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GDP增速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增多，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202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三重压力”的挑战。“三重压力”为何会持续存在，2022年“三重压力”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宏观政策又要如何应对以实现5.5%左右的GDP增速预期目标。这些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需要研究与回答。
“三重压力”产生的短期与中长期原因
短期来看，2021年“三重压力”的产生主要与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密切相关。“需求收缩”的核心表现是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恢复偏慢。消费需求恢复偏慢主要源于疫情影响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持续低于平均数增速。投资需求增长偏慢主要是受到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拖累。“供给冲击”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与能源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企业的生产约束加大、生产成本上升，突出表现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大幅上涨。“预期转弱”主要源于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减弱的大环境下居民与企业等微观个体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减弱。
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的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等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三重压力”本质上是“三期叠加”压力的进一步延续。在疫情出现之前，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具体而言，导致“三重压力”产生的中长期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首先，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缩”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过去10年，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攀升速度一直偏快，尤其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27.9%大幅上升至2021年末的62.2%。高债务压力下居民和企业不得不将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作用，从而导致“需求收缩”。其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资本与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拐点的相继出现，是“供给冲击”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供给端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将会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的一个压力与挑战，也是中国由以往依托低成本优势的粗放生产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再次，由于中国近年来处于增长动力转换过程，资本与劳动等传统增长动力减弱而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新动力尚未成型，潜在增速呈现趋势性下降。由此导致居民与企业对未来收入增速与利润增速的预期下降，这是“预期转弱”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2022年“三重压力”或将发生三点新变化
“三重压力”在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下会持续存在，而且不同时期的主要表现也会有所不同。2021年“三重压力”主要表现为需求端内需不足、供给端生产成本上升以及预期方面对经济增长预期的减弱。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可能将发生三点新变化，需要注意与防范。
“需求收缩”方面，在内需增长动力有待提升的同时，外需增长将有所承压。2022年，中国消费和投资需求虽然将有所改善，前两个月消费与投资数据也取得“开门红”，但难以扭转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居民消费仍会受到收入增速与债务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投资增速虽然会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回升的支撑，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带来的影响将会逐步加大。2022年1—2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2.2%，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下滑势头将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过去两年呈现高增长的外需将在2022年有所回落，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减弱抑制外部需求。二是海外供应链加快恢复会使得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有所弱化。三是在过去两年高基数的影响下，2022年中国出口继续维持高增长的难度增加。因此，外需增长回落将会成为影响2022年“需求收缩”方面的新因素。
“供给冲击”方面，生产领域的成本上升已开始对消费品领域产生影响，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压力将有所增加。2022年以来，虽然前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仅为0.9%，但主要是受到在CPI中权重较高的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下降拖累，2月份猪肉价格同比降幅高达42.5%。从非食品的CPI来看，1、2月份的同比涨幅分别达到2%和2.1%，已处于近年来的较高水平。其中，居民与出行相关的交通通信费用同比上涨5.5%，与居住相关的水电燃料费用同比上涨3.6%，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领域能源等成本要素上涨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进一步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隐含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来看，2022年1—2月份的CPI为1.8%，高于2021年同期。全年CPI涨幅可能将呈现持续扩大态势，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难以较好提振的情况下，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实际感受将显著增加。2022年，对此方面的“供给冲击”要有所重视。
“预期转弱”方面，公众对经济增长预期有所改善，但对资产价格预期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2021年四季度以来，随着稳增长政策的加码，公众对经济增长预期有所改善。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持续回升，分别从2021年10月份的53.6%和58.8%上升至2022年2月份的58.7%和60.5%。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公众对资产价格预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2022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39个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降、57个城市的二手住宅环比下降，以及3月份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均凸显了公众对资产价格预期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预期是支撑资产价格的重要因素，而资产价格稳定是保证经济与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因此，2022年要加强对资产价格预期转弱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防范。
“三重压力”下宏观政策要加强“三策合一”
面对“三重压力”的持续与新变化，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应对，从而更好地实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一些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大幅度增加力度，以超预期的政策扩张应对“三重压力”。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不宜过大，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过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加剧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强化“供给冲击”。二是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与中国政府债务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均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力度过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仅难以持续，反而会进一步影响微观主体预期，加剧“预期转弱”。
更为妥善地应对“三重压力”，宏观政策需要针对“三重压力”产生的重要原因，从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与长期经济增长三个维度共同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经济稳定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要稳健有效，着力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扩张，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防止“需求收缩”。经济结构方面，要加强运用结构政策应对“供给冲击”。一方面，结构政策要着力对资源配置结构进行优化，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畅通国民循环，在生产要素供给趋紧的情况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结构政策还要着力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并加强对下游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结构性支撑，从而弱化“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方面，要通过增长政策切实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扭转近年来潜在增速持续下滑势头，应对“预期转弱”。由此可见，应对“三重压力”，宏观政策需要统筹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大类政策，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如期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中长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