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曾经被列宁和斯大林批评。[86]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强调民主的作用，主张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还主张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改造和发展，尤其主张用马赫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它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社会主义文化，认为文化在阶级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纽拉特的理论具有上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区别很大。比如，在纽拉特看来，科学理论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统一科学及其运动是为社会化服务的。但是，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转变意味着暴力革命和总体化的乌托邦转变，他希望宽容和温和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区别了管理经济与实物经济、社会化与完全社会化。总之，他有一个最终的实物经济的总体蓝图，但认为实现它的过程是逐步的、渐进的。再比如，如前所述，纽拉特的思想虽然明显出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但是他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更有弹性，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两者完全不可分。因此，他认为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单独的计划，比如在计划和社会化问题上，他认为计划并不只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化并不等于国有化。
实际上，纽拉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计划性的特征，他甚至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工程主义者，而物理主义是唯物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是严格的唯科学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支持社会工程，而无产阶级斗争坚持科学态度，重视科学方法和成果的应用。并且，在所有反对形而上学的物理主义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坚持，而且还指导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87]但是，唯物主义仍然有形而上学的成分，继承了19世纪的东西，而现代的物理主义是现代的逻辑化的唯物主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工程的根本基础。纽拉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人的战略，是一种社会工程的教程。[88]也就是说，纽拉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支持总体化的技术治理的，并且对社会工程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的社会工程在根本上一致，是其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狂热的特点，但是毕竟这也应用了科学。对于列宁而言，能否在专制时代组成并用好精干且严密的政治先锋队，是一件与英雄主义、殉道等任何情感无关的技术分析性事务。但是，历史充满逻辑上正确的科学态度与强烈的感情元素结合的例子。”[89]也就是说，按照纽拉特的理解，马克思甚至可以被划为技治主义者，而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不可分割。他甚至认为，很多马克思的批评者批评马克思的技治主义，实际是反对科学，是要从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不科学的乌托邦主义”中。[90]
如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不仅纳粹主义和天主教等右翼势力攻击逻辑实证主义，许多左翼力量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也对它进行批评。右翼势力把逻辑实证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思想的威胁，这个很好理解，比如纽拉特不论思想还是行动上，都主动反叛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马克思主义者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是反人道的科学主义、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无视卡尔纳普宣称自己的立场是“科学的人道主义”，无视左翼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为社会改革运动服务，而运动就是当时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应该说，后来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日益退出社会和政治领域，而完全退入逻辑主义和语言哲学的保护之中，既有右翼打压的原因，也有左翼同行者不理解的原因。我认为，无论是右翼的批评，还是左翼的批评，都是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先行的方法的结果，都没有深入地理解纽拉特的逻辑，尤其是没有深入理解其科学形式分析与社会主义主张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对于右翼来说，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对于老左翼来说，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就是支持资本家；而对于新左翼来说，科学和启蒙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他们都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真正深入的哲学批判，尤其没有找到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科学的专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91]。理解纽拉特的关键在于理解科学哲学在他那里乃是为改造社会服务的。这里的逻辑是：理性的实践需要科学知识作为基础，而科学哲学肩负着澄清和改造所有科学知识的任务，是作为全面社会化的知识基础的统一科学的先行者和把关人。这的确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自信，自信能将理论与实践在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完美地统一起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蓝图，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居然还是可以控制的。显然，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在理论上太过乌托邦主义，而在现实中的影响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比不上它“左”“右”两边的批评者。
纽拉特把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等同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并不是唯科学主义者，尤其不是科学决定论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进步的最终推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是阶级斗争。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第一生产力），但整个劳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部分，科学技术只是作为手段和工具为劳动者所用。因此，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无论是将之运用于自然界的技术改造还是运用于社会的技术治理，都只是社会主义社会运行的手段，而非它的目的。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技术治理工具论”。并且，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手段，技术治理同样也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可以利用技术治理的方法，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但这并不代表技术治理能超越阶级或阶层的范围。总之，马克思对社会运行的技术分析是为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而不是将技术治理凌驾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上。当然，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运用技术治理方法，也应该和有能力更好地运用它。因此，对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的批评并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它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它的思想资源，比如纽拉特的计划、社会工程和治理转译等思想，为重构新的技术治理理论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技术治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Z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