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纽拉特认为民主会导致一些混乱，但他也认为社会工程与民主制并不矛盾。科学乌托邦主义只是提出关于未来的方案，想象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但不判断哪种方案是最合理的。因此，科学乌托邦主义并不意味着专家支配社会改造。它把实际的实践决策交给民主制完成。“当然，有许多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人们有可能一步步地改变社会，而另一些人则几乎不期望改变社会，或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种新型的单一共同体之上。但是，这些假设以及其他假设都不是科学的乌托邦主义的实质内容。”[69]也就是说，专家在政治活动中主要的权力是建议权，而不是最后的决策权，他们扮演的是思想库（Brain Trust）的角色。无论是自然工程师，还是社会工程师，都不是预言家。“一个机械工程师可能讨论很多可能的飞机类型，而没有任何理由期望其中某个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比另一个大。与此相类似，一个‘社会工程师’‘一个制定计划者’可以探讨许多可能的社会模式，而并不会试图预言其中哪一个将会实现。”[70]并且，纽拉特认为科学家也不擅长决策或执行。“极权主义者可能试图让科学家做新社会的领导人，像以前社会的魔法师、贵族或教士一样。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百科全书主义不明白，为什么被训练来发现尽可能的替代方案的科学家有特别的能力选择一个方案（一种不能以计算为基础的方案），尤其是他们仅仅为有着不同欲望和态度的他人作决策或执行一个行动。”[71]
指导社会工程的社会科学。统一科学指导改造世界，其中的社会科学是指导社会工程的知识基础，必须依靠社会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实施社会工程。对此，纽拉特认为：“社会科学家对于大众的重要性，主要基于将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将历史学的结果用于社会工程。”[72]但是，纽拉特这里指的社会科学是当时要进行改造的未来社会科学，是与德国精神科学的旧传统决裂的社会科学，属于统一科学的一部分。如此，既有的社会科学要进行概念和陈述的澄清，剔除形而上学成分，使之真正成为科学，并统一于物理主义的旗帜之下。但是，纽拉特指出，统一科学并不是把其他学科变成物理学的分支，“物理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要把物理学定律传递到生物及其群体中去”[73]，各门学科仍然有各自的不同对象、问题和方法，作为统一基础的物理主义语言是有模糊性的。就社会科学而言，物理主义主张仍然允许它保留自己与自然科学的一些不同地方。比如，不可预言性在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纽拉特比较了物理预测与社会预测，指出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即预测者及其预测会影响预测的实现。无论如何，纽拉特设想的社会科学是一种自然科学化的实证性社会科学，而不是思辨性浓厚、更接近于哲学的社会科学。
纽拉特认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是统一的，都是经验科学的方法。不仅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而且法理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都可以贯彻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并要进行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改造。在心理学领域，统一科学意味着剔除“活力论”等形而上学实体，全面转向华生等人提出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可以研究人与人的经验关系，而不要讨论准则、价值和本质之类的东西。“在物理主义的框架中，‘心理学’变成最宽泛意义上的行为主义系统。社会学也不得不在物理主义语言中表述为‘社会行为主义’。”[74]物理主义心理学反对视角理论（aspect theory），主张普遍的行为主义，其主要分支包括：精神分析学、条件反射性、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纽拉特仔细讨论了各个分支如何清除形而上学的问题，主张编撰物理主义的心理学术语辞典。在社会学领域，物理主义社会学是经验社会学，必须探讨某个群体对某些刺激的典型反应，从而对重大历史运动作出预测，纽拉特称之为“社会行为主义”。所谓社会行为主义，即“社会学不是一种“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也不是一种“心灵科学”（Geistwissenschaft），“精神科学”和“心灵科学”的基础不同于其他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是一种作为统一科学一部分的社会行为主义社会学”[75]。社会学经过社会行为主义改造后，就成为和天文学一样的经验科学。“人们可以和星群相比较，星群内的星星间相互联系比其与其他星群更紧密。社会学科可以和生物学比较，生物学研究地区和单个大陆的动物种群”[76]。社会学实际成为了一种社会技术。纽拉特所谓的社会学，是包括了传统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泛义的社会学。他认为，之前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形而上学和神学束缚，科学的社会学或物理主义社会学要成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如何运转的社会技术，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习俗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剔除社会管理以及社会工程的一般理论。因此，纽拉特所谓社会学包括了大量政治经济学内容，他甚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与工人运动联系紧密的最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并且，他认为自己主张的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某种科学的物理主义方法。[77]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却表明了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纽拉特与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
