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网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是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难题的必然选择，是由传统文化与当代实践的密切联系、“打天下”与“治天下”的辩证规律、包容开放的传统文化性格以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把坚持真理与不忘本来、取其精华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与推陈出新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和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教授刘建武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2期刊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既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关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隆替。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关键是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无法解决的中国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和精神被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和中国文化融合互补、相得益彰？怎么样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更加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不了的历史难题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形态的剧烈冲突和转型更替，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临着一系列回答不了的历史难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才使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难题迎刃而解。
首先，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所面临的精神被动和精神危机的问题。
中华民族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无比辉煌的文化成果，这是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宝贵财富。但是，从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文化渗透，中国传统文化随同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和君主专制政治一起败下阵来。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和腐朽的专制政治，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同样，中国文化也解决不了中华民族面临的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清政府的官员们在洋枪洋炮面前所上演的那些“扶乩术”“阴门阵”成为了多么荒诞的历史笑话。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文化可以抵御西方列强，最终造成了人们心态上的失衡和心理上的自卑，似乎我们一切都不如人，从而在精神上丧失了主动权。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困境之中。正所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才有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推翻旧文化、倡导民主和科学、提倡解放思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阴霾一扫而散。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其次，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传统文化回答不了的关于在中国开展人民革命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吃了败仗，同时在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面前也黯然失色。要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显然已不可能继续沿着历史上的尊孔读经、中庸和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路继续走下去，而只能走人民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和领导人民起来革命，以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彻底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性质都根本不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是找不到合法依据和现成答案的。在儒家学说中只有君子和小人，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武装斗争、人民革命、造反有理，在儒家看来这是典型的“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这也是儒家学说在人民革命时期为什么不吃香的原因所在。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以及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好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中，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还有，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传统文化解决不了的关于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两个方面，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不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
数千年来人们向往着 “大同世界”和“均贫富、等贵贱”的梦想，如何实现这个梦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把分配财富看得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的空想主义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一是平均主义，二是“红眼病”。平均主义限制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红眼病”导致了“劫富济贫”和穷人并没有因为富人的被消灭而成为真正富人的历史怪圈。靠着儒家所倡导的所谓“贫而无怨，富而无骄”的说教，既不可能解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更无法回答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
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决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问题，解决好公平与效率良性互动的问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只能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兴中国、富中国、强中国的必由之路。
其实，要求传统文化解决好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救亡、人民革命、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这样的问题，是一种反历史的表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应当站在不同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封建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不能要求封建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具体问题。君子小人与阶级斗争、修身守礼与民主自由、君舟民水与人民民主、厚生养民与共同富裕，这是只有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才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社会形态在解决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观念，自然具有了根本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只有深刻理解这个道理，弄明白了这个根本不同社会形态下形成的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观念，才能理解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不能沿着儒家的道路走下去，不能搞所谓的“儒化社会主义”“儒化共产党”那一套，才能更加自觉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不会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可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中华文明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由传统文化与当代实践的必然联系决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长久的流淌在民族的血液之中，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民族的心里之上。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犹如必须呼吸空气一样，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固有的文化氛围之中，这就决定了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会也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任意行动，而必然受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对此，恩格斯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实践之间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
传统文化与当代实践的这种不能分割的必然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随意可以改变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可能排斥和取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和中国化的基础和根据。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由“打天下”与“治天下”的辩证规律决定的。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打天下”与“治天下”的辩证关系，在历史上是有深刻经验的。人们常说的有这么两句话，一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一是“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这些告诫就是要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攻守易势”之后，革命的目标任务、方向方针、方式方法都应当随之调整和改变。
通过“马上”的武装斗争，可以夺取政权，得到天下，但不可能继续通过“马上”的方法治理天下，安定天下。而要顺利地实现从“马上”夺权到“马下”治国的转变，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转变，就离不开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人民革命时期，通过武装斗争打天下，儒家学说不能直接帮上忙，但夺取政权之后，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儒家学说就又有了用武之地。正心诚意修齐治平、贵和尚中和合共生这些观念，不是进行革命斗争时期的思想主张，却是夺得政权后治理国家时期的修为之道。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为官为政的道理和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和教化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可以说，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不懈探索中，我们完成了“马上”夺权与“马下”治国的精彩转变，实现了打江山与守江山的完美统一。这也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不能笼而统之地抽象地超越历史条件地去生搬硬套。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由传统文化包容开放的性格特点决定的。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美美与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性格和突出特点，其要旨在于处理好自身独立性和世界多样性的关系，做到既要和谐相处又不简单苟同，既坚守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从而在相互取长补短的多元交融中实现开放包容、共生共存。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5000多年而经久不衰、代代相传，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文化成果，善于发现不同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具有普遍联系的脉络和相互借鉴融通的因子。
