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网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已经从实践上有力回击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谬论，但是，从理论上深入阐明现代化的道路分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优越性，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侯惠勤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刊发署名文章《人类现代化历史过程的道路之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成功开拓，但它是否可以复制、是否引领时代潮流，仍待说清。现代化为什么不是西方化，仍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阐明的问题。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始于资本主义而成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它注定被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跨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必须运用唯物史观掌握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跨越西方以单一的“启蒙精神”、普世的“世界祛魅”为个人主义正名的语言陷阱。
现代化是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似乎是普遍的共识。但现代化有无目标之异、道路之别，则争论不休。最重要的观点是两种：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始于资本主义而成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两种对立的观点，源自两种对立的历史观：西方自由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个人“解放”基础上的私有化经济、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投票民主下的政体和利己个人主义价值观组成的一体化社会。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唯一“样板”。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现代化是生产力社会化、全球化基础上人类社会的一体化过程，包括阶级、国家和私有制的消亡，各民族和文明的互学互鉴、交融发展，全面交往下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等。因此，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终将超越资本主义，汇入共产主义前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拓，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
现代化的道路分野是当今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之一。抹杀道路之争的意义，鼓吹现代化是一个没有道路分野、没有主义之辨的普世过程，是西方意识形态及其追随者的立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和斗争是个可笑的伪命题，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诸如贫富分化等问题并非资本主义独有，“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而也就必定是一个“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的过程，不存在“姓社姓资”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已经从实践上有力回击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谬论，彻底粉碎了把我国现代化引入所谓“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的“西化”图谋。但是，从理论上深入阐明现代化的道路分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优越性，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现代化为什么必然始于资本主义而又超越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历史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推动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形态产生的根源。因此，“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很不充分的阶段，阶级的划分及私有制的确立、三大差别的存在及社会对立、人的片面发展和道德的波动等，有助于积累财富、改进技术、拓展交往、积淀文明成果，因而是这一历史阶段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常态，也是黑格尔所说的“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较高的阶段，阶级社会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将逐渐耗尽，人类必将开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历史。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是通过现代化的过程具体呈现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分野和交替。
毫无疑问，生产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化配置，以及人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力，是生产力最大化的趋势。资本主义是在私有制形式下能够最大限度接近生产力这一趋势的生产方式，它推动了社会化生产力的形成。资本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开创的社会化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
资本借以拓展社会化生产力的手段有：用世界市场的力量打破各民族的地域分割，促进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范围不断地进行优化组合；用不断创新的方式解放生产力，从生产工具到流通方式，从管理模式到服务保障，都处于永不停顿的变革中；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解放劳动者，使之成为与资本一样，可以“自由”流动、“自愿”出卖劳动力的独立个人和交易契约方。正因为如此，资本成为第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力量。现代化始于资本主义确有其历史必然性。
资本作为第一种真正的世界性力量，不但无可阻挡地向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渗透，消解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启了全球化经济，而且向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区域渗透，推动形成世界性的民族关系。起初，资本的着力点是拓展统一的、具有无限容量的世界市场，通过倾销商品，把一切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卷进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真正的拓展来自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金融资本的统治。“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人类历史因此真正成为了世界历史。
黑格尔指出：“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发展的必然性可以合理地推出内在的决定性，因而着眼于历史必然性的发展就一定包含着内在否定的意义。事物都是自我运动、自我实现同时也是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而且这两种倾向的推动力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表现。
实际上，资本主义虽然是一种世界历史的存在，但它却是以撕裂社会、撕裂世界的野蛮方式谱写世界历史。要跳出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必须借助于另外的世界历史性力量，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现代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锻造出的与资本相对立的又一世界历史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开创了通过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世界历史，因此，被发达资本主义打压的后发展国家，理所当然地汇入了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曾以令人吃惊的魔力呼唤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其永不停息的扩张，把一切地域和历史要素卷入自身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是因为，资本的活力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必须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压缩生产成本，尤其是挤压可变资本。通过自杀的方式激发自身活力正是资本的对抗本性。