纽拉特的技治主义主张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换言之，他希望实现的社会科学运行是依照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解来进行的，在此理念之下，只有信奉物理主义的工程师才是真正的科学专家。笔者将之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技治主义。概括起来，它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其一，同时从逻辑构造和实际效果两方面理解科学，坚持科学的可控性。一方面，科学是思想构造物，甚至整个知识世界都是逻辑构造的产物；另一方面，科学构造与实际行动及其效应相对应，而不仅局限于观念。然而，对于这种两面性更深的根源，逻辑实证主义左翼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在他们看来这属于形而上学问题。纽拉特的两面性观点，显然与他对启蒙观念的坚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等于启蒙的推进，希望把科学视为将人们从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并且还要将它输入自然世界、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以达致人们进一步的解放。构造科学知识的科学理性就是人类理性的全部，科学理性同时在观念和实践两方面都是解放的，原因就在于科学观和科学实践是可控的，且不仅自然是可控的，社会是可控的，而理性本身也是可控制的。所以，有人把纽拉特理论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可控理性”（controllable rationality）的概念。[78]在这一观念之下，科学及其应用后果都是可控的。这也是霍克海默批评纽拉特的根本原因，因为在霍氏看来，启蒙是太阳一般无法控制的力量，先是带给人们光明，最后将避免不了烧毁一切。
其二，技术治理的目标是有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控制。一般说来，技治主义对社会科学技术化的理论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政治领域，这意味着它们在理论上习惯于将政治与经济融合在一起考虑，换言之，技治主义的理论核心是科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技治主义者而言，区别政治与经济意义不大，因为科学时代的经济自由意味着政治运行的全新可能，而当代政治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适内容，甚至经济计划成了政府的最重要职能。当然，除了政治经济学，技治主义者还主要对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保护（环境规划）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纽拉特对技术治理战略的探讨基本上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虽然他讨论过住房、教育和文化等问题，但是实际上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问题展开的。他深入研究社会测量和经济计划问题，目的都是要实现经济领域的控制。如前所述，纽拉特对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必然会使他的技治主义理想涂上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他始终知道可控理性意味着有限理性，无限理性必然将可控性吞噬。所以，纽拉特反对激进的革命，坚持技术治理要服从社会主义和民主制的大框架，主张专家政治不得与民主相冲突。当然，他的类似辩解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难以消除其主张的明显的机械性气质。纽拉特过于强调经济和计划，显然是由他的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立场所决定的。实际上，技术治理常见的实施战略很多，比如社会测量、计划体系、智库体系、科学行政、科学管理、科学城市和综合性大工程等。[79]技术治理模式应结合不同的国情加以选择和调适，统筹多种实施战略，更重要的是诸种战略的运行都应该具有本体化的特色，既不存在某一种普适战略（比如计划），也不存在某种全球通用的唯一模式。
其三，通过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完成真理到行动的“治理转译”过程。按照休谟的两分法，科学知识是一种“是如何”的学问，而治理是一种“应如何”的方案，而“是”在纯粹逻辑的范围中是推导不出“应当”的。因此，从科学知识到治理行动的指导性观念，就要经过复杂的话语转换过程，笔者将其称之为“治理转译”。对此，纽拉特是通过统一科学概念来完成的。按照纽拉特的观念，科学之所以要统一，就是要指导实际行动，特别是要指导工人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而改造社会的活动则需要社会科学的指导。实际上，只有一种统一的科学即物理主义科学，包括物理主义自然科学，也包括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和物理主义的哲学即科学哲学。也就是说，纽拉特提出了一种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实际上如于贝尔所言，物理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是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主张，而不仅是纽拉特一个人如此认为。[80]自然科学知识不能直接指导改造社会的行动，但它蕴含的物理主义主张是可以也必须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指导也是清除形而上学，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的方法论。于是，所有社会科学概念都要放在时空框架中刻画，且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须接受科学理性的指导。这看起来是一种对社会科学进行自然科学化改造的主张。实际上，即使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将理想的自然科学归结为物理主义，也不能说明当代自然科学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发现物理主义观念不是局限于自然科学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观念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苏珊·哈克所称的探究活动之中。换言之，治理转译不是一般理解的直线应用过程，而是一种先升华再扩散的转译过程，在其中，社会科学并没有从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从属于物理主义并平行于自然科学。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转译过程存在无限多的可能解释，而既有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其中一种。
