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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支付领域“去美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分析

【摘要】中俄结算支付体系“去美元化”与扩大人民币结算有利于避开美国金融制裁,降低外汇互换与结算风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美元还存在较大差距。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应当以服务国内自贸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主,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去美元化 跨境结算 国际货币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据“今日俄罗斯”(RT)报道,2021年9月5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久科夫在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提出,中俄飞机往返两国加油费用将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我们将从9月开始(推行),到今年年底前,我们几乎可以实现用人民币结算在中国境内的飞机加油费用”。目前俄气在中国共承担34个机场的加油业务。2021年上半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飞机在华加油站总油量增至5.65万吨,计划到2025年将中俄的飞机加油总量翻一番,达到约25万吨。据统计,目前有40多国开始了去美元中心化的进程,主要方式有扩大本币结算、减少使用美元资产、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储备等。有观点认为中俄之间围绕能源贸易展开本币结算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必然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就意味着全世界有更多国家将会放弃美元结算,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将会加快。而笔者认为需要理性客观地分析中俄支付领域“去美元化”。

关于中俄支付领域 “去美元化”的两点认识

第一,这主要是对美元汇率变化风险的一种避险方法。以前中俄两国贸易结算基本上采用美元,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是经美元汇率套算出来的。因此美元汇率的波动对两国贸易结算有很大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施的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已经使得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有所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动荡,美国无限量宽松政策又让美元信用体系再一次面临侵蚀的风险,破坏美元的“坚挺”地位和“保值”特征。根据数据统计,近15年来美元的价值萎缩速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因此国际投资者已经充分意识到需要分散金融风险,因而产生了对其他世界货币的需求。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认为美元贬值对其外汇储备安全、跨境贸易汇率波动存在巨大风险,2021年6月宣布决定清空国家财富基金中的美元资产。这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航空燃油费用由人民币结算,与其说是“去美元化”行动,不如说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了市场合理避险所达成的合作协议。

中俄两国发生贸易时所选择的计价和清算货币是一种市场选择行为,既有可能是双方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货币,也可能是国际上更有流动性的第三国的货币。从历史上看,美国掌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迅速与石油结算相联系。“石油美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二是产油国出口石油所获得的净收入用于购买美元计价金融资产。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由于美元的“坚挺”(相对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地位和“保值”特征,结算成本要比用其他国家本币或黄金结算更低,且流动性较高,美元结算给相关国家带去了较为丰厚的利益。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由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催生巨大的能源需求,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采取美元结算,在国际市场获取了巨额收益,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进程。归根结底,俄罗斯的“美元化”和“去美元化”是应对美元升值或贬值风险而采取市场化选择的结果。从资本流动量与资产配置角度或需求看,目前有40多国央行、企业、金融机构应对美元巨大贬值避险而进行的资产再配置,不是一些人所谓的“去美元化”。

这就要区分汇率风险与金融制裁。金融制裁是指停止与被制裁国的部分或全部金融交易,包括:对个人、公司、金融机构或产品、资源等实施制裁或封锁,要求美国金融机构等对被制裁对象实施封锁,甚至冻结、没收被制裁对象的在美资产,对违反禁令的人员、机构进行严厉处罚等。2014年3月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重新纳入版图。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金融制裁,主要包括冻结或没收资产、切断国际融资渠道、限制进入国际支付体系等。2014年8月,美国先后对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开发银行发布中长期融资禁令,禁止其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融资,导致俄罗斯企业海外债券损失超过400亿美元。2014年3月,美国维萨卡公司和万事达卡公司停止向俄相关银行所发售的银行卡提供支付服务。更严重的是,美国一直考虑或威胁禁止“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系统向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出于保护金融主权的政治性考虑,一些国家推动了贸易和金融项目本币结算的发展,但这不是其他国家主动减持美元的结果。能够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根本上说是打造新的国际支付与储备货币,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计价清算源头上减少对美元的使用,从而削弱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格局不改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就难以撼动,仅靠一些国家的分散努力无法有效化解这一问题。因此应当看到,美元目前所遭受到的挑战都是局部性的,而非全面性。

