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框架：管理经济、实物经济与社会化
纽拉特技术治理理论是科学世界观理论运用于社会运行或公共治理领域的产物，这使其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纽拉特不仅希望看到统一的科学，还希望看到在其指导之下的统一的社会，而社会在纽拉特眼中呈现出明显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色彩，因而他思考的技术治理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他的技治主义理论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总的来说，纽拉特技治主义理论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技治主义目标是什么？纽拉特将之归结为实现实物经济——社会主义，实际上他的目标是一种高度的技治主义社会。二是如何实现目标？手段是社会化和完全社会化，实质是将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运用于社会运行当中，即遵循技术治理的第一原则——科学运行社会原则。
目标：向管理经济和实物经济转变。纽拉特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的影响，认为持续多年的战争使得参战国的经济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控程度越来越大，并且这些变化在战后的和平时期仍然得以延续。对此，他持积极的态度，并主张应该专门研究与和平经济学相对的战争经济学。在他看来，与货币相连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属于和平经济学，忽视了实物经济，与之相对的是战争经济学，反映货币秩序被取代后的新经济秩序。简而言之，持续战争让参战国的经济逐渐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管理经济（administrative economy），目标是让整个国家经济能力围绕战争目标得到尽可能高效的开发，最终管理经济将完全过渡到消灭货币制度的实物经济（economy in kind）。纽拉特指出：“自由经济时代正在结束，而管理经济开始了，货币经济（money economy）将消亡，将让位于完全组织的实物经济（a thoroughly organized economy in kind）。”[38]
纽拉特的管理经济理论有着强烈的经验主义和物理主义的气息。他认为，管理经济不等于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也就是说管理经济不意味着权力都由国家集中，也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是惟一性的。管理经济主要特点或措施包括：第一，社会测量变得极为重要，要完成实物计算（calculation in kind）而非金钱计算（monetary calculation）。对实际生产状况进行社会测量变得很紧迫，管理者需要了解物理的社会物资配置而非金钱表示的价格与利润。这就是实物计算与金钱计算的区别，因为在战争期间有真实装备才意味着胜利的可能。但是，在自由市场中，更多的金钱代表更好的生活，金钱计算是最根本的方法。在管理经济中，要以实物眼光看待经济运转，经济学将转变为某种技术分析。这种观点和技治主义者凡勃伦颇为相似。[39]第二，限制和取消市场交易，推进国有化和执行经济计划。在管理经济中，利润不再是最重要的，要用计划配置的方法实现所有人就业，并摆脱生产设备低效运转的状况。这就意味着生产的集中化和生产行业、信用系统和销售链的国有化，以及更多的、范围更大的经济计划。由于市场交易受限，货币的使用和作用受限，非现金交易的无货币经济（moneyless economy）增多，比如实物工资和实物缴税，但还没有达到没有货币的实物经济状态。“总的来说，存在从基于货币的自由市场向基于实物计算的管理经济的转变，它一般将各种测量建基于实际项目（real items）的经济计划。”[40]但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纽拉特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它们在任何经济体中都会并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斯的理解更为符合实际。第三，作为科学社会工程的社会化（socialisation）措施大规模出现。纽拉特认为，在传统经济中，生活秩序是自发、无意识和混乱的。到了管理经济阶段，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建设新的生活秩序，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前进，此时新的实物经济学成为社会工程的一部分，给未来发展提供一个预言性的框架。社会化目标是要消除传统经济秩序中的低效、浪费、失业和萧条，通过经济活动的科学化实现人类的福祉。这与凡勃伦强调技术治理针对普遍存在的有意破坏（sabotage）、泰勒声称科学管理要消除“磨洋工”是异曲同工的。同时，纽拉特又认为，社会化将为了工人利益而增加生产，因此他对泰勒制是相当赞同的。他认为，很多人认为泰勒制让工人生活机械化，这是错误的，泰勒制可以输入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可以让工人过上更好的生活。[41]社会化不仅考虑效率，而且要同时考虑工人的健康和福利，纽拉特认为这两方面并不冲突，而罢工则很难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因为提高名义工资，导致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不见得提高。[42]
纽拉特认为，管理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系统，即从自由市场向实物经济转变的、战争期间的中间状态，而向实物经济的最终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向实物经济转变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目标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追逐利润变为提高人类生活标准（human living standards），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转向以生活标准为中心。换言之，管理经济、实物经济及其实施的计划工程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传统经济学以金钱计算为中心，生活标准经济学以生活标准为中心，以实物的物理学测量为基础，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生产问题转向分配问题。这一点和北美技治主义运动的领袖斯科特的观点很相似。[43]
在纽拉特看来，19世纪的技术进步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标准的提高，甚至在没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分配问题，以及对生产的人为破坏（典型的如经济危机时期的机器闲置）。[44]以金钱为中介的经济学并没有刻画实际经济活动状况，而对幸福、福利等进行物理主义的经验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将经济学导向了人类生活状况（life situation）分析。按照纽拉特的物理主义或行为主义社会学的理解，对生活的感受是一个如“硬度”般的比较术语，可以用生活状况加以具体化。[45]他把生活状况具体分解为与住房、食物、衣服、教育、娱乐、工作时间、工作量、疾病、品行等有关的数据，从而把经济活动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目标落到实处。当然，他承认生活状况与生活感受不能完全等同，同样生活状况的人对生活的感受并不完全一样，但他认为经济学可以沿着上述思路发展下去，并把他的新的经济价值观点扩展为经济学理论，进而“影响生活状况的某种制度和测量”[46]。
纽拉特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问题融于一炉，与纯粹的当代学院经济学差别很大。他在政治经济学中继续反对形而上学，认为传统的金钱计算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人是“能完美洞见的理性人”这个假设，并认为这是应该从物理主义经济学即生活标准经济学中剔除的形而上学。[47]实际上，纽拉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与同时代的凡勃伦、斯科特有许多共通之处，与后来的技治主义者加尔布雷斯所提出的富裕社会理论和计划理论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尤其体现在社会测量、计划经济与分配问题等方面。
手段：社会化与完全社会化。纽拉特的社会化理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很多想法是对他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而更多的则是理想性的构想。对于社会化，纽拉特有一段很清楚的界定：“（社会化）不是市场经济（a），它将带来一种管理经济（a1），即一种中央决策，以实现一种经济计划，或者至少支持它。它不是主人统治（rule by masters）（b），如我们所知，它将带来社群统治（rule of the community）（b1），而且让全体人民作自己命运的主宰。它不是主人经济（economy of the masters）（c），它将带来集体经济（collective economy）（c1）。它不是服务于特权主人阶层，它将带来为所有人福祉服务的经济。……因此，社会化可以由a1 b1 c1来定义。而且，社会化以资源的全效使用（full use）代替资源的低效使用（under-use）（d1）。”[48]显然，他的社会化观念与社会主义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同时显示出对将科学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坚定信念。他指出：“过去生活秩序被当作命运接受，现在在从未有的高程度上变成我们有意识分析意志的对象。社会化，即社会主义生活秩序目标导向的实现，是今天的要求。”[49]也就是说，社会化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处于管理经济的过渡阶段。全面社会化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化或私人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化措施的综合。要实现整个社会组织重构，就要让整个社会迈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纽拉特看来，支持管理经济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