其四，从工程角度看待世界，坚持泛专家的专家观念。当可控性被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无论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被视为工程活动的对象，因为只有工程世界才是完全渗透可控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技治主义者会最早开始讨论环境保护问题的原因，即不能再任凭环境自然而然了，而是应将其纳入计划之中，使之成为文明的自然而非野蛮的自然。一般认为的技治主义者忽视环境问题的想法是错误，最早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回顾》中提出环境保护的爱德华·贝拉米就是技治主义者，而早期提倡建立环境保护区的进步主义者与技治主义关系也非常紧密。在工程的视角之下，为当代理性的实践活动提供知识指导的人都应该被纳入专家之中，环境保护活动则需要环境工程师的指导。因此，纽拉特的泛专家的理解对应的是工程世界的观念，而工程世界是从可控科学视角中折射出来的。现实世界中的大型工程项目往往不仅涉及对自然的改造，更牵涉移民、环境、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时兼具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的属性。经波普尔和哈耶克的批判，一般认为总体化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既不可行，又极其危险，但他们并没有否认局部而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可能性，[81]而在现实中局部社会工程一直在发生着。如斯诺所言，的确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两种文化”问题，这正是自然工程-社会工程、自然工程师-社会工程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二分法的背景。在理想状况中，专家教育应该全面化，不同专家团体应该团结起来，工程目标应该多元化，打破上述二分，共同为人类福祉服务。这实际上也是统一科学的基本精神。
其五，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关系密切，因而某些主张尤其是计划思想与社会主义者的想法有类似之处。在逻辑实证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直是无法绕过的思想渊源，这与当时维也纳学派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奥地利帝制崩溃，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崛起，除了纽拉特，逻辑实证主义者中很多人如齐尔塞尔等都加入了奥地利民主社会党，这也是为何统一科学运动后来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压制的原因。纽拉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很多人也这么认为，比如于贝尔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波普尔则认为纽拉特是“半社会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82]纽拉特还将自己主张的物理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社会学称为“唯物主义基础的社会学”[83]。有人认为，纽拉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84]其一，受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思想和科学都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其二，受马克思式认识论的影响，认为科学和知识都是集体思维的产物。其三，受马克思主义前驱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影响，坚持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模式。笔者认为，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对纽拉特的影响还在于：第一，纽拉特对反形而上学的理解受到马克思革命精神的影响。他认为，在反对形而上学方面，科学世界观与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参与社会实践方面，很多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都努力成为一个战士。第二，纽拉特的科学史研究思想从根本上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实际上，左翼科学史方法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典型的如齐尔塞尔的《现代科学的社会起源》，他的“现代科学兴起的三个社会阶层说”，明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因此他被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85]对科学史的重视，与维也纳学派左翼关注和参与现实是有关的，与马克思主义倾向也是相关的。第三，纽拉特对无产阶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的理解受到马克思的明显影响。纽拉特认为，无产阶级能最好地发挥科学的作用，而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日益阻碍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的乌托邦的实现，社会主义从总体上依靠新技术和新技术的使用，不会导致失业。社会主义的生产计划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无产阶级的胜利只会大幅度推动技术进步。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纽拉特是被忽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典型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