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社会化呢？纽拉特认为，社会化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实现，而他推崇的是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团结主义（solidarism）和共产主义（communism）的集体主义方案，强调农民与工人的合作，要求农业与工业并存，推进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和对工农平等对待的集体主义经济，按照家庭为单位分配生活资料。他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化，主张改良主义方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以逐步施行社会化措施。他认为：“假如社会主义导致解放，它必须加入宽容，它必须公正地对待文明的不同，并将每一种都按自己的方式嵌入经济计划和管理经济。”[50]尤其是，纽拉特主张的社会化和社会工程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暴力铲除传统组织和清洗以前的官员。在经济方面，社会化意味着一种遵照计划的管理经济。但是，纽拉特认为，社会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采用社会化的方法，而经济计划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在古代，比如斯巴达人就采取过某种计划经济。[51]在纽拉特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性特征在于实现分配正义和取消经济特权，而不在于计划经济。在社会化组织方面，纽拉特设想了一整套计划机构及其职能来推行社会化。他认为，必须有一个中央经济管理局（Central Economic Administration）设计经济计划，使得相关制度相互兼容。他还强调发挥行会和行业的协调作用，主张银行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加强社会统计制度，与实物计算中心（Centre for Calculation in Kind）联合，等等。在阶级政策方面，他认为在社会化时期，国家权力主要由工人和农民掌握，但是他们要联合其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包括中产阶级。“社会化部分为那些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下最为受苦的人、工厂工人所需要。但是，为了走向社会化，工厂工人不得不联合工匠、农民、公务员和专家来组织反资本主义集团。”[52]如此，过渡时期的阶级政策主张社会民主，强调各革命阶级的合作，尽量采用最少的暴力实现社会化。总之，在很大程度上，纽拉特理解的社会化实际上是社会理性化和数字化，在全社会逐步推进某些技术治理措施，而他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很强的技治主义特征。
随着社会化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最终实现完全社会化（total socialisation），也就是进入纽拉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阶段。纽拉特主张，逐步社会化直至完全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社会化不等于国有化，而是一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和设计，是一种社会工程。总的来说，纽拉特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要向泰勒主义学习，既要提高生产效率，又能给工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社会主义生产的关注点应从利润转向效率，效率与生活条件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以提高人们生活条件为最高目标，消除集团特权，用社群经济（economy of community）取代主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最低的住房、实物、衣服、教育和休闲保证，每个人都承担不同类型的工作。社会主义实现完全的社会化和实物经济，用计划来管理整个经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再考虑利润问题，而是要考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照能力遴选经理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取消商品和货币，对产品实行计划分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一切为了利润或财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切为了使用或效用。在经济计划为基础的实物经济秩序中，社会主义将更好地考虑人的幸福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改变，纽拉特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是一种热爱社群的生活秩序。”[53]无产阶级不仅要提高物质生活，也要提高精神生活。“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表明：爱、和谐、超个人的奉献不仅被社会主义所庇护，而且是被其组织形式所提倡，甚至与经济计划和实物计算——否则它们仅仅作为冰冷体制被我们所知——一道最紧密地发展。在其效果和目标的感知形式中，社会主义劳动运动永远是影响整个人类的，是为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自由个性进行的文化运动。”[54]
技术治理的计划战略：社会工程、社会工程师与社会科学
纽拉特对技术治理实施战略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计划体系和社会测量两方面。他对社会测量尤其是经济学测量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想法，比如上述提及的对生活标准的物理主义测量方法。但是，他的社会测量思想偏重于统计学的技术性方面，比如前述的图像文字系统（ISOTYPE）方法。纽拉特创造它的目的是希望对工人进行教育，这在他主持的博物馆中进行了很好的应用和展示。从理论上说，他对经济计划战略的讨论更有创新，这也与他的社会统计学思想紧密相连。对于他来说，计划尤其是经济计划非常重要（这一点与卡尔纳普很类似），要实施计划战略，既需要能胜任的社会工程师，也需要能胜任的自然工程师，更离不开物理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指导。因此，纽拉特主张赋予专家更大的政治权力，这符合技术治理的第二原则：专家政治权力原则。
计划革命与社会工程的核心位置。经济计划在纽拉特的社会化进程中处于核心位置。他指出：“我们知道社会化的目标是：全效使用和社群目标的经济（Gemeinwirschaft）。我们知道这是如何达到的：通过管理经济（Verwaltungswirtschaft）的经济计划，它在一般规则（Gemeinherrschaft）之下将导致一种实物经济（Naturalwirtschaft）。”[55]纽拉特认为，当时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计划革命的时代：“也许，我们处于某种将被称为‘计划革命’时代的前夕，与‘工业革命’相对。计划变得几乎普遍：计划作为一种战争方法，计划作为经济学家抑制经济衰退的良药，计划为建筑师所爱，而且计划成为我们社会新模式的特征。”[56]在他看来，制定计划的实质是在不同人群之间分配不同的生活条件。
社会化需要清晰的经济计划来实现，并提高经济的效率和弹性。这导致对社会统计学的作用和需求大大提高，尤其需要对生活状况进行具体的数据测量，以作为整个经济计划的核心。纽拉特区分了两种社会统计学，一般统计学对各种资源进行动态统计，而新社会统计学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统一统计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他对新社会统计学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改进方法。纽拉特还讨论了建立欧盟和国际计划的问题，主张创立世界邦联（world-commonwealth），并设想在欧洲范围统一测量和调配资源。