资本在其发展中，必然遇到两个由自身制造、因而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无限广大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的需求，然而它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度攫取又必然造成市场的不断萎缩。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始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二是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持，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高素质（包括人文素质）的人，而资本的主导性逻辑恰恰使人物化，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遭受物役化，拜物教作为生存方式，等等，使人的异化问题日益严重。资本在摧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发展的创新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片面的、丢弃根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却根本颠倒了人的发展和物的增长的关系，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而是片面追求物的增值。这种颠倒性，根源于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所概括的两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正源于此。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个特征中引申出的“颠倒”，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颠倒。我们知道，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就在于它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于它本质上是劳动产品。因此，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可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却是“为卖而买”。“为卖而买”从客观上看使生产和消费的脱离成为可能，因而内含了经济危机的隐患；而从主观上看，则造成了人和物关系的颠倒，商品的为人性质被掩盖了，呈现出来的是物和物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引申出的“颠倒”，就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的“颠倒”，或者，是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根本“颠倒”。由于“劳动被假设是在工资雇佣劳动的形式上，生产资料被假设是在资本的形式上”，因而不仅资本被当作会自行增值、会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运行，而且工资雇佣劳动也被最终归结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而完全遮蔽了其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存在。这样，资本主义就确立了以资本逐利为中心的经济模式，人的发展完全从属于物的增值，物质财富的无限丰富多彩和人的发展的片面贫乏在所必然。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它注定被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代。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世界历史转变，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世界历史性力量，而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潮流则更是历史的必然。
出路是道路选择的根本标准。因此，走什么路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通过实际行进、看是否走得通而不断开拓出来的。近代以来，中国一开始不仅没有排斥资本主义，而且是习惯性地一再追随资本主义，直到头破血流、走投无路。原因在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的全球性扩张，不是人类平等交往的扩大，而是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为追求的剥削关系的全球化，其结果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全球殖民化。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成为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外的又一基本矛盾。中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抛进了“世界历史”，不但没有获得现代化的新机遇，反而陷入了家破国碎、水深火热的深渊。
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也由此培植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勤劳刻苦、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然而无可否认，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是落伍了。在日渐腐朽的封建制度束缚下，不仅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逐渐枯竭，优秀文化传统也日渐被愚昧、麻木、自大、封闭等落后的国民性遮盖了。鸦片战争的炮火，打醒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唤醒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然而其目光都毫无例外地转向了西方。“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跟在西方的后面，始终找不到出路。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规模空前。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运动的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原因何在？孙中山先生一语道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然而民众何以“唤起”、“平等待我之民族”在何处？中山先生也未能解决。于是，“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可见，中国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因为此路不通。
我们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弄明白，中国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行不通的原因在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已经丧失了自发自然地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机遇。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形成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极其野蛮的方式进行的，因而需要一些历史条件的支持：如还拥有防止因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对抗，可能导致社会无法承受的负面效应从而向国外转移的空间，以避免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以致崩溃；拥有还能承受疯狂逐利的掠夺性开发的生态环境，不至于出现经济整体性的毁灭；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和依附关系，没有形成垄断资本支配的贸易规则和市场控制，因而还留有自发自由竞争的余地；等等。这些历史条件在19世纪末对于非资本主义地区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这就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自发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原因。而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集中爆发，使得它们必须面对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的局面，独立自主向现代发达国家跃升的困难重重、前途渺茫。
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国家发展基础，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可能变为现实。努力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加以自觉利用，形成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道路开拓的历史和政治前提。“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还是牺牲别人、发展自己。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捆绑别国的发展，前提是不平等，后果是两极分化、不可持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扩张极大地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历史条件的重大差异，也形成了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格局。能否依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能否真正独立自主的关键，更是真正的现代化和虚假的现代化的分水岭。“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祈盼天上掉馅饼，而是要站在理论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上高瞻远瞩，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鉴，以历史潮流为据，以造福于本国和世界人民旨归去踏踏实实开创。从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以两极分化为动力到以共同发展为激励，从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要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发展道路。
