排本身便表明了北魏朝廷认同江南文化的态度。在这样的时政语境下，江南的名士风度成为百僚叹美、仿效的对象。
即便是在南朝门阀序列中位居末端的家门，当其子弟奔北后也成为北魏君臣欣赏、仿学的对象。如裴粲，他出身于河东裴氏，以“善风仪”闻名于世。晋宋之际刘裕北伐关中时，河东裴氏南迁，南齐时已经成为豫州豪族。在齐明帝夺位的政争中，裴氏是其重要的军事支持者。东昏侯即位后，南齐政局混乱，裴氏降魏。在南朝的门阀社会中，河东裴氏属于晚渡的侨姓家族，在政治上难入高流官序。在门风上，裴氏尚武，难以跻身名士圈。然而对于北魏君臣而言，裴氏的文化面貌已足以满足其对江南士风的企羡之心。这是裴粲以“善风仪”著称于北魏的社会背景。
凭借“风仪”，裴粲在政坛上化险为夷。裴粲曾得罪了握有大权的高阳王元雍，元雍含怒等待他的到来。按《魏书·裴粲传》的描述，裴粲会见元雍时“神情闲迈，举止抑扬”，元雍的目光为他所吸引，不知不觉缓解了怒气。等到坐定后，元雍对裴粲说：“相爱举动，可更为一行。”于是裴粲便下席为元雍重现了进来时的神情举止，并从容而出。又有一次，裴粲拜访清河王元怿，刚刚下车便遭遇暴雨，裴粲并不因为大雨打湿衣服而改变神情举止，仍旧容步舒雅。元怿令人持盖为之挡雨，并向左右之人感慨：“何代无奇人！”后来宣武帝听说裴粲善自标置，也想观赏他的风度，派遣使者到裴粲家传诏，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派遣了多位使者。裴粲家人不明原因，全都感到恇惧，唯独裴粲十分恬然，神色不变。宣武帝得知后为裴粲的从容恬淡而欣赏感叹。
在仿学江南的时风下，河北士族很快习得了江南人物的容止风仪。如出身范阳卢氏的卢元明，《魏书·卢玄传》载其“风彩闲润，进退可观”。卢元明的进退风仪为临淮王元彧所钦爱。中山王元熙见到后，引用东晋名士王恭的名言来赞誉卢元明：“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鲜卑贵族不仅能够欣赏河北士族身上所具有的江南文化因素，而且还对江南的文化典故十分熟悉，借以阐发自身的文化见解。
鲜卑贵族借用江南典故赞誉本朝名士，还有清河王元怿之例。《魏书·刘芳传》载，刘芳从子刘懋“器宇渊旷，风流甚美，时论高之”，元怿爱其风雅，经常目送他离开，并说：“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元怿此语引用了宋明帝赞誉褚渊的典故，宋明帝认为褚渊仅凭迟行缓步便能得宰相之位。刘懋出身彭城刘氏，祖、父皆在宋明帝时期出仕，并有名位。元怿引用宋明帝时期的典故，既盛赞刘懋本人，也对其家门仕宦表达了尊敬之意。
这些事例表明，经由孝文帝的文教改革，鲜卑贵族已经具有了非常深厚的文化教养，他们与河北士族在认同江南文化方面别无二致。正是以江南认同为基础，北魏鲜卑贵族与河北士族之间才会发生精神融合。
门阀体制：江南认同促进北魏民族融合的一种作用机制
在鲜卑贵族仿学江南人物风流的过程中，孝文帝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崔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记载，元显和为司徒记室参军，时任司徒的崔光评价他说：“元参军风流清秀，容止闲雅，乃宰相之器。”崔光将鲜卑贵族元显和视作名士，并按江南盛行的玄学观念予以期许。崔光对人物的评价与其政治地位有关。《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二年八月条，整理出孝文帝改革所倚重的人员名单，王肃、刘芳、崔光皆名列其中。崔光与刘芳一样，都是在北魏占领刘宋青齐地区后被迁徙至代地的“平齐户”，他们在文化面貌上更接近江南。崔光跻身孝文帝决策圈的时间大致在太和十年至十七年间（486-493），这正是孝文帝着力推行文教改革的时期。孝文帝以“高才大量”来评价崔光，并认为他会在二十年后当上司空。宣武帝、孝明帝之时，崔光长期居于政治中枢，并且领齐州大中正。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建立门阀体制，中正在门阀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品评人物正是中正的职责所在。
为崔光所品评的鲜卑贵族还有元彧。崔光对他的评价是：“黑头三公，当此人也。”意思是元彧在黑发的年纪便能当上三公。据《魏书·太武五王传》，尚书郎卢道将对吏部崔休品评了元彧及其从兄安丰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说：“三人才学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卢道将、崔休之所以具有评价三王的权力，乃因其身居选官的职位，对三王的仕途有重要影响。鲜卑贵族被纳入官僚体制之中，接受门阀观念的审视，这正是孝文帝改革的结果。
在门阀体制中，吏部依据中正的评定授官，中正则须采摘清议。门阀居于士论的中心，既垄断中正之职，又操纵舆论，其价值观念得以贯穿到选官的诸多环节中。孝文帝改革的举措是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纳入同一门阀体制，由此一来，无论鲜卑贵族还是汉人士族，他们的仕宦生涯均须受到士论的深刻影响。元显和为济阴王小新成之孙，起家为司徒记室参军，居于第一流高门的清流官序中，府主崔光的品评自会对其仕宦生涯造成影响。元彧等人作为宗王无须中正品第，为超品，一般以四品官起家。尽管如此，他们仍处于士论之中。元彧等三王被时人比较评价：“三王楚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魏书·太武五王传》）所获清望也会影响其政治前途，获取盛誉的元彧起家便被拜为前军将军、中书侍郎。
元彧之所以获得优于元延明、元熙的评价，乃在于他更加“风流沉雅”。《魏书·太武五王传》还记载了元彧之“姿制闲裕，吐发流靡”为王诵所心醉忘疲之事，特意指出“琅琊王诵有名人也”，意在表明元彧的“风流沉雅”是受到江南第一流高门认可的。评价元彧等人的卢道将出身范阳卢氏，崔休出身清河崔氏，均为北魏第一流高门。元彧的“风流沉雅”得到琅琊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一致的赞誉，表明南北高门在认同江南人物风流方面已经达成了一致，这种价值共识还通过门阀体制重塑了鲜卑贵族的精神风貌。正是借由门阀体制，江南认同在北魏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
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④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⑤牟发松：《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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