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夯实责任外交的内涵。元首外交发挥引领作用，“一带一路”托起近邻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贯彻多元、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路线，做全球重要议题的行动派，展示出“国之大者”胸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时代脉搏，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风云变幻中的稳定之锚。
【关键词】“国之大者”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责任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围绕“责任外交”这一基本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非常接近“国之大者”的哲学含义，即构建一个人本的、民主的国际新秩序。所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不是说中国只重视大国之间的外交，或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外交独占性地决定国际秩序，其他国家只能依附，而是倡导大国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国际新秩序建设。“责任外交”的含义是，大国要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推动他国共同参与。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责任外交既是“国之大者”的表现，也是为自身创造战略机遇的必由之路。
展现“国之大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第一，元首外交发挥引领作用。国家元首是一国的象征。首脑外交具有直观、感性的特点，在不拘一格的气氛中，双方可以就重大或紧迫的问题交换意见；首脑间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无形中加固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纽带。首脑外交直观，宣传效果明显；元首之间展示人格魅力，建立友谊，运用各种灵活的方式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中美建交就是元首外交的产物。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中国来说，打开了通往世界舞台的大门；对美国来说，通过联合中国形成了对苏压制态势，美军得以迅速从越南战争脱身。
美国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研究员Neil Thomas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站上发文，分析了1990年至2019年间中美元首外交的变化。以2013年为界，中美发生了逆转：2013年后，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每年都超过访美人数；即使在美国的传统盟友中，韩国、德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新西兰的领导人的访华次数都超过访美次数。
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中国的元首外交继续发力，“云外交”引人注目。在“抗疫合作”的主题下，元首们云端聚首。2020年，习近平主席出访1次，接待来访和出席在华举行的活动7次，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80次，以“云视频”的方式出席重要外交活动22场。讨论的议题包括：向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助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暂缓23个发展中国家2020年5月至年底到期债务的还本付息；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作为全球最大医疗物资产能国，承诺积极提供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物资。
第二，“一带一路”托起近邻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外交已经覆盖全球，与亚太、非洲、欧美等各地区的交往活动增强了合作和信任的基础，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点线带面，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横贯亚欧非大陆。从外交角度看，“一带一路”具有以下特点：多元、开放、包容是“一带一路”区别于其他区域性经济协作倡议的突出特点，它始终欢迎新成员的加入；“一带一路”涵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统一，有助于推动全球均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理念一致，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合作双赢机会，深化国家和区域间的联系。
在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一条减贫和共同富裕之路。“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线路长，投资企业和项目种类繁多，出现问题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调整方向，国内商务规则的监管可以适当延长，通过有效的管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提质增效保驾护航。2021年，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主楼顺利封顶，同31个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截至去年底已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建立了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方兴未艾；2021年，中国与31个合作伙伴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率先宣布出资15亿元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亮点频现；2021年，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制定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援非“万村通”乌干达项目实现了900个村落卫星数字电视信号接入，截至去年底已与22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合作机制，“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已和84个共建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支持联合研究项目1118项，累计投入29.9亿元，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53家联合实验室，“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朝气蓬勃。疫情之下，“一带一路”继续前行，为全球复苏注入活力。
第三，做全球重要议题的行动派。全球化日新月异，却也乱象丛生。如何重新定义国际新秩序？中国一直在踊跃地建言献策。在2019年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这四大挑战，破解这“四大赤字”需要秉持四大理念，这就是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在全球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气候问题。欧盟国家是“碳中和”的首倡者，提出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此问题上一直存在争执，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诺2035年达到零排放，2050年达到碳中和，在向国会递交的2022年预算案中，大幅提高了解决气候问题的预算额度。中国一次能源中的煤炭占比很高，节能减排的任务很重。但中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勇气、坚定信心和空前力度，充分展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担当。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两个多月后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是中国自身加快绿色转型的必然举措，也是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担当。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环境，“绿色合作”“绿色发展”“绿色复苏”必不可少。当前，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和机制上的不足。为帮助埃塞俄比亚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赠送埃塞俄比亚微小卫星（ETRSS-1），并于2019年12月20日发射升空。这颗多光谱遥感微小卫星，是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可以帮埃塞俄比亚将多光谱遥感卫星应用于气候变化研究，以及农业、林业、水资源、灾害监测等国家急需的领域，促进其国民经济发展。2021年4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会谈并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强化行动，实现升温限制目标（本世纪末，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力争控制在1.5℃以内）。2021年5月19日，中俄两国元首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了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核能是相对清洁高效的能源，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