我们由此不难发现，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真正难在如何依靠自己奠定现代化起步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出这一步靠的是对内对外的疯狂掠夺，其历史一再证明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说到底，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靠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而要做到这点，又只能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用科学信仰的力量激发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精神。事实证明，在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主义社会，不可能开拓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谓“市场经济只能靠追求自利最大化驱动”的人性逻辑，所谓“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修昔底德陷阱”，所谓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使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展示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汇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不仅显示了自身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日益引领潮流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大步赶上时代的同时不断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跨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三、如何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斗争焦点。不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使已经开拓，也会被淹没在“西化”的浪潮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都被归结到“学习西方”上，就是明证。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内在地包含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不动摇，必须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穿西方意识形态在现代化问题上设置的“语言陷阱”。语言是对现实的描述，“语言陷阱”源自现实的复杂性而设计的语义混淆，意在掌握话语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最容易混淆的现实，它们往往统称为“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意识形态”；资本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世界历史性”力量，它们的社会立足点都是“人”，都高举“自由个性”旗帜。于是，它们似乎都能统一在“启蒙”“现代性”等话语方式中。但是，表面上的相似性掩盖不了实质上的对立。以“人”这一出发点的根本对立为基础，衍生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一系列根本价值观的对立，决定了两条根本对立的现代化道路，这是问题的实质。因此，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跨越西方的“语言陷阱”。
首先要明确，没有单一的所谓“启蒙精神”。西方启蒙运动的主旨，提出了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要用人权代替神权，用科学理性代替信仰主义和愚昧迷信，相应的价值观就体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应当看到，西方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其反封建的愿望是真诚的，其针对教会神权和世俗专制主义的目标也是准确的，但由于阶级局限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其思想“悖论”及其谬误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启蒙就其本意，就是要解除奴役、侮辱、蔑视人的一切关系，确立人的自主自由本质。教会神权和专制政权是压在人上的两座大山，因此，用科学反对神学，用民主反对专制就成为启蒙运动的主题。可是，什么是科学？照搬自然科学的科学理念，不要说解决科学信仰问题，即便是宗教信仰，它也奈何不了。当代西方社会宗教、科学并存的二元精神结构，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西式启蒙运动的幻灭。而在什么是民主的问题上，启蒙运动就更加混乱不堪。
需要肯定的是，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虽然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出生造势，主要着眼于形式民主，但作为革命时期的理论，却也没有完全排斥实质民主。比如，卢梭就提出了民主并非形式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要体现“公意”即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数。他还反对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政治构架。但是，由于世界观方法论的缺陷，启蒙思想家始终无法形成科学的“公意”概念。这种不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而又代表且引领民意的人民意志，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在实践中贯彻？确实难倒了他们。归根到底，“人民”因被视为个人的集合体而虚化，“公意”因实证化而纯粹的形式化。随着资产阶级的蜕变，民主的虚假性得以确认。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熊彼特提出的“投票民主”被西方广泛认同，并成为衡量所谓民主国家的“普世”标准。这一倒退，是西方民主的严重蜕变，也是今天西方“民主政体”危机的根源。单纯的形式民主无法保证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无法防止一党之私、一国之私对民主的绑架和操纵，因此，无法防止民主变质，成为少数人实施假民主的遮羞布。
事实证明，历史观决定了民主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阐明历史活动的人民主体的同时，也合理地解释了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观。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当然离不开个人，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既然个人在具体历史活动中总要受到确定的物质界限、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局限于“人自身”的孤立个人就不可能成为历史活动的现实主体。而只有体现了这些物质生产活动总要求、体现了具体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才是现实的历史活动者，只有推动物质生产活动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这就是人民主体论。个人本体论的个人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抽象的个人”，就在于这种个人自以为历史是由他自由选择、任意支配的产物，就在于这种个人从脱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历史制约的抽象人性及其需要出发谈历史的创造，因而是唯心史观幻化出来的虚假人。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普遍观念（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依据，这就是人民利益所代表的具体历史时代的共同利益。它“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人民利益推动着历史前进，而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也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并奠定了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人民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不能化约为个人利益，因而民主等共同价值也不能从个人权利本位上去理解。历史活动的正义性和道义性就来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狭隘性，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把“启蒙”视为单一的“普世”话语，目的在渗透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不仅如此，价值观是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因此，宣传“普世价值”就是为在中国推行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鸣锣开道。它对此毫不掩饰：“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严格区分两种对立的历史观下的“启蒙精神”，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前提。
