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在保持原典精神的基础上，从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理论风貌诸方面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闻一多所著的《唐诗杂论诗与批评》对郭沫若所著的《女神》进行了评论，其中的一些思想和提法，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仍有启发。
一
闻一多一方面积极肯定郭沫若的诗是新诗的代表，是“时代的肖子”，把握住了时代之精神，喊出了青年人的心声。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女神》地方色彩之缺乏，“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闻一多在这里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详细分析了郭沫若的诗时代精神之体现：一是动的精神。“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二是反抗和革命的精神。“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的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色了。”三是崇尚科学的精神。《女神》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不仅见于形式上的，而那“讴歌机械的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四是世界主义的精神。“科学的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而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像今日这样鲜明的。”而《女神》所用的方言，所称引的民族，所运用的地名，都不同于旧文学。五是希望的精神。他说：“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和消极。然而人类的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的动作。”这挣扎抖擞乃是绝望之下人类的本能和奋力抗争。闻一多认为，正因为郭沫若的诗把握住了以上时代精神，抒发了时代青年的苦闷心声，才赢得了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
与此同时，闻一多又特别指出《女神》地方色彩缺乏，并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分析指出其缺乏的表现和原因。在闻一多看来，“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创造中国新诗的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在他看来，作为新诗代表作的《女神》，其欧化的表现在于，一是诗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二是诗中夹用了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究其原因，作者创作时的环境——日本，正是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此外，最根本的还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为此，他强调中国的新诗，“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是翻译的西洋诗”。他还针对当时对所谓“新”的就是西方的，这一普遍存在的偏狭的理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对于新诗意义的理解差别问题。在闻一多看来，新诗当然是新的，但这种“新”，“不但新于中国古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二
闻一多对时代之精神和文化使命的认识与把握，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的。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整个社会陷于一种异常严重的文化价值失范境地，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发生严重的危机。呼唤新的文明，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需求上的迫切主题。而重建中国的文化传统，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秩序，从根本上克服中国文化精神的危机，自然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中来到中国，它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文化潮流，以其巨大的理论穿透力量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并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批判与分析中掌握了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消解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满足了他们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救国良方的希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旧知识分子寄望的西方梦破灭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了胜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五四以降，在中国文化各领域几乎都存在着话语系统和知识谱系方面的“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以西代中”的尴尬状况。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从诗歌创作的维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也充分意识和把握到了中国历史文化潮流及其时代主题，他呼吁新诗人要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这样创造出的作品才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他的呼吁，正是从诗歌创作方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和文化任务作出的初步思考和回答。需要指出的是，闻一多1923年提出的对于新诗的理解和创作法，和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可谓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他提出的“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和转换，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和当代价值。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也多少存在着话语形态的疏离，即“西洋人说中国话”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它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整个人类文明时代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土壤滋养中产生的，有着自身的文化致思趋向和品性，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和启蒙精神。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个话语建构和转换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重视和研究不够，这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努力探索和解决好的历史课题。
有学者认为，现在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既不是揪住“中国原创性”的辫子不放，也不是要回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原点，而是如何去选取其中的合理内核，针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加以创造性的综合、发展与重建。如此，则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话语将会更具世界眼光、更富现代意识、更有理论活力。
三
一段时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总以为“西方的”“新的”就是好的，而缺乏充分的冷静和理性，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细致地实证调查研究的热忱，因而也就很难使其研究能够充分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而话语的转变和建构也并不是脱离其内容和现实世界的纯粹话语“转变”。它需要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科学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以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这是话语建构的基础；通过吸收和改造传统哲学，赋予其新的特性，是话语建构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中西文化，在思想方式上，不能犯形式主义的错误，不能“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看到它“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看不到或讳言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一面，决不是科学的理性的文化自信，而是一种盲目的自大。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不能搞厚古薄今，更不能以古非今。
当然，对于西方文化，我们也有一个科学对待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是对一个国家有无文化自信的考验。唯有自信，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才能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自觉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认识和思考的过程中，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往往超过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
显然，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从理论上都可为世界价值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消除对中国文化之隔膜，积极整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又对外来文化加强分析、鉴别，择善而从；既加强自身文化的再造吸收能力，又积极把握时代之特点和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