马克思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首先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成功，而是在来到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之后找到了生存发展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既没有因为水土不服而短命夭折，也没有因为环境变迁而改性变种，不仅在古老的中国落地生根、安家落户，而且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要理解这个奇迹，就不能不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去探寻。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能够结合的内在原因，弄明白开放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博采众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所存在着的能够结合的内在因子和深度契合性。两者之间所存在能够结合的这种内在因子和深度契合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向往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民本观念、平等主张、道德操守、革新精神、和平理念等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共通之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在唯物论、辩证法、价值观等根本思想方法、思维特征和目标追求上有着潜在的契合性。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天然因子，就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品格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所形成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科学，它所提出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则，并没有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提供现成的答案。基本原理、一般规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关系的理论抽象，指明了每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要求，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这些基本原理、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各个国家特有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要善于把基本原理、一般规律与本国实际本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本民族具体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形式。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百年来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切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可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拒绝和排斥马克思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奋斗中，挽救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中断和阻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三、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和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显著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就一定会是径情直行和一帆风顺的。事实上，近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上，我们走过了两者“能否结合”以及“怎样结合”的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先后出现了“排斥说”“替代说”“改造说”“互补说”“融合说”“创新说”等不同观点。经历百年来的不懈探索，我们不仅成功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成功的解决了如何结合的问题。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之路，既不是那种一个简单地“吃”掉或者“化”掉另一个的办法，也不是那种简单地两两相加或者合二为一的办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时代精神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精华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统一。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的进程中，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活力。
一是坚持真理，不忘本来，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做好两者结合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基础，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推动两者的结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一定要警惕和防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不能一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贬低中国文化，也不能一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取代马克思主义，不能用马克思否定孔夫子，也不能用孔夫子代替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防止和避免出现精神上的“分裂症”。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一个简单的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孰大孰小、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的问题，一个如何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问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意志衰退、信念动摇；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毫不动摇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同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起来，既坚持真理，又不忘本来，既高扬旗帜，又尊重传统。这是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结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就必然走上歧途。
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和辩证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五味俱全的复杂体系，既具有灿烂辉煌的精华，也存在腐败没落的糟粕。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我们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机械照搬，更不是生吞活剥地连同糟粕一起都要继承下来，而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摈弃传统文化中落后过时的糟粕。所以，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全盘肯定的历史复古主义是错误，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正确的态度是在辩证扬弃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弘扬其民主性的精华，否定其封建性的糟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坚守和继承弘扬要建立在科学分析和辩证扬弃的基础之上，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则要加以抵御和克服，而不能对精华和糟粕不加区分地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怎样才能做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和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呢？答案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为武器，分清哪些是进步和优秀的，哪些是落后和腐朽的，哪些是今天应当吸收借鉴的，哪些则是必须反对和抛弃的。从而在抛弃传统文化中诸如家长制、一言堂、官本位、等级特权等等与现代社会不相协调方面的基础上，把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深邃思想智慧、科学人文精神、高尚道德规范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三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基因和延续下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营养，让记载在古籍里的思想观念、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古董、沉睡在大地上的遗址遗迹转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厚文化资源。根本的出路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当今时代的需要，对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提炼、转化、融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智慧同当代发展需要相衔接，从而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应该说，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我们是有丰富的经验。比如，毛泽东通过对“实事求是”的全新解读，使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通过对“小康”一词的生动阐释，使其成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想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国之大者”的借题发挥，使其成为了“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生动表述。这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内容所作的经典转化，使古老的传统文化概念一下子演变成为了鲜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篇大文章，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自觉地统一起来，做到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培元固本与守正创新相统一，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任何企图借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名搞什么“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历史复古主义是可笑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企图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名而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荒谬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同时，那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等同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主张都是“古已有之”的说法是幼稚的，也是站不脚的。只有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才能不断铸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