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色列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近年来以色列的人口持续保持增长，总人口增长速度已超过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除了海外犹太移民因素外，较高的生育率是保持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以色列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收入与生育率成正比的国家之一,没有陷入高生育率的“逻辑悖论”。以色列建国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和人文关怀措施。以色列人口的持续增长，对于维护其犹太民族国家特性，保持在中东和世界的战略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以色列 人口增长 收入 生育率“逻辑悖论”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一个小国，但近年来以色列的人口持续保持增长，总人口增长速度已超过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更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的人均国民收入与生育率基本保持同步增长，没有陷入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的高生育率“逻辑悖论”。分析和探索以色列保持人口增长和高生育率的背后因素，有助于理解以色列独特的人口增长道路，并借鉴和汲取以色列保持高生育率的有效之举。
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逻辑悖论”
近年来，在人口经济学研究领域兴起了一种有关生育率的“逻辑悖论”理论，指的是伴随收入增加而出现的出生率降低的现象，这是由德国经济学家赫尔维格·比尔格（Herwig Birg）提出的一种观点，并将这种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反比关系称为“逻辑悖论”。比尔格这篇论文发表在2000年10月联合国举行的一次关于人口与收入问题的国际论坛上，题目是《21世纪德国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影响》（Demographic ageing and population decline in 21st century Germany –consequences for the systems of social insurance）。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其总生育率之间确实有一个反向的逻辑悖论。人们越是能够负担得起，就越不愿意生孩子，这似乎还是一个矛盾的结果。其用了德国例子来论证：德国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西德）是20世纪末（1999年）的两倍（总生育率为2.4对1.3），而这段时间内实际收入翻了两番。显然，德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国际上所公认的维持人口现状的2.1的水平。
比尔格的观点提出后，这种关于收入增加与生育率下降的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事实证实。日本在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生育率下降趋势。19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曾经达到2.5-3的水平，但从1991年到2019年，日本的生育率就基本维持在1.53-1.42的低阶段。韩国出生率近年来不断下降，2019年已经下跌至0.84，2020年更是首次出现了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现象。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曾对韩国人口问题作出预警，称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就我国的状况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迈入21世纪以后，就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增加而生育率下降的反向关系，这也被经济学家的一系列研究和数据所证实。我国在1998年至2013年的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但生育率在同期却由2.237%下降到1.208%，出现了明显的收入提高反而生育率下降的现象。
然而，在收入和生育率的“逻辑悖论”普遍存在的国际背景下，有一个已迈入高收入的国家却打破了这种“逻辑悖论”，那就是以色列。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以色列已经成为中东地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与生育率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的国家。这一现象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值得外界借鉴的因素？值得深入探究。
以色列收入与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长及其原因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一个蕞尔小国，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佳。建国后，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环境面临过严峻的考验。为了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以色列一方面发展强大的国防、军事和科技力量；另一方面不断吸引海外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同时，鼓励妇女生育，增加人口总数，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中东地区达到强国行列。
以色列的收入与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长。在中东国家中，以色列的国家特性和人口发展状况比较另类。以色列1948年刚建国时，人口总数只有约80万，而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人口是其100倍以上。2019年以色列人口突破900万，而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总数近4亿，是以色列的约50倍。这组数据表明，虽然阿拉伯国家是当今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但以色列的人口总数增长仍然超过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其中主要的原因，除了以色列持续的海外犹太移民外，较高的生育率是重要因素。
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阿拉伯国家除了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联酋等少数产油国以外，以色列的人均国民收入早已超过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近30年来，以色列的生育率没有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反而还略微提升，大多数年份超过了3。这一数值不仅仅让以色列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甚至还超过了像伊朗、土耳其、沙特等中东地区大国。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CBS）的数据，2018年，以色列的生育率是3.09，而同为中东国家的叙利亚和伊朗在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2.14和2.81。截至2021年9月，以色列人口已超过939万人，并且预计到2024年，该国人口有望达到1000万。在以色列人口中，约74%（694.3万人）为犹太人，约21%（198.2万人）为阿拉伯人，约5%（46万人）为其他民族。目前，以色列男性的预期寿命为80.7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84.8岁。
