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这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发展的主要来源。对于创新，不管是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消化吸收，都需要靠企业家，不管是在传统产业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还是在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或是走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转进型的产业里的创新，都需要靠企业家。企业家创新会面对很大的风险，如果成功获得的回报比较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比较高，这是给予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必要激励。如果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没有比较高的收入，那就不会有人有动力去追求创新。如果不创新，经济发展就会慢。一旦经济发展慢下来，不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共同富裕是一个热点话题。其实，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都在追求的。但最近社会上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疑问，“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是不是要大家都拿平均收入？”如果是那样，必定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而引起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企业家精神？不见得，这取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且能够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原因在于，如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就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并且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竞争优势。这当然会使我们得到效率。
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靠劳动所得、靠就业，高收入者的收入更多靠资本收益，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是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发展。不仅如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形成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会更快，资本积累也会非常快。资本就会逐渐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这种变化时，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会非常快，低收入者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值钱；另一方面，资本的相对回报降低，高收入者拥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的价值在下降。这会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东亚几个经济体在处于追赶阶段时，就实现了增长和分配的同时改善。在国内我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其经济增速会加快，收入分配也会改善，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同时，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增多，并且按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政府增加的财税就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二次分配，可以用于提供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教育，让他们有更高的就业能力，以及用于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照顾鳏寡孤独等，收入分配就能进一步改善。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发展得很快，结构变迁也会非常快，会有一些经营天才抓住结构转型的机会，也会有一些技术天才抓住发明创新的机会，这两类天才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超级富豪，这样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钱对于超级富豪来讲只是符号，他们也用不完。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税收制度来鼓励富豪们捐赠，并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来尊重他们对社会的回馈，就可以用三次分配来进一步实现公平。
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在一次分配中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分得越来越好，然后再辅之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