纽拉特一再强调，计划和社会工程并不一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相冲突。他把社会工程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社会工程并不等于国有化。他指出：“对一个社会工程师而言，显然可以使用合作、卡特尔、混合公司、贸易联盟、消费者协会、商业会所、农业会所和其他大型组织与国家一起作为社会化的实施者。”[57]他还认为：“经济计划的结构和实现可以被分为如下部分：机器的技术（应用、方法等）、劳动的技术、管理、社会工程。社会化有意识地使用这些计划，理性地推进，有时也许有目的地在一般计划中培育非理性、传统的行为。”[58]也就是说，纽拉特所谓的社会工程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属于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设定工业标准和类型，以及专业化，是社会工程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只有在大多数公司均牵涉其中时才能实现。”[59]但是，如前所述，纽拉特经济学并非狭义的经济学，而是传统意义上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在很多时候，他将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统称为物理主义的社会学，既包括对社会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考察，也包含今天我们所讲的社会学的内容。他认为，社会学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因此，他所谓的社会工程，就是运用物理主义社会学或科学的社会学来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社会结构理论对于任何社会工程师来说都是根本的，社会工程师指的是所有作为合作者（collaborator）参与所有社会构造（formation）、有计划组织的人。”[60]因此，纽拉特的社会工程主张总体化倾向明显，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
实际上，纽拉特支持经济领域的乌托邦主义，认为社会工程就是科学乌托邦主义（scientific utopianism）。[61]在他看来，物理主义的社会学不仅能预测历史，而且可以根据预测对未来进行设计和调节。他认为乌托邦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并不矛盾，应该鼓励社会工程师对未来进行调节，他反对寂静主义者的无为态度，而传统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必然性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乌托邦主义时代才刚刚开始。”[62]纽拉特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论述主要局限于经济-政治领域，尤其是并不涉及文化、艺术和思想领域的计划控制，他并非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一种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常见成见。并且，纽拉特认为，社会工程根据计划对未来进行调节，但这不表示社会工程是简单而粗暴的，相反，社会工程不是简单的修剪，而是要宽容，反对暴力，坚持和平改良。他还极力强调社会工程要避免过于机械性，要考虑人性。对此，他指出：“了解其工作和想要提供一种对实际目标有用的建制的社会工程师，要同样注意人的心理学特征、他们对新奇的热爱、他们的抱负、对传统的依赖、任性、愚蠢……总之，注意他们在经济框架内社会行动特殊的和规定性的所有一切，就像工程师对铁的韧性、铜的断点、玻璃的颜色和其他类似因素所做的工作一样。”[63]然而无论如何，必须要承认，纽拉特对社会工程的设想，在现实中很可能沦为完全总体化、机械化的激进革命的乌托邦追求，尤其是过于强调取消市场经济，反倒会威胁经济计划的良好运行。真正温和而宽容的技术治理者肯定会认识到：即使是经济领域的计划也不可能是无所不至的，而应给市场的自发调节留下足够的空间，并且好的经济计划必然是一个相互协调的杂多的局部计划体系，而非惟一的总体化计划。
工程师与建议的专家政治。与社会工程的泛义理解相一致，纽拉特对社会工程师的理解也是泛义的。社会工程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和执行项目计划，以达到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纽拉特认为，传统社会活动的目标是赚钱，而计划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什么是幸福条件呢？“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幸福条件’描述为不同的要求，包括食物、住所、工作时间、意外、缺乏、国民自由，以及更多的要求。”[64]按照纽拉特的理解，社会工程师不仅包括管理学家、工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还包括银行经济学家、职业经理人、精神病医生、心理咨询师和法律专业人员如律师、法官等，很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将自己也视为一名社会工程师。纽拉特的理解与目前对社会工程师日益泛化的理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社会工程师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将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应用于社会实践中的专业人员。
纽拉特认为，专家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工程极为重要，必须给专家以一定的经济管理权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管理经济将给各类专家打开新的活动领域，特别是工程师、医生和经济学家。完全不考虑净利润地处理经济的科学管理将鼓励对心理学家、生理学家以及技术的、管理的和社会的工程师的需求。”[65]同时，纽拉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暴露出缺陷，也佐证专家和工程师的重要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化过程中，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央计划机构不得不通过专家来控制公司的人财物，政府需要制度性地咨询专家。因此，在过渡经济阶段，经济运转工作必须由专家和经济官员共同负责。换言之，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治国主张。在整体架构上，纽拉特主张国家经济在过渡时期由逐级选举的经济委员会管理。专家帮助经济委员会控制工程和生产行会，推动社会化和科学管理。具体来说，纽拉特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专家团体要处理五类问题，分别是与会计程序相关的商业问题、与劳动者心理和生理相关的工作方法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以及经济的、统计的和法律的问题，这是由社会工程超出个别公司所辖范围而引发的。[66]
同时，纽拉特又认为，专家并非管理经济、实物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决策人和最高权力者，相反，专家政治要受到民主制的制约。伯恩汉姆等主张“经理人革命”的理论家认为，发达国家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而走向“经理人社会”（managerial society），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者结合的新社会，其中经理、管理者是统治者。经理人运转整个社会，资本家力图变成管理者，而经理人社会将从极权主义阶段向民主阶段变化。纽拉特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虽然专家到处提供建议咨询服务，但未来的管理社会是没有特权的平等民主社会。并且，纽拉特主张社会工程所追求的最优解决方案要适可而止，而且对最优的判断不应交给专家来决定。计划主义的技术治理必须在民主制的控制之下，必须能很好地适应整个民主制的模式，可以提供必要的数据用于民主讨论。“也许，这是为什么民主国家的宣传比一党制国家更有教育性和情感性的原因，在民主国家，统治（government）是在某种立场上一起压制不受欢迎的知识。”[67]并且，纽拉特还指出，专家政治在实践中的困难恰恰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主人士不信任专家政治，二是很少有企业认为社会化不可避免，因而倾向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改变。[68]应该说，纽拉特提出的以民主制约束专家政治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在智能革命的新时代越来越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