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内某知名企业裁员，引发社会热议。人们议论的焦点：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该不该裁员？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为了降成本，裁员当然无可厚非；可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希望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两者目标有冲突，对企业裁员到底怎么看？
先说西方学者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指出，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应从需求侧发力，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扩大公共投资。凯恩斯理论的重点，无疑是保就业。道理简单：政府增加预算赤字，而弥补赤字得多收税，显然是对企业不利。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理论四面楚歌。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出版了那本轰动一时的《分享经济》，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企业内部。他分析说，在供求规律作用下，产品价格会随供给增加而下降，企业供给越多，产品价格会越低。若员工工资标准固定，利润下降而工资不降，企业迫不得已，只能裁员。于是他得出结论：失业的根源是“工资固定”。
为了让企业不裁员，威茨曼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要点是：企业不再按人头设固定工资，而只确定劳资双方“分享收入”的比例，不管企业收入状况如何，皆按事先确定的比例分配。威茨曼预言，如果实施他提出的这一方案，企业便可以少裁员甚至不裁员。可由于他的理论重点也是在“就业”，结果却遭到企业主和工会的一致抵制。
在操作层面，美国曾一度推行所谓“细部分工”准则。以铁路为例，美国铁路调节理事会明文规定：铁路上各项作业皆一律实行“细部分工”，比如接听电话与扳动开关，必须由特定工种的员工分别操作。不然，若让负责扳动开关的当班工人接听电话，公司不仅要为该员工支付一天的工资，也得为负责接听电话的员工支付一天的工资，哪怕他在家休假而未赶到现场。
在今天看来，上面的规定似乎有些荒唐，可当年在美国类似的规定比比皆是。比如泥瓦匠砌烟囱，规定他不得使用石材，使用石材是石匠的专门工作；电工更换旧电线，不能拆装线槽木板，拆装线槽木板要由木工来做；管道工处理浴室漏水，不可撬开地砖，撬开地砖和铺回地砖，必须由泥瓦匠完成。
读者看明白没？所谓“细部分工”，其实并未增加就业，而是“三个人的活让五个人干”，将“显性失业”变为“隐性失业”。问题是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呢？1946年，美国学者亨利·黑兹利特发表了《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一文，据他披露，是因为当时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坚持认为：生产效率过高会导致失业；降低生产效率能增加就业。
黑兹利特对那些国会议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以同等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相反。若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去“保就业”，不仅是对人力资源本身的浪费，而且由于劳动力得不到优化配置，极有可能拖垮企业，反而造成更普遍、更严重的失业。
黑兹利特的分析是对的。的确，一个国家不能靠牺牲生产效率保就业；恰恰相反，应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地创造就业。在这方面，我国国企改革是成功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对国企职工实行下岗分流。下岗分流会增加短期失业，中央当然清楚，而之所以痛下决心，是为了通过搞活国企创造更多就业。
读者再想想，近年来中央为何反复强调保护市场主体、特别是保护中小企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加大了国内就业压力。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要“稳就业”当然要“保企业”。不然中小企业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还吸纳了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扩张财政”保就业，无异于饮鸩止渴，此举会挤出企业投资，结果必弄巧成拙，造成结构性失业；第二，“分享制”或采用所谓“细部分工”，也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短期看，失业人数虽不会增加，但却降低了生产效率，长期看后患无穷。
可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中央提出：通过“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换句话说，保就业要以保企业为前提。相比以往西方的做法，此举确实棋高一着。按照此思路，不仅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冲突，而且也不会降低生产效率。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当怎样保企业？我认为总的原则，是为企业降成本。具体讲，可从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在严格控制预算赤字的同时，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国务院已明确，今年拟退税减税2.5万亿元，对此务必落实到位。
第二，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国内各类金融机构皆由政府授权经营，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性质。基于此，政府应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
第三，对目前各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收费应进一步清理规范；对涉企违规收费进行专项整治，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要坚决查处，且追责到人。
第四，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可以返还失业保险金，但是否裁员要由企业自己决定。冗员其实是隐性失业，绝不可靠牺牲效率降低失业人口的统计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