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之“圣”？《礼记注疏·礼运》曰：“万人曰杰，倍杰曰圣。”圣人，就是德才兼备、举世无双的人。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圣”的医者只有张仲景。医圣这个称号不仅是对他高超医术的褒扬，更是对他仁心大德的高度赞誉。张仲景为后世医者树立了楷模和典范，他的善德善心善行，千百年来也一直被人们铭记、传颂。
学医少年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河南南阳涅阳县人。他生活的东汉末年，战争频繁，瘟疫肆虐，百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瘟疫流行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张仲景所在的涅阳张氏家族，原本是个枝繁叶茂的书香世家，却在瘟疫的摧残下枝零叶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追记这段惨状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国难家难的悲惨景象深深刺痛了幼年的张仲景。10岁那年，张仲景学习《史记》，当他看到书中记载的扁鹊具有能起死回生的神奇医术后，当即立志学医，以解百姓遭受的疫病之苦。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各种医学著作，继承《内经》以来的古典医学智慧，广泛比较推敲各派医家的治疗方案，打下了扎实的医术基础。本郡有一位叫张伯祖的名医，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张仲景慕名拜师，由于他学习刻苦，把上古的神农、黄帝、岐伯、伯高，中世的长桑、扁鹊，同时代的公乘阳庆及仓公都当作自己的榜样，向他们学习，又深切关心百姓的疾苦，这样的仁心仁性感动了张伯祖，便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张仲景尽得其传，医术精进，“识用精微过其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坐堂太守
张仲景的父亲曾在朝中做官，因承袭家门，张仲景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仕途，后官至长沙太守。太守是一郡之长，每天都有大量公务要处理，但他仍以治病救民为要务。在汉代，官员不能随便进入民宅。但不接近百姓，又怎能为他们治病？为此，张仲景放弃了自己的“沐假”，每逢初一、十五，他就打开衙门，让求医的百姓进来，自己就在公堂之上，挨个为百姓治病，这就是“坐堂行医”典故的由来。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将医生出诊称为“坐堂”。
对待求医的百姓，张仲景总是悉心诊治，尽心尽力，不嫌污秽，不避恶臭，对穷人往往舍医舍药，从不收取半点财物。为抵御横行的瘟疫，张仲景不仅坐堂行医，而且经常根据时疫的具体情况，预先令人按方配好大量药包，散发给百姓备用。又在堂前支起大锅，煎制预防疫疾的药汤，供百姓随取随用。
一年冬天，正赶上严冬骤冷，刺骨的寒风裹着江上的潮气袭来，百姓身染寒疫，双耳冻得稀烂。张仲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耗尽家资买来大量面粉和羊肉，令人把祛除寒疫的药材配好，和在温补的羊肉里，用面团裹成一只只耳朵的形状，再用大锅煮熟盛给染疫的百姓吃，“娇耳”就是饺子的雏形。百姓吃了张太守送的“娇耳”，药到病除，双耳发暖，耳朵的冻伤就好了。相传“娇耳”被张仲景研发出来的那天正是冬至，以后每逢冬至，中国人都要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吃。
著书医圣
在神医太守张仲景的努力下，长沙疫情大解，然而其他地方仍被疫病困扰。对此，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下决心要把疫病的根源和治法研究透，留下一部医学典籍，以供后世苍生之用。他以自己毕生行医的临床经验为本，博采现有中华医家名籍之要，对民间采用的针刺、灸烙、按摩、坐药、浸足、舌含等治疗方法也一一加以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终于写成了临床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开创中医辨证施治方法论的医学巨著。它为疗治疫病而生，因此带有“广谱抗疫”的特征，它针对疫病的不同情状，分析其起病原因与发病阶段，一一提出精准对策，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各类瘟疫进行系统破解的医书。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针对各类疫病的发生、发展及其间的各种症状演变进行分析、归类和提炼，先“辨证”，再“论治”。他区分疫疾侵入脏腑经络的深浅、阴阳气变的盛衰、病势起进缓急的变化、病人有无宿疾及体质强弱等因素，将疾病分为6大症候群。以6大症候群为统领，逐项细分，然后根据不同病种因病施治、对症下药。
《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家学术之大成，其中的“辨证论治”的思想，被后世中医学家奉为圭臬。此外，书中还收集了数百个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不愧为历代称颂的“医方之祖”。在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使用的中药药方“清肺排毒汤”，便是由《伤寒杂病论》中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和射干麻黄汤这四个方子化裁而成。
除了集经典的医疗配方、精深的医疗思想于大成，《伤寒杂病论·序》中还有一句“经典”——“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对待病患不分贵贱，只为疗救，这在当时是何等可贵的观念，这也正是时光流转千年，人们一直尊崇铭记这位神医大德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