以色列虽然处在中东战乱和冲突的中心，但在人口持续保持增长的同时，以色列的人均国民收入也稳步增长，早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以色列的人均GDP是2300多美元，2019年更是达到了4.36万美元。与此同时，以色列的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1989年至2019年，以色列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89%-3.11%较高水平，成为中东地区极少数人均GDP与人口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长的国家之一。
以色列为保持人口增长和高生育率而采取系列措施。以色列建国后，把增加犹太人口总量和保持人口增速视为犹太民族国家立足中东的根本大计。
一是制定和完善移民法案，鼓励海外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建国后，鼓励和支持海外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是以色列的一项基本国策。根据以色列移民法规定，父母一方或双方是以色列公民，无论本人在以色列或在国外出生，均有资格获得以色列国籍。1968年，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就成立了专门负责制定人口政策、提高国家生育率的人口中心，并设立了生育鼓励基金。建国后，以色列经历了3次海外犹太人回归的浪潮。第一次是1948-1952年，即建国后的前3年，共有68.7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第二次是1955-1957年，共有16.5万犹太人回归。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经历了“其他任何国家在现代未曾经历的移民狂潮”。据统计，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人口翻了二倍多，从1948年的约80万，增加到1957年的220多万。第三次是苏联解体前后的1989-1992年，大约又有近200万原来居住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可以说，建国后的三次移民高潮，是以色列的人口总数迅速增加的关键因素，也为此后持续的高生育率奠定了基础。
二是为居民和多子女家庭提供住房。为了给迅速增加的人口准备居所，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就制定了目标：尽力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急速增长的人口的住房问题，以色列实施了第一项国家工程：建造了20万座公寓大楼，为数十万海外犹太移民和新出生人口的家庭提供住房，到1957年，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拥有自家房产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了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以色列逐步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公共住房”（公房）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做法：首先，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或购买房屋，直接提供（低价租赁）给低收入和特定困难群体居住。此类房屋即为“公共住房”。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了一种“积分”制度，根据申请人的各项人文指标，优先提供给家庭成员多的家庭居住此类“公房”。其次，对一对夫妇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包括单亲家庭），以及领取社会保障金的退休人群，或者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家庭也可提供此类“公房”。最后，由于“公房”的数量毕竟有限，以色列政府还对生育较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货币安置（即租金资助）的方式安置住房。以色列政府设有专门的住房和建设部，管理“公房”，并且建立了多家专门的公司来运作和经营“公房”业务。
三是建立完善的学生学校保障制度，延长学生在学校时间，减少父母生育和抚养子女后顾之忧。以色列为3岁以上儿童免费提供幼儿教育，100%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幼儿教育。以色列中小学生在校时间也远比其他国家要长。据不完全统计，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是唯一每周上学六天的国家。根据1953年制定的以色列《国家教育法》，以色列规定了每周为期六天的学制。有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小学生在校年均天数为185天，而以色列为222天。可以说，以色列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与以色列独特的幼儿与中小学教育制度，及保障足够长的在校时间安排有重要的关系。
四是以色列是一个族群和宗教团体复杂的国家，但政府在鼓励家庭生育方面并不区分和限制。以色列国内约有20%的阿拉伯人口，这些阿拉伯人口的生育率虽然略高于犹太人口，但政府并没有明显的限制措施。同时，以色列国内还有一个特殊的极端犹太正统派人群，大约占人口总数的5%，这一宗教人口的生育率却远高于一般普通的犹太人口生育率。在20世纪80年代，极端正统派的总和生育率为6.5，到90年代升为7.6，这一数字在现代社会是极为罕见的。虽然极端犹太正统派群体在以色列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但政府对他们进行服兵役和鼓励生育的措施常常引起国内其它人群的不满，甚至成为近年来以色列大选中的一个“争议焦点”。由于超高的生育率，极端正统派占以色列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在增加犹太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和社会负担不断加重等社会争议问题。
五是对适龄生育夫妇进行人文关怀。现代社会中有将近12%-15%的适龄人群属于不孕不育症患者，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45岁以下妇女的生育治疗提供公共资金的国家。政府对生育有困难的夫妇大力补贴生育治疗——提供昂贵的体外受精（IVF）资助，这项福利优惠刺激了以色列的国民生育率。除了享受产假和工作保障之外，任何难以怀孕的以色列育龄妇女，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有资格获得几乎全额国家资助，直到她有两个孩子。这种免费的辅助生殖服务，对提高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作用不可忽视。此外，以色列在服兵役、升学、就业等领域，对多子女家庭都有很多照顾措施。