第二,俄罗斯并未与中国全面联手“去美元化”,相比人民币,俄罗斯更加依赖欧洲的货币体系。2015年前,90%中俄贸易跨境结算是用美元结算。2020年,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贸易中,使用美元结算的占比由38.7%降至22.7%,其中2020年第四季度只有10.8%的贸易用美元结算。相应地,使用欧元结算的占比由2019年的45.6%大幅度提高至65.3%,其中2020年第四季度占比高达83.3%。而俄罗斯在从中国的进口中,美元仍是最主要的结算货币,2020年使用美元结算的占比小幅降至60%以内,欧元则升至接近10%的水平。

从2020全年来看,俄罗斯虽然在支付结算领域减少使用美元,但中俄本币结算的份额依然赶不上欧元增加的份额。在俄罗斯所有国家出口结算中美元占比从62%下降至55.8%,降幅达13.7%,欧元占比从22.5%上升至36.1%,升幅达13.6%。其中第四季度,欧元占比从第三季度的24.4%上升至36.1%,升幅达11.7%。实际上自2015年起,俄罗斯支付结算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欧元进行结算。货币是贸易结算的载体,通过何种货币进行结算主要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议价能力和接受程度。俄罗斯放弃美元,就需要考虑将美元转换成其他货币的汇率或价格以及转换以后新的货币的运用收益及汇率风险,鉴于欧元区有19个国家且国际货币地位比人民币更高,市场流动性更好,俄罗斯更愿意用欧元进行结算。所以俄罗斯在抛弃美元的同时更多地选择欧元结算。总的来说,俄罗斯试图降低美元在外贸结算中的比例,但主要通过增加欧元结算(少量增加卢布结算)来实现。而在对华贸易中,由于人民币的强势地位,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开始上升。

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基于我国规模庞大的外贸经济总量,以结算货币为基础的货币国际化路径逐渐提上议程。人民币跨境结算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实务中的地位,促进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但人民币跨境结算并不等于人民币国际化,它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涵盖了支付结算货币、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等四种功能。

从GDP和货物贸易进出口全球占比及排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2000—2020 年,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从9.1万亿美元快速缩减至6.2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2.16万亿元人民币(约46644亿美元),美国38392亿美元,超过12%。但不能就此得出人民币与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接近。原因在于没有把外汇交易、外汇储备、贸易融资等其他方面全部考虑进来。

2019年,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稳定在6万亿美元左右,其中88%左右的外汇交易都包含美元,人民币外汇日均交易量约2850亿美元,只占2%—3%。美元在外汇储备、全球支付、贸易融资各个方面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目前,在国际交易(包括国际投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与计价清算中的份额,基本上美元40%以上,欧元30%上下,日元和英镑8.5%左右。全球50%多的银行贷款以美元提供,40%的国际有价证券市场以美元发行。目前美元依旧是中国对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50%至60%。与俄罗斯单一的经济结构不同,美国是中国商品相当大的海外销售市场。此外,中国仍主要使用美元进行出口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美元还存在较大差距,未来赶超日元与英镑才是更现实的目标。总体来讲,无论是日元的国际化还是欧元的一体化,都没有真正撼动美元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仍将维持较长时间。

人民币国际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市场驱动的演进过程,中国可以选择促进国际储备的多元化和弥补国际货币安全资产短缺,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让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共同发挥稳定国际经济作用。