第四，坚持多元、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路线。多边外交是指多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中开展互动。多边外交借助国际组织、国际机构搭建的平台，产生的影响比双边外交更为广阔，是全球治理的基础。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多边外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层级网状布局开启了中国多边外交的新格局。在国与国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已与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倡议、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在国际组织层面：针对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问题，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创立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同时，“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国际组织开展了沟通和合作。
中国多次表态，坚定捍卫联合国体系。2020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认为，尽管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危机放大了既有治理体系的问题，但我们要做的是去完善它，而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2021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的纪念之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纪念之年。世界见证了中国在多边外交的活跃和成长，中国也将继续利用这些国际舞台发挥作用，实践和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国之大者”新赛道：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担当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上的效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竞争力是社会信任这种软性社会资本的产物。即，信任具有建构的力量。对中国来说，越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时、疫情形势复杂之际，越要做好自己。中国外交应该盯紧国际最前沿治理课题，积极参与，以政策信度和效能取信国际社会。
亚太经济新趋势：新安全观下国际产业链重组，自由贸易协议持续发力。
美国著名政论家和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43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众国之盾》中认为，所谓安全，是指“主观上不感受威胁，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的状态。然而，现如今人们的不安全感更强，不只存在来自军事上的威胁，还有来自经济、能源、粮食、医疗等诸多领域的保障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新的安全观，这就是“产业（供应链）安全”“医疗安全”。口罩、呼吸机等本国生产能力不足，对外依赖严重，拖延了抗疫进程，这使得欧美国家政府遭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纷纷出台推动本国企业回流的产业政策。投资中国的外商在劳动力、土地成本升高以及本国产业政策的“推-拉”作用下，正在重新布局，投资分散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自由贸易也在大步前进。中国是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也已经在2021年9月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下的低关税、贸易便利化举措将催生亚太地区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本国市场制度的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导向应指向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并且要注意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它们极易对国家政策进行绑架，损害投资者信心。
后疫情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安全观下，国际产业链加速重组，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继续向前。全球化离不开国际合作，而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信任的构建需要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它是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共同努力的结果。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担当：应对疫情，休戚与共，作出中国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传播和快速变异令人始料不及。好在陆续开发的新冠疫苗已经在全球大范围接种，各种特效药研发也获得突破性进展，并且已经开始量产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差距大，疫苗分配严重不均。只要全球部分地区未达群体免疫阈值，病毒就依然有肆虐、变异的温床。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所谓单一国家的群体免疫，只有全球群体免疫。新冠肺炎疫苗是构筑全球群体免疫屏障的必要手段。2020年初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共同提出并牵头进行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项目，旨在推动疫苗的公平分配，提高中低收入国家的接种率。
中国早在2020年10月就加入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项目。中国研发的科兴、国药两款疫苗获得WHO紧急使用认可。由于疫情控制良好，疫苗生产能力超群，中国的疫苗出口量直线上升。中国已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超过2亿剂疫苗，为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跌宕反复，实现疫苗公平分配、消除“免疫鸿沟”仍是当务之急。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多边框架下的抗疫合作机制，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2022年2月中旬，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伯克利在日内瓦签署协议，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新冠疫苗。
国际社会存在双边、多边国机制，应该倡导合作共赢，而不是对立竞争。国际机制之间需要开展更多的对话。例如，2021年9月召开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峰会决定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由于东南亚也是中国疫苗出口的重要地区，美日印澳此举被认为除了人道援助外，也有政治攻势的意味。疫情之下的世界纷纷扰扰。事实上，疫苗输出存在多种渠道，既有多边渠道，也有双边渠道；既有无偿捐助，也有市场销售，相互之间是互补关系。在构建全球免疫屏障的问题上，各国取长补短，开展国际合作，才是正道。
“国际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造成了刻板印象，似乎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自私和争斗。诚然，在20世纪之前，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缺少国际机制，国家间不可能形成持久的共同利益，“囚徒困境”明显。冷战结束后，情况大为改观。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机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正在重塑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趋利避害的政策选择依旧会有，但是各国会越来越珍视作为公共产品的国际机制；民族主义依旧会有，但国际主义精神前所未有地高昂……在这个过程中，秉承“国之大者”理念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不断作出贡献，我们可以期待康德预言的“永久和平”的到来，也可期待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郭华译：《信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著，施燕华、洪雪因、黄钟青等译：《领袖们》，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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