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前我一直以为：老百姓将钱存入银行（储蓄）是好事，可支持国家建设。可上大学后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凯恩斯说：经济大萧条时期所以出现普遍的失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老百姓喜欢往银行存钱，令消费增长跟不上收入增长。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消费品生产过剩。
说实话，自己在大学求学整整10年，对这类观点不曾怀疑过。尽管上世纪70年代西方陷入“滞胀”后，学界千夫所指，凯恩斯成为众矢之的，而我认为是西方国家用错了药方。我对《通论》产生质疑，是1998年，当时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国内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而中国却有惊无险，很快度过了危机。
面对大规模失业，中国能有惊无险，当然是政府应对得当；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存款”。我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作过调研，访问过下岗职工。职工反映，下岗后政府发了救济金；加上自己有些存款，才供得起孩子上学。一语点醒，让我意识到“储蓄”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回北京后，我写了《凯恩斯理论的疑点》一文，对“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提出质疑，并对“储蓄”与需求的关系作了分析。可不承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对中国高储蓄群起攻之。
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美国代表又公开指责中国高储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作了回应，我也写了《美国指责中国高储蓄毫无道理》，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自1992年至2009年，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为何20年前美国未发生金融危机？10年前也未发生金融危机？只能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高储蓄无关。
以上说的是往事，回头再说现实：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出口，不断制造贸易摩擦，而新冠肺炎疫情又雪上加霜。面对双重压力，2020年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调用消费带动投资。于是“高储蓄”再度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高储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而要扩大消费，必须将“高储蓄”降下来。
看来，人们对“储蓄”存在不小的误解，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前面提到的“东北下岗职工”的例子足以说明，“储蓄”对家庭具有一定的“缓压”功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储蓄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看，储蓄并不会抑制或减少总需求。何以作这样的判断？让我从两个角度作分析：
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居民为了取得利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存入银行（储蓄）；银行吸收储户存款后，需给储户支付利息。我们知道，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利润来自存贷利息差。银行为了追求多盈利或避免亏损，会立即将存款贷放给企业。如此一来，储蓄则通过银行转化成企业投资，社会总投资需求会增加。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若某人增加银行储蓄，他的当期消费会减少，但社会总消费未必会减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贷款。当社会上投资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时，银行会将“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贷款。于是，张三的“储蓄”转化成了李四的消费，此消彼长，总消费需求不会变。第二，是“生命周期假说”。此假说认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会等于他一生的收入。这是说，“储蓄”是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平衡”消费的理性安排。
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并且举例子反驳说：美国和中国各有一个老太太，两人的消费观念不同。美国老太太年轻时不仅不储蓄，反而从银行贷款买了房子；中国老太太却喜欢存钱，直到退休才买房子。这样，美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自家的房子，中国老太太退休后才住上自己的房子，明显地吃了亏。其言下之意，中国老太太年轻时就应像美国老太太那样，不储蓄而贷款买房子。
这个例子确实有迷惑性。可我想追问的是：美国老太太贷款买了房子，每月是否需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后是否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中国老太太将钱存入银行有利息收入，收入增加是否可以买更多的新衣服，或者增加旅游、健身等方面的消费？再有，租房住与买房住都是消费，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怎能说储蓄就一定减少消费呢？
最后总结本文结论：储蓄不过是人们对现期消费与远期消费进行权衡后的自由选择。有人希望增加未来消费，今天愿意储蓄；有人希望提前消费，愿意从银行贷款。逻辑上，只要银行将存款全部贷出去，无论储蓄率多高，皆不会抑制国内总需求，所以高储蓄不应受到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