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防安全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国之大者”，与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等其他“国之大者”历来有密切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果断部署下，确保支撑国防安全的“国之大要”坚实有力，为国防安全各方面的“国之大计”的合理布局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器物和制度保障，为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国之大者” 国防安全 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国家事务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如果巨细无遗地排上治国理政的日程，“眉毛胡子一把抓”，可能让决策者焦头烂额甚至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决策时必须聚焦国家事务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聚焦“国之大者”。
具体来说，“国之大者”应符合三个特征。第一是全局性，即对国家的中心任务有全面而又重大的影响，或促成其实现，或掣肘其实现，甚至颠覆国家本身。第二是动态性，即该事务影响的范围、强弱、性质随时间发生变化，无法或难以依靠常规的程序来处理。第三是综合性，即该事务及其演变而衍生出的事端涉及的领域或区域非常多且相互交织，需要较高层级来开展跨部门协调、决策及部署。“兵者，国之大事。”国防安全自古以来就是符合上述特征的“国之大者”，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的中国尤其如此。
国防安全事关国内国际发展安全“国之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安全一直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重大事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峻威胁，中共中央关于国防安全有持续和大量的部署，建设强大的国防军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国防安全长期以来是和生产及经济建设密不可分的重大事项。第一，国防安全是和经济建设并列的大事。1950年9月，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辞中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第二，国防安全力量是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指示，“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①第三，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工业发展等存在需要统筹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如果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原子弹，“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第四，经济产业布局等要考虑国防安全的要求，又不能唯国防安全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云同志曾指出，企业的布点“要考虑到国防安全的要求”，他也对“过去在工业布局上只考虑国防安全，而对劳动力、吃饭问题、运输问题都没有加以考虑”提出过批评。1966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立足国防战略布局抓三线建设”的方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作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乃至“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军队建设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之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军队加强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防安全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国防安全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邓小平同志提出，“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军队各个方面都与国家建设有关，要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千方百计先使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国力强了，才有条件发展更好的现代化国防。邓小平同志还提出，特别要汲取苏联因为国防负担太重而“翻不起身”，军工力量一马当先、不能带动民用工业和经济技术等教训。要“精打细算”搞国防，精简机构和人员，为军队“消肿”，在不增加军费预算占国家财政开支比重的前提下把钱用好，真正用到增强战斗力上。第二，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特别在发展高科技方面，要急起直追；要推动部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化、制度化，相关人员搞成可以按干部待遇升级的“辈子兵”，部队减人不要减这批人。1997年底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②这一时期，中央还十分重视科技对国防安全及现代化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曾号召科技工作者，紧紧抓住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开展研究。第三，将国防安全作为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并列的重大安全领域。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国防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新时代，立足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要求，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国防安全及能力建设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第一，正风肃纪挽救人民军队，为新时代国防安全构筑坚实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军队面临严重政治风险。2014年，中央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中央还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重整政治纲纪、纯正政治生态，作出一系列政治设计、制度安排和开展主题教育，夯实了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③第二，推动军队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全面提升备战打仗国防安全能力。通过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大力纠正“和平积弊”，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准备和战斗精神培育，显著提升军队威慑实战能力和国防安全保障水平。第三，升级战略安排，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推向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现代化在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军事理论现代化方面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方面，实现了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塑，重新划设五大战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将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组建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确保了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军事人员现代化方面，重塑人员结构和规模比例，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大幅压减干部数量，扩大文职人员规模，充实一线部队，总员额裁减30万，但作战部队人员总数不减反增。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我军坚持把武器装备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作战需求为牵引，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方向，超前规划布局、加速发展步伐，武器装备技术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武器装备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已有基础上，中央继续谋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新型作战力量，加速更新换代主战武器装备，推动人才培养、国防动员、军事外交、军事理论研究等工作取得全面进展，立体塑造新时代国防安全。
形成国防安全能力的“国之大要”
国无防不立。国防自身要立起来、立得稳，要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可靠安全保障，也有赖于若干重要的支撑性因素或结构的托底。这些支撑性因素或结构就是形成国防安全能力的“国之大要”。
第一，以正确理论引导形成维护国防安全的科学方法、坚定意志和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科学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其一经掌握群众并运用于实践，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对保障新时代中国国防安全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强大有力的理论武装。习近平强军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关于强军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关于强军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关于强军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关于强军之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关于强军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提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关于强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第二，实施适应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和特点的国防安全政策和战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态势总体稳定，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加速，国际秩序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东升西降”趋势已成、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社会稳定，世界处于新旧格局转换、新旧秩序更迭、新旧体系交替的敏感期，“西强东弱”存量格局依然存在，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共振，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我国奉行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有必要通过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强化对地区和平发展及全球战略稳定承诺的可信度。