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等五个境内城市率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可以说2009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元年,从那时起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周期。人民币国际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取得显著进展,但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期间陷入了停滞。2010年至2015年五年时间我国跨境贸易中有25%左右实现了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贸易规模超过7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达13倍,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结算规模超过2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超过80倍;人民币在国际跨境结算的市场份额接近2.8%,国际排名也提升至第五位。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但2015年的“8.11”汇率定价机制改革,触发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央行收紧了人民币资金外流,资本管制政策的变化导致三年时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放慢。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下降约50%,大约仅为五千亿元人民币,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额占比下降12%左右。从2018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回升,开始新一轮周期。总体上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波动中前行:功能上,作为支付结算货币、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交互推进;地域上,沿着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扩展;使用范围上,逐步实现了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从贸易投资至金融交易、从机构、企业到个人的更大范围应用。

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意味着将有大量货币流向境外。以美元为例,全球日均交易量达6万亿美元,只有约1.2万亿、约20%发生在美国境内,剩下的80%、约4.8万亿发生在美国境外,属于离岸交易,不受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管辖。货币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右边,是负债方,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所有发行出去货币的购买力是有承诺的。研究国际主导地位货币,不能只看到享受了铸币税收入、对外融资成本降低和国际支付能力增强等好处,却看不到它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

货币发行国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该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作为储备货币所需承担的责任义务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平衡国内经济稳定与增长和全球调节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央行不仅要高度关注国内的物价(通货膨胀率)与汇率走势,还要关注本国货币在境外主要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走势,需要加强对货币全球流动性的监测与调控,保持其合理充裕。以美国“无限量宽松”政策为例,虽然很多人认为必然导致美元极端贬值,但客观上解决了全球范围内紧迫的流动性问题,全面完整评价政策效果需要看疫情危机过后美联储如何采取逆向调节措施,收回多余的流动性。第二,该国面临着如何发展金融等产业与发展制造业等产业的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仍以美国而论,2020年美国的第三产业(即商业、金融以及信息等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创造的GDP高达17.06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上涨至81.5%,其中金融业约为1.727万亿美元,占比为8.24%;而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仅约为18.5%,其中制造业由于疫情等原因缩减到不足11%。由于美元是国际主导地位货币,使得美国能够通过金融手段和跨国投资在全球聚敛财富,但国内经济因此日益金融化,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

货币国际化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规律,是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中美对于金融的定位存在巨大差异。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根本前提是国内经济稳健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围绕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服务,避免出现本国经济“空心化”,主要方向是应当选择在贸易和相关的投融资领域,这就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更多地呈现为境内主体和具有中资背景的境外主体之间的双边使用,而不是有第三方参与的多边使用。

因此,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服务国内自贸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主,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现有21个省级自由贸易试验区,陆续采取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鼓励离岸金融业务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处在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上,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境外经贸合作区120多个,以制造业和贸易合作为主,是国内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企业持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能输出和产业转移的重要结果。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要深入参与贸易投资、产业链布局等实体经济活动,就需要有相应的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手段和相关的金融工具配合。因此应当加强与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顶层设计,加大沿线国家央行人民币储备,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建设、运营、设备和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时以人民币结算,探索具有资质的企业境外投融资和相关资金使用以及资本自由兑换的安排,为沿线国家市场主体购买人民币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创造制度条件。

与此同时,应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相比,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主要制约条件。现在不可兑换的资本项目主要集中在境内资本市场一级发行交易环节,以及非居民参与人民币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业务方面。跨境理财通方案是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第一步,以后可扩大至保险产品,这可以大大推动香港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同时在香港建设和发展服务亚洲时区的国际性债券存管机构、人民币利率互换清算、回购等金融基础设施,促进离岸、在岸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为人民币走出去和境外流动提供支持。未来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点可以在前海地区先行先试,这将有助于拓展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巩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地位。

(作者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祝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得到吉林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金融前沿理论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4190214213H9)的资助】

【参考文献】

①边卫红、汪雨鑫:《美元国际地位变化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清华金融评论》,2021年第4期。

②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中国的定位——评〈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与中国实践〉》,“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2021年8月31日。

③那洪生、孙磊:《推动中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国金融》,2015年第11期。

④袁志刚、林燕芳:《“美元体系”面临变革拐点,中国应当如何抉择?》,观察者网,2021年9月16日。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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