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国有企业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对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保障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立足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照抄西方企业模式，而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一种完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新型企业生产关系。在此过程中，需把握三个关键因素。
彰显关键优势，推进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公司治理效能与核心竞争力。一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以规范化、具象化标准，明确党组织的企业法定地位。例如，可发布全集团通用的党建入章参考范本、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制度先行，实现二级公司主要领导“一肩挑”全覆盖，为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提供组织保证。以简明、实用、高效为目标，制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事项和决策事项清单、董事会授权事项清单等，张榜明示党组“议事”“定事”、董事会“决事”“授事”、经理层“管事”范畴和程序，以制度流程保障党组织科学高效参与公司治理，发挥独特优势。二是坚持国企姓党，突出党组织对公司治理的根本性、方向性领导，使公司治理引领企业全面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能源保供及“六稳”“六保”等急难险重关头，国有企业始终冲锋在前，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造福，起到了“压舱顶梁”的作用。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吸引和激励具有使命感的优秀人才，更有利于大幅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品牌影响力和组织凝聚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挥关键作用，构建治理主体各尽其职、相互制衡和相互协同机制。一是持续优化股东结构，适时推进股权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并在具备条件时支持其参与公司治理。二是充分发挥董事会功能，健全董事会决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闭环管理规范体系，确保单次决策信息充分、科学高效，多次决策步步为营、持续优化。具体地说，可构建董事会决策事前党组前置研究、法律审核、会前沟通“三个必须”，事中充分发表意见、充分揭示风险、充分完善议案“三个充分”，事后执行情况定期反馈和投资后评估“两项机制”，使董事会决策得到有力支撑。三是保障经理层行权履职，建立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制度，完善经理层分权授权、业绩考核、激励监督各项机制，使其切实履行经营管理职责。明确经理层责权清单（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应由其行使的权力）、授权清单（按其行权能力，董事会授予的权力），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通过薪酬刚性兑付、经理层持股等方式，构建充分体现市场价值、组织贡献和创新要素价值的经理层激励体系，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出资人监督、职能监督、业务监督和社会监督对经理层的监督协同效应，有效破解“内部人控制”难题。四是畅通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节点，系统梳理并调整党委（党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在管理中的交叉、重叠和真空区域，实现治理主体之间的责任衔接、管理衔接、流程衔接。
提供关键保障，促进公司治理成为企业全面参与市场竞争的强力支撑。一是健全沟通保障。公司治理发挥作用既需要权责划分、履职规范等硬性规定，也需要沟通酝酿、交流协调等柔性手段。各治理主体之间，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应及时充分交换信息，不断消除信息壁垒，为科学民主决策创造条件。二是健全制度保障。注重以制度流程形式固化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协同运作机制、实践探索经验等，形成公司治理制度体系。注重以新技术手段为制度体系赋能，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企业、行业既往决策数据，科学调整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协同机制。具体地说，可打造制度管理数字化平台，使公司治理制度具备“外规内化联动+制度流程一体+制订使用互动”的特征，制度流程可根据国家政策、经营环境和使用者反馈等因素实时调整，保证公司治理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三是健全文化保障。先进的治理文化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各类决策、行为的背后是理念、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峡集团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关键经营指标年复合增长率均达15%左右，实现了长期稳健发展。这一成绩的取得，直接原因是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带来的系列科学战略决策，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从三峡工程论证筹建时起传承下来的三峡精神和“看准了就下决心”等治理理念。2021年，经进一步总结提炼，在传承坚守的基础上又赋予了三峡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可见，国有企业应在保留核心理念的前提下，不断完成对治理文化的扬弃，使之全面适应新发展阶段，体现新发展理念，为治理现代化厚植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