第三，形成深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强大的国家财政能力。经济建设和财政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江泽民同志强调，“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国防安全，必须努力建立强大的国家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国防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大局，保持适度国防安全支出增长。从1978年到1987年，国防建设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态，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14.1%，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0.4%，同期国防费年平均增长只有3.5%。从1988年到1997年，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加大了国防投入，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20.7%，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5.1%，同期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4.5%。尽管如此，当时我国军费开支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无论从绝对数看还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都是低的。1998年，国家直接用于军队建设的经费，大约相当于美国军费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法国、日本各自军费的三分之一。④1998到2007年，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保持了国防费稳步增长。GDP年平均增长12.5%，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8.4%，同期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5.9%。2008年到2019年，在较高基数的背景下，我国GDP和财政支出增速较上一个时期略有放缓，年平均增长分别为11.5%和13.8%，国防费年平均增长10.8%。从国际比较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较强经济增长支撑下，中国国防支出有了长足进步，但与美国差距仍然明显。
第四，实现支撑“国之利器”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由于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四个自信’，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国防安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五，注重军队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2014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及相关工作机构，开始改革方案论证及拟制。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同年11月24日-26日，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进行全面部署。这次改革重塑了国防领导指挥体制，构建了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优化了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推动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面向打赢信息化战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并统一文职人员制度，以效能为核心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实现军队重大资源统筹调配，健全精准导向的管理体系。
针对风险、挑战、威胁，提前制定国防安全的“国之大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国防安全的基础更加稳固、能力更加强大，但面临的不确定或对抗性挑战和威胁也更加复杂显著。必须针对这些现实或潜在的风险挑战和威胁，提前制定国防安全的“国之大计”。
第一，为阻止和反击其他大国的遏制打压提供坚强后盾和保底摊牌手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也引起了一些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的猜忌和焦虑。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战略，从政治、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对我国进行打压遏制，对我国包括国防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应优化国防安全地区和领域布局，树立斗争意识，增强博弈能力。一方面发挥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上的中流砥柱作用，营造有利于中俄发展振兴和世界繁荣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以国防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支撑，积极应对科技封锁打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取得决定性成果，大力锻造“杀手锏”技术。
第二，有效震慑“台独”等分裂势力，严正反击外部势力对我国土海疆的蚕食觊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面对越来越势不可挡的两岸统一的历史潮流，一些人频频做出践踏红线、挑战底线的姿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常态化巡航、东部战区必要的战备活动、打击在大陆经商的“台独”金主等举措，反映出为消除台海方向国防安全隐患的组合拳、工具箱等已经到位。除解决中国台湾问题之外，还要严密防范、坚决打击“藏独”“东突”“港独”等一切分裂活动，并且在中印边境、南海地区等地也要适当部署国防力量，有效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等任务，确保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第三，在应急抗疫抢险救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发挥国防力量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同时，我国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例如，防汛救灾就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是涉及诸多国计民生的大事。国防安全力量在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方面的部署长期以来发挥着积极作用。解放军、武警部队全体官兵和消防救援部队等在抗洪救灾、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关键时刻发挥突击队作用，为保一方平安作出重要贡献。
第四，防止周边生战生乱，促成热点问题解决，维护地区和平安宁。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我们要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和地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绝不寻求霸权，更不会以大欺小”。近年来，涉及亚洲安全形势的一些热点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为推动这些问题解决作出了积极努力。作为朝鲜半岛近邻，中国决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中国历来主张通过政治谈判推动叙利亚、巴以等问题和平解决，一直以各种方式积极劝和促谈。中国还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发挥建设性作用，致力于推动协议执行。⑤上述中国周边及地区热点相关的和平努力，背后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安全能力作为支撑是难以取得实效的。
第五，有力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和加速向新型领域疆域拓展的发展安全利益。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形成了重大的海外利益格局，国家利益加速向太空、极地、海洋、网络电磁空间等拓展，发展和安全利益边界更加宽广。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海外安全，维护好海外利益。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形成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我国公民出境人数迅速增加”，“国际安全形势很复杂，而我们在国际上基本上是不设防的，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安保能力十分有限”。最近几年，国防安全力量加强了海外利益保护方面的部署，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逐渐提高，对海外公民、法人及金融、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商业利益的保护能力有一定提升。随着国防及军民融合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明显进展，中国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科技制高点也取得重要的一席之地。“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奋斗者”号成功坐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国防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大好局面。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5页。
②④《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1页、265-266页。
③张又侠：《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0日。
⑤习近平：《凝聚共识 促进对话 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
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5月29日。
责编/谢帅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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