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前我一直以为:老百姓将钱存入银行(储蓄)是好事,可支持国家建设。可上大学后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凯恩斯说:经济大萧条时期所以出现普遍的失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老百姓喜欢往银行存钱,令消费增长跟不上收入增长。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消费品生产过剩。
说实话,自己在大学求学整整10年,对这类观点不曾怀疑过。尽管上世纪70年代西方陷入“滞胀”后,学界千夫所指,凯恩斯成为众矢之的,而我认为是西方国家用错了药方。我对《通论》产生质疑,是1998年,当时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国内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而中国却有惊无险,很快度过了危机。
面对大规模失业,中国能有惊无险,当然是政府应对得当;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存款”。我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作过调研,访问过下岗职工。职工反映,下岗后政府发了救济金;加上自己有些存款,才供得起孩子上学。一语点醒,让我意识到“储蓄”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回北京后,我写了《凯恩斯理论的疑点》一文,对“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提出质疑,并对“储蓄”与需求的关系作了分析。可不承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对中国高储蓄群起攻之。
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美国代表又公开指责中国高储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作了回应,我也写了《美国指责中国高储蓄毫无道理》,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自1992年至2009年,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为何20年前美国未发生金融危机?10年前也未发生金融危机?只能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高储蓄无关。
以上说的是往事,回头再说现实: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出口,不断制造贸易摩擦,而新冠肺炎疫情又雪上加霜。面对双重压力,2020年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调用消费带动投资。于是“高储蓄”再度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高储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而要扩大消费,必须将“高储蓄”降下来。
看来,人们对“储蓄”存在不小的误解,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前面提到的“东北下岗职工”的例子足以说明,“储蓄”对家庭具有一定的“缓压”功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储蓄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看,储蓄并不会抑制或减少总需求。何以作这样的判断?让我从两个角度作分析:
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居民为了取得利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存入银行(储蓄);银行吸收储户存款后,需给储户支付利息。我们知道,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利润来自存贷利息差。银行为了追求多盈利或避免亏损,会立即将存款贷放给企业。如此一来,储蓄则通过银行转化成企业投资,社会总投资需求会增加。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若某人增加银行储蓄,他的当期消费会减少,但社会总消费未必会减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贷款。当社会上投资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时,银行会将“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贷款。于是,张三的“储蓄”转化成了李四的消费,此消彼长,总消费需求不会变。第二,是“生命周期假说”。此假说认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会等于他一生的收入。这是说,“储蓄”是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平衡”消费的理性安排。
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并且举例子反驳说:美国和中国各有一个老太太,两人的消费观念不同。美国老太太年轻时不仅不储蓄,反而从银行贷款买了房子;中国老太太却喜欢存钱,直到退休才买房子。这样,美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自家的房子,中国老太太退休后才住上自己的房子,明显地吃了亏。其言下之意,中国老太太年轻时就应像美国老太太那样,不储蓄而贷款买房子。
这个例子确实有迷惑性。可我想追问的是:美国老太太贷款买了房子,每月是否需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后是否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中国老太太将钱存入银行有利息收入,收入增加是否可以买更多的新衣服,或者增加旅游、健身等方面的消费?再有,租房住与买房住都是消费,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怎能说储蓄就一定减少消费呢?
最后总结本文结论:储蓄不过是人们对现期消费与远期消费进行权衡后的自由选择。有人希望增加未来消费,今天愿意储蓄;有人希望提前消费,愿意从银行贷款。逻辑上,只要银行将存款全部贷出去,无论储蓄率多高,皆不会抑制国内总需求,所以高储蓄不应受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