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农耕文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取得了农业发展、农村变革和农民解放的伟大成就，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农业根本地位、调整国家农民关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繁荣工农城乡关系等方面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大历史观 “三农”问题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大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要求我们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从历史长河中分析探究历史规律。中国是世界农业主要起源地之一，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等多个发展阶段，创造了多样灿烂的农耕文明。传统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品格，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生态和谐的基础与依靠。中国共产党的“三农”工作贯穿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对农业、农村、农民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坚持重中之重地位，把“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历代都以农立国。殷商甲骨文中的文字多是描述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周天子祭祀的社稷，是土神和谷神，即是农业耕地和种子两“要害”。在执政思想上，从战国法家倡导耕战，到西汉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历代执政者基本形成了农本主义思想，不同程度地实施过均平赋役、保护小农、督课农桑、兴修水利等重农措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古代社会农本思想为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领广大农民“农村包围城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造传统农业、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在改革开放时期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开改革开放之先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等一系列“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自1982年以来，中共中央发布了24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党把“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为经济平稳、国泰民安提供坚实保障
粮安天下：端牢中国人的饭碗。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历朝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保障粮食安全，集中体现在粮政、仓政和荒政上。例如，雨雪粮价奏报制度、漕粮省际调配、常平仓制度等，在粮价波动时主要采取减免税赋、缓征仓粮、粮食平粜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国家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严守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施了统购统销、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直接补贴种粮农民等一系列粮食政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继续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搞好粮食储备调节，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2021年，中国粮食单产达到387公斤，较古代记录最高粮食单产（1770年）增长了2.81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手中，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兴农：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起源较早。在悠久的农耕历史中，出现过很多著名农学家和农业技术。例如，西汉赵过创“代田法”和“耧车”，宋末元初黄道婆革新棉纺织技术，等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重视科技兴农。毛泽东同志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并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邓小平同志强调，“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现代化，基础在种业”等重要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推广体系以及农业教育体系，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步伐。
生态振兴：走和谐共生绿色发展道路。中国传统农业的“三才”观，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等农田水利工程，就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农业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但刀耕火种、砍伐森林、围湖造田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导致了植被破坏、环境恶化。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农业可持续发展从制度理念到政策实践不断升华。毛泽东同志指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大力倡导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邓小平同志把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奠定农业生态发展法制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引导中国农业逐步走上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发展道路。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励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领导下
惠农富民：理顺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的论断解释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如果力役过重、横征暴敛，会导致农民贫困，甚至激起农民起义暴动，如秦、隋两朝因徭役过重亡国。历史上王朝被推翻，内因一般逃不出“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民富才能国强，古代所谓“盛世”一般都对农民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剥削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解决农民的利益诉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为实现农民共同致富不断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带领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有效协调了国家积累与农民生存发展的关系。2006年，党中央决定全面取消农业税，历史上存在了近2600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农村改革时反复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党的“三农”政策始终坚持让农民得到实惠、让利给农民，也就找到了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方向。
保障产权：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可谓多种多样，从领主制到均田制，再到西汉儒家的井田制理想，不断变迁。自战国秦汉以来，土地产权实现形式和交易形式日渐增多，推动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围绕土地流动与组合，提高了经济效率与农业产出。对农民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维护农民权利，就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将土地制度改革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从人民公社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合一”，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再到要素流动及人地关系稍缓后承包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的“三权分置”，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融合的多层次土地产权制度逐步建立，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家作主：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在古代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专制意味着农民不可能处于主体地位。随着古代社会发展，农民称谓也逐渐改变，如奴隶、野人、庶人、仆、佃客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把农民作为从封建剥削制度中解放的对象，对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一定时期内也作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贡献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广大农民群众执手力挽狂澜，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工业、服务业等其他领域的改革探了路子，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探索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广大农民群众已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坚强主体。
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城乡融合：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破除农业农村内卷。纵观中国历史，城乡关系历经分离对立、依存共生、交相生养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历了农村包围城市、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加速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等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乡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逐渐破除了农业农村内卷难题。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乡村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诸城模式、寿光模式、潍坊模式等“贸工农一体化”主体从无到有，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一二三产业融合成为农村产业新方向；从城乡分隔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乡土中国”正在向“城乡中国”转型。随着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渐形成，农业农村基本走出了“内卷化”陷阱。
三治结合：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国古代乡村治理长期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历经官方主导、官绅结合、士绅主导三个时期。但是，历朝历代始终未能做到真正的基层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高度重视乡村组织工作，开展了乡村治理的有益探索。中国共产党重视解决乡村治理的主要矛盾，坚持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坚持改革创新，历经“政权下乡”“政社合一”“村民自治”“乡政村治”和“多元共治”等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在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开展扫黑除恶行动、加强乡村精神文明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形成。
摆脱贫困：实现人类反贫困的伟大奇迹。中国古代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先秦以来的多子继承制导致土地分散、小农经济。封建剥削制度下，小农分配到的产品只能维持家庭基本生计，出现极端自然灾害更是贫困潦倒、卖儿鬻女。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摆脱贫困不懈斗争，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从1978年到2020年历经40多年，现行贫困标准下7.7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如期消灭。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中国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伟大奇迹。
（作者分别为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唐仁健：《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②龙登高、林展、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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