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政治文明新形态要求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包容性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政党政治的灵魂。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是：既不是绝对的一党制，即在法律和实际政治生活中绝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存在的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不允许政党的遍地开花，而是承认与主要政党有亲密合作历史的政党的地位，它们可以合法存在和发展，长期共存。其中关键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作为政治文明新形态中政党制度的组织者和领导力量，把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有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维护其一党训政制度，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消灭其他政党，包括从特务统治的暗杀到军事的围剿，不仅使得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要求无法实现，而且危及社会，给社会大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组织者、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训政制度，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了与各中间党派合作的统一战线，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立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多党合作制度，使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在以后70多年，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现在这一政治文明新形态逐渐为世人所关注。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政党政治潮流中产生的纲领性政党
近代以来，政党在世界范围兴起，政党政治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主流形式，这是近现代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世界政党产生的潮流中，中国共产党得以产生。一个国家的强有力的政党，能够以结构化的共同利益整合分散的个体利益，连接个体与整体，成为维系和推动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运转的枢纽。政党能通过一定形式的制度和程序来转移公众权力，完成政治领导层的代际更替，实现对社会中新的利益集团的吸纳和社会政治过程的新陈代谢，为国家政治发展提供结构化的机制和制度的轨道。因此，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推动了政党的形成，主要产生了西方保守主义政党和自由主义政党。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选举权的扩大，催生了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政党。十月革命之后，在共产国际支持和帮助下，世界各国诞生了一大批共产主义政党。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政治的延续，而是在世界政党政治潮流中产生的。
政治纲领是政党向人民宣示的政治目标与承诺，以及表明的政治主张和立场。由于民意大多是不清晰和间接的，民众透过政党组织的纲领政策可对候选人作出理性的判断。一般说来，政党是一批有主张有理想有政治目标者组成的政治集团，纲领是政党的行动指针，是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进而整合社会的旗帜。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能否把握形势发展的特点，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纲领，事关政党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在于从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政党政治纲领是政党正式通过的总政策纲领，是根据政党所奉行的主义，为适应时代与国家环境的需要，针对现实存在的各项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所揭示的解决纲领和努力目标，是一个政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主张的具体体现。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不仅加强了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同时给共产党在思想上提供了一个总架构——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学说，也是一个全面的哲学和思想的方法，一个精神上的宇宙起源论，所有各领域内的孤立事实，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本身的位置和存在的理由。它解释了国家的结构和发展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的政治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政纲对于现代政党甚为重要，它为党员指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可以激励、鼓舞党员的士气，团结党员的意志，增强党的凝聚力；为全民展示其政治蓝图，号召群众，赢得民心，在社会各阶层厚植根基。政党的政治纲领须是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最高层次是基本价值观念和长期目标；第二个层次是战略问题和中期目标；第三个层次是政策和策略，以及在特定的条件下、在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应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纲领性政党是始终坚持明确政治纲领，并在此指导下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就的政党。纲领性政党能够百折不挠而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终清醒地牢记“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1]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产生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和党的民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各项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各个阶段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在漫长曲折的世界政党政治历史长河中，各国各类政党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照而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延续至今产生的政党大多数昙花一现，当代世界现有的政党大概有六千多个。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魅力，最重要的是开始认识到党对世界政党政治文化的超越，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超越近代世界政党政治文化的使命型百年大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如果从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政党这一时间节点来看，百年间在残酷斗争、数次战争和多次重大政治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无数的政党生生死死，分化组合，真正能够跨越百年历史周期的现存的政党只占少数。依据外交部网站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现在能够有名字、能够分类别、能够知道产生日期的党有66个，其中左翼政党为多数。[2]从世界政党历史来看，具有百年奋斗历史的政党必定是面对百年激荡，走过无数的急流险滩，经历过重大考验的政党。这些党穿越世界历史的百年兴衰，穿越本国历史的百年变迁，来维系本政党的百年存续。百年政党基本上可以由政党存续的时间来确定，但百年政党与百年大党的内涵大有区别。对于什么是大党，法国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说：“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说来，同其它政党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豪爽和勇敢。”[3]从现实来看，托克维尔时代的民主在美国已荡然无存，但托克维尔从对美国、英国、法国的比较中对政党犀利的观察、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现存的66个百年政党，并不都是百年大党。百年大党的标准及其界定，既是在各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问题，也是衡量判断和认识各国政党重大理论问题。所谓的百年大党当然有发展规模与人数等变量，但定义百年大党更应该关注政党本身的特质，关注政党的原则、代表性、组织体系和政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同时从百年大党的执政业绩来看，中国共产党是百年大党中的强大的政党。
跨越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政党。党的百年奋斗中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最难治的事情”。第一，“贫”。如何使国家摆脱贫困，使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为人民谋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第二，“贪”。政党在长期执政情况下，权力会产生腐败和滥用，如何反贪治贪，如何约束监督权力，从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到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都是针对解决“贪”的问题。“贫”与“贪”两字形似，都以“贝”即钱作字底，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两大问题，是对各个政党政权的生死考验，中外政党概莫能外。谁能比较成功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谁就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拥护。在治贫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治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全面从严治党有了新的突破，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全面巩固。中国共产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证了党的长盛不衰并不断发展壮大，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首先，使命型政党创造性地将地位、性质、责任、功能融于一体，贯穿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历史进程中，将主动承担民族使命与履行政治责任作为组织发展和实践奋斗的根本源泉。其次，使命型政党具有其核心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理念，贯彻于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以高度的价值认同、情感共识致力于构建超越资本宰制、切实反映民意、资源分配公正、人类全面解放的文明新形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后，使命型政党具有明确的战略规划与科学的履职本领，以实事求是的动态政治部署、解决真问题的实践导向，把全体党员与人民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共同体力量，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的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西方国家，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它所需要做的主要是运转国家机器，而不是设计制造国家机器，任何执政党的下台都无损于国家机器的存在，甚至不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中国却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是现有国家机器的最初设计者、制造者，也是现行国家机器维护者、改进者与修缮者。它不但肩负着政治领导职能，同时还肩负着执政职能，对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负总责，是支撑国家制度和政治体系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所承担的责任，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比较起来要重大得多。
近300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态是，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之间激烈竞争、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这种政党制度形式先在欧美国家形成并产生示范效应，为世界上多数的后发国家所仿效和学习，在中国则是例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纲领性百年大党，领导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全面领导，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参政议政，构成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显著特征。“多党合作”是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形式，它表明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多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表明政党之间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而非如一般多党制存在的对立、竞争和对抗关系。所谓合作，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合作、非竞争、互利共赢、稳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政党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友党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初多党合作建国、协商民主建政而形成的，并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这一制度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翻版。中国产生、创造和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为人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为人类政党政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