总之，以色列高生育率的经验是：政府层面高度重视人口的战略意义，把吸纳海外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本土，以及鼓励和奖励较高生育率作为国家的战略举措长期执行。在奖励多生子女家庭具体措施方面，以色列尤其重视让学校对子女的教育发挥主导作用，把孩子交给学校，而不是放在家庭，让政府发挥更多指导作用。这不仅仅促进了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公平，同时还减少了家长在看护孩子上的时间成本，从而让家庭不再觉得生育孩子是一种负担，大幅度提升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以色列人口增长和提高生育率带来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增加人口总量和保持较高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维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优势。但近年来，以色列的人口增长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给国内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首先，以色列持续的海外犹太移民以及鼓励生育率的做法，使得以色列的人口总数不断提高，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2018年7月，以色列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法案——《基本法：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称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鼓励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等，这些内容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据统计，截至2020年，全世界的犹太人口总数是1516万，其中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约687万，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45%。因此，从纯数量上来说，从海外吸引犹太人定居以色列仍然有一定的潜力。但是，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境内大部分是沙漠和荒漠地区，可耕地面积有限。尽管以色列通过发展高科技农业和畜牧业等高技术手段，基本解决了蔬菜、水果、牛奶等的国产需求，但主粮仍然需要进口，持续大规模的移民面临较大的粮食进口安全压力。人口的持续增加，使得以色列每年需要花费大量外汇用于粮食进口和供应，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以色列国内一些左翼政党和环保人士也对过高的生育率提出一些批评，认为高生育率将使国家面临有限的土地、水、资源的挑战，将给以色列未来带来严峻的挑战，长远来看难以为继。此外，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以色列政府一直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新建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用来安置新来的移民，这一做法也遭到了巴勒斯坦方面强烈的反对和抗议，加深了与巴勒斯坦的矛盾，也引来了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
其次，以色列国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超高的生育率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以色列右翼宗教党派极力维持对极端正统犹太人群体宽松的就业和生育政策，引起世俗政党的不满，成为近年来以色列政局动荡和大选频繁的重要因素。在2019年以来的几次大选中，是否限制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过高的生育率和免除服兵役等问题，成为世俗政党和宗教政党争论的一个焦点。目前，极端正统犹太人口只占以色列人口的不到10%，但极端正统犹太教家庭出生率非常高，平均下来是普通以色列人的三到四倍。但在不少学龄儿童学校中，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子女已占到学生总数的21%，照这个趋势，预计20年后，这一群体人口将占到以色列全部人口的20%左右，而这一人群的在校生比例将超过40%。此外，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还拒绝服兵役，也遭到世俗政党的强烈指责。
最后，以色列人口的增加，生育率的高启，对以色列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一些冲击。以色列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80%，给传统的社会组织的维持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以色列国内有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基层组织——基布兹（Kibbutz），这是一种集体社区组织，类似于人民公社，曾在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布兹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有，生活物资按需分配。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社区成员没有工资，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传统的基布兹建有比较完善的托儿所、幼儿园甚至中小学校、诊所等服务设施，家庭几乎不需要负担养育孩子的费用。近年来，由于以色列经济自由化的冲击，传统的基布兹负担越来越重，政府层面的补助越来越拮据，基布兹内学校等公共设施的维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不少多子女的基布兹成员，开始寻求在大中城市接受教育，使得不少家庭逐渐离开基布兹到城市进行生活，孩子的托养和教育也在城市学校进行，对基布兹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不少基布兹不得不对外招商进行私有化改造，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因此，近年来，以色列基布兹的数量开始减少，一些基布兹开始出现凋敝的现象。
总之，以色列的人口发展过程比较复杂，国民收入与生育率保持同步增长现象比较特殊，没有出现类似其他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收入与生育率之间成反比的“逻辑悖论”现象。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以色列保持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相辅相成的政策措施，认清以色列人口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和地缘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应对以色列鼓励育龄妇女多生子女和福利保障等具体做法加以借鉴，探索出一条保持我国人口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李志联：《收入与生育：中国生育率变动的解释》，《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
②Birg, H. "Demographic Ageing and Population Decline in 21st Century Germany - Consequences for the Systems of Social Insurance." 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 . 2004.
③徐婷瑶：《应对少子化的以色列样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5月21日。
④余国庆：《以色列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外交战略的演进》，《西亚非洲》，2021年第2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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