用所谓“现代性”阐释“启蒙”，把它解释为思想上的“祛魅”，是西方意识形态设计的又一“语言陷阱”。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和必然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支配着现代人的生存品性和生存处境。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理性化”导致的就是“世界的祛魅”，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价值和意义体系的颠覆。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由此，在传统社会，世界上每一事物都可以在“伟大的存在之链”发现其内在的目的和理由，事物的存在与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不可分割。它的本质与目的决定了其存在。“世界的理性化”摧毁了这一“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把人的生活分裂为两个截然区分的领域，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分别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事实领域由工具理性支配，拒斥价值信念，排除私人性，严守价值中立，只接受法律和社会性规范的约束，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的“职业人”。
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并没有弄明白传统社会的“魅”在何处。如果我们承认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它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或价值之链也不是什么谬误。问题仅在于这个价值体系是“上帝”的杰作还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宗教，但不否定世界的统一性、规律性，因而不认为个人的价值仅源自其“自身”，而是源自人的社会性，这样才有超越个人直接需要的理想信念问题。由于韦伯一类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因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有意义的”整体归结为“宗教的构想”而一举予以击碎。由此可见，所谓的“世界的祛魅”，实际上是把世界碎片化、价值个人化，是用个人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
不难看出，这一描述，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真实写照。所谓由工具理性支配的事实领域（或叫公共领域），包括公权力、“法治”等都严守价值中立，这是何等的公正。然而，这一领域并非“价值真空”，而是个人主义当道。把社会差别转化为个体的自然差别，堂而皇之地用“合乎人性”操纵民主、法治，正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本位”是其学术用语）的妙用。而把信仰问题完全归结到“私人空间”，又从根本上打压了超越个人主义的科学信仰确立所必需的公共空间。“现代性”话语下的“世界的祛魅”，其资本主义性质何其鲜明。需要指出的是，至今我们一些学者还在津津乐道的、作为现代化“普世模式”的所谓“现代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个多么可笑的虚假概念。任何企图抹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分野的话语，就是要引导人们认同“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
但是，把现代化过程的“祛魅”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作为现代化“标配”的说辞，有一个“护身符”，即所谓“只有个人主义能够消解封建的人身依附，而集体主义则只能反资而不能反封”。这样，反对“依附性人格”、彰显自由独立人格就成为个人主义的一张“王牌”。因此，必须接受“世界的祛魅”，就成为西方自由个人主义者的共同立场，其代表人物有伯林、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但他们的批判对象已经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他们不厌其烦地宣称，“祛魅”使人类一劳永逸地摆脱了普遍性、一元化的价值权威的束缚和强制，人的自由活动空间的拓展和选择权利的增强，是人的重大解放。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恐惧。
实际上，这里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封建的人身依附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全部吗？马克思主义对此作了否定性回答。在它看来，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只是一种“政治等级”关系，体现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资本主义维系的则是“社会等级”关系，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不平等。启蒙运动反对政治等级和门第等级，反对根据血统来决定社会和政治地位，这是必要的，但不够。它并不反对社会不平等，不反对由金钱、劳动或社会分工而形成的阶级等级、金钱等级，不希冀消灭阶级差别，这是根本的缺陷。在存在着阶级、金钱等级的情况下，人谈不上做自己的主人、也谈不上自由发展。被剥削者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姑且不论，即便剥削者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人，资本家也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物的依赖关系”社会，把“物化的个人”称为“无个性的人”。不消灭阶级剥削，不破除“商品拜物教”，谈何“个性自由”？因此，真正的消除“人身依附”“依附性人格”，必然要引导到对于阶级社会的否定。因此，以消灭阶级为追求的共产主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彻底颠覆了封建主义，根本不存在反封建“失效”问题。其二，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个性”？哈耶克的解释令人费解但还算是经典：“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从字面上看，他的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人，能够自在自我，但他没能讲清楚什么叫作“强制”。公开的思想专制和恐怖主义容易识别，但通过国家“软实力”的思想控制如何识别、如何抵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并不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可是它还是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哈耶克所推崇的自由主义不就是资本力量渗透进个人内心的一种“强制”力量吗？所以，“个性自由”不在于泛泛谈论“反控制”，而在于“让思想冲破牢笼”，超越阶级社会的私有观念。
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个性”的实现必定是“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结果，而不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产物。于是，问题就转变为人怎样在现实中得到自由、实现平等，成为社会的主人。这里有一个必须明辨的问题，即所谓声称“不依附任何社会力量”的自由个人主义人格更独立、精神更自由，还是自觉依靠人民、在人民面前“无我”的共产主义者人格更独立、精神更自由？与此相应，是固守自我、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崇高，还是不断超越自我、刻苦改造小我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崇高？毫无疑问，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回顾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及其道路之争，我们深切感受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可行，根子在于怀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怀疑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两个彻底决裂”的科学结论；从方法论看，就是离开客观真理抽象谈论“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的精神支点从科学信仰转向抽象人性，从科学理论转向“工具理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个人主义在一些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折射出其革命意志衰退。因此，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切实把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落实在严格的世界观自我改造上。
作者介绍
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学科带头人。曾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哲学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国家出版基金评委，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评委，国家教材委思政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特聘教授。
作为首席专家，先后主持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全国博士生思政课教材《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国家重大内部委托课题及多项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等。2005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三等奖。此前，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曾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在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