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5月4日电（记者 王镜榕）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蓬勃发展
“《规划》的出台非常及时，对中国智库人来说是一种莫大鼓舞，也为中国智库发展指明了未来前行的方向。”中宏观察家、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记者，提升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这些也正是全球化智库（CCG）十几年来一直在努力实践的。
“如果说‘十三五’时期，智库重在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求，重在咨询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组织机构建制化发展。在智库组织模式、管理机制创建完成并试运行5年之后，‘十四五’时期，将是智库着力提升智库核心能力、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关键时期。”《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主任吕青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作为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为各类智库如何服务科学决策指明了方向。
“CCG自成立以来递交的政策建言近千篇，获得中央领导、国家部委领导批示上百次。”王辉耀表示，以2021年为例，由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得到习近平主席的回信，由CCG持续推动多年的“倡议中国加入CPTPP”的建议也得到中央领导的采纳。
CCG见证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迈出的崭新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各类智库蓬勃发展，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开启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篇章。”吕青告诉记者，“十三五”期间，各类智库为适应现代化咨询所需，在机构建制化方面，一些智库建立起专门化的咨询研究机构、招募职业化政策研究人员，作为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标配”，如中科院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于201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科协2015年成立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等；在智库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咨询组织领导形式、工作遵循原则和职责范围，如新华社成立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制定智库建设规划，构建智库建设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方面，从相对松散咨询研究向有计划、成体系的咨询模式发展，如中国社科院形成3家国家级智库、5类院级专业化智库相互协调发展的研究体系。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
“各类智库如何更紧密结合国家需求开展咨询研究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吕青告诉记者，首先，要创新咨询的组织管理机制。如何在智库管理组织运行中充分发挥智库里众多优秀大脑的作用，使研究人员充分释放其咨政潜能，是智库管理创新的关键。第二，要加强自主选题策划。智库应聚焦主攻方向和主责主业，组织前瞻性、储备性、针对性的咨询选题，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决策。第三，提高咨询研究的质量控制机制。落实研究责任制、咨询报告审议机制、成果推送输出机制等，防止咨询过程可能出现的随意性，提升咨询成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切实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不过，智库想要获得政策影响力，还需要具备社会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王辉耀告诉记者，CCG始终坚持将研究放在第一位，通过长期跟踪、扎实研究，在人本全球化、经贸全球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形成内容丰富的研究积淀，并与国内外知名出版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十余年来出版中英文图书百余本，比如《Consensus or Conflic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汇集了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等38位国际大咖智慧，图书在施普林格官网上线仅几天，下载量已超十万次。
王辉耀告诉记者，除了研究出版，CCG连续多年举办了近千场“全球化”相关的论坛和研讨会，并在巴黎和平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重要国际场合举办会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迅速调整国际传播方式，打造了“CCG Dialogue”，我与托马斯·弗里德曼、格雷厄姆·艾利森、帕斯卡尔·拉米、约瑟夫·奈等几十位全球知名学者、意见领袖和前政要进行了深度对话，就全球化新趋势、全球治理困境、中美及中欧关系走向等议题做坦诚交流，发出理性、客观的声音，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并通过他们吸引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和理解，推进了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全球化表达
“智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智库外交’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王辉耀告诉记者，中国智库需要扎实研究、深刻总结、主动阐述中国的发展实践、发展经验；同时，培养外交关系意识，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政府高层对话的第二渠道，通过与国际智库、国际组织交流研讨等方式，推动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研究，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当前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这个时候，更需要智库发挥作用。”王辉耀指出，结合《规划》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强相关能力建设：
第一，加强智库的建言咨政能力建设，更好助力科学民主决策。智库本质上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国智库需要站在时代前沿，增强研究的预见性与引领性，更好服务于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离不开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国际化水平和视野的研究人员，可以更好的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第二，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更好发挥决策与社会舆论之间的桥梁作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外舆论互相交织，智库应发挥好国家决策与社会舆论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多种方式对公众进行国家政策和国际事件的解读，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中国智库还需要增强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通过广泛关注与研究全球重要议题，参与国际话题讨论，发出中国声音；抓住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第三，做好“智库外交”，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新的时代背景呼唤中国涌现一批真正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智库，建构起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智力支撑。中国智库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随着《规划》的出台，相信在接下来几年中，将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智库跻身国际智库排行前列，为中国及全球事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加强智库成果国际传播，注重构建智库研究与成果全球开放平台、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搭建成果传播国际话语体系，不断提升智库对全球政策影响力及舆论引导力。”吕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