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合作走过了50年历程，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互利共赢，也为进一步加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俄乌冲突爆发，不确定性日渐增多，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快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速。在此形势下，继续扩大和深化中日经贸合作，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东亚及亚太地区发展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中日经贸合作 中日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五十年来，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惠及两国企业和国民，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事实证明，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双方民间交往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经贸秩序重塑、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世界的新形势下，同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均面临诸多课题与挑战，在经贸领域存在一些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有必要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日经贸关系“危”中显“机”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2020年，在全球贸易下滑的情况下，中日贸易逆势增长，全年货物贸易额为3049.5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同比增长4.9%，进口虽下滑3.3%，但明显低于总体12.0%的降幅，在日本对外出口和进口中的占比均有所上升，中国依然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重要的进口和出口对象国。从中方统计看，2020年，中国对日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0.8%，在对外贸易中占7.0%，其中对日出口下降0.4%，对日进口增长1.8%，在中国对外出口、进口中分别占5.5%和8.5%。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东盟、欧盟、美国。2021年，日本对华货物贸易额为350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其中对华出口增长了16.2%，对华进口增长13.6%，危机下显现出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中日贸易在结构、质量等方面也出现一些变化和特点。其一，相对于中国对日贸易而言，日本对华贸易的依存度与疫情前相比未降反升，中国成为拉动日本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将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复苏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其二，日本对华货物出口是以机械、运输设备及化学、原材料制品为主，其中机械设备类产品占比超过一半，对华货物进口是以机械设备及原材料制品、纺织品为主。机械设备类、原材料制品是中日贸易往来的主要产品，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已处于较高水平。其三，中日货物贸易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双方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中国纺织品、粮食类消费品、家用电器等对日贸易总体处于顺差，而汽车、化学、金属原料等对日贸易总体处于逆差。其四，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扩大内需以及日本大力促进农产品等出口、日本企业越来越注重地产地销、部分日企收缩在华家电、日用品等生产，2015年以来中日货物贸易收支不平衡状况不断改善。其五，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较大，中国大陆赴日游客大幅减少，换个角度看，这种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在疫后将会得到释放。
202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33.7亿美元，同比下降9.3%，但显著低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跌幅。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39.1亿美元，同比增长16.0%，但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增势良好的情况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占比有所降低。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及发展趋势，备受各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再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日本制造业“去中国化”意向升温。为提升本国产业自主性和可控性，分散对华依存风险，日本加快调整产业布局，鼓励本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回国内或向东南亚等地转移，促进海外投资多元化。
对此，需要客观认识和理性分析。影响日企对华投资的因素较多，如中国经济走势、政策环境、产业结构、汇率波动、心理预期、国际形势变化等。在中国经济转型、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形势下，日企对华投资领域从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扩展，对华零售、餐饮、酒店等服务业投资趋增。同时，对华制造业投资也出现结构性调整，以汽车业为例，日产等日系车企在华增加新能源汽车产能，以顺应经济低碳化发展趋势。另外，在国际经贸秩序变革、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需要从地区和全球视野分析日本对华投资。英国脱欧、美加墨新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等因素，对日企全球化战略也产生一定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其在华产业布局。
从实际情况来看，出现了日本企业转移在华生产线的现象，但制造业生产的大规模搬迁需要一定时间，也需要转移目标地在人力资源、硬件设施、政策环境等方面具备一些条件。况且，日本企业是否会遵循政府的意图，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利益权衡。目前，在华日企收益率相对较高，特别是疫情下中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营商环境安全稳定，日企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增强。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于2021年12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在日本制造业企业视为中期投资对象的国家中，中国继续保持首位，日企依然看好中国市场及其成长性。
面对疫情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中日两国加强金融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增强。2021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有效期三年，旨在维护金融稳定，助力经济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发展滞后的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显著进展，2020年11月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15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2022年1月起生效，历时八年谈判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诞生，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了新动能。中国与日本在RCEP框架下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彰显了两国坚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意味着中日经贸合作依托这一框架将实现更大互利共赢。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及地区利益
当前，世界格局深度调整，经济低碳化、数字化大潮涌动，新冠肺炎疫情下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金融市场风险积聚，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在此形势下，中日两国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随着气候变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低碳环境建设已成为主要国家和地区达成的重要共识。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工业领域碳达峰、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助力降碳等行动计划。日本政府在2020年12月推出“绿色增长战略”，被视为日本版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和进度表，涉及能源、运输等14个重点领域。日本在2021年10月公布的“第六版能源基本计划”中，首次提出“最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的占比从22%—24%提高到36%—38%，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见，在减少碳排放、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方面，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目标。
疫情之下零接触消费模式日渐兴起，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拉动和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商签数字贸易协定也在成为区域经济整合的一大趋势。面对美国有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中国有BAT（Baidu、Alibaba、Tencent），日本急欲改变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加大对数字化相关领域的投入，如支援中小企业信息化、学校信息通信应用、后5G时代信息通信基础、年轻科研骨干研发、量子研究机构等。2021年9月，日本新设的“数字厅”正式启动，将致力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二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经济增长是增加国民收入的前提，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20世纪60年代，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曾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提前三年实现了目标，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成为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进入21世纪，伴随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企业非正式员工增加，国内收入差距扩大，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贫富差距已成为日本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新资本主义”理念，试图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支援育儿家庭教育费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产阶层人群，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中国则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标。尽管中国的共同富裕与日本的“新资本主义”提法上不同，但二者的目的相同，即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使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广大民众，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经济风险防范。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金融债务风险积聚。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2020年度，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日本税收创下2009年度以来的最大降幅，政府不得不增发国债，深陷财政重建与经济增长的两难境地。新形势下中日均面临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财政与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课题。
疫情之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升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行，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条件，也是各国和地区产业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为规避和减少风险，日本努力提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试图减少对华产业依赖。但是，在经济高度国际化、国家间产业相互交融的背景下，任何国家很难实现全产业链的独立性，尤其中日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汽车、电子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加之在华日企不断推进经营现地化，如果日本大规模“去中国化”，会显著增加企业成本，有悖于产业发展规律以及企业追逐利润的特性，也不符合各国政府谋求提高国民福祉的宗旨。更何况，目前尚没有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相对成熟的大市场、比较完备的生产体系。因此，中日两国只有共同努力，尽快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断点，才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四是人口老龄化、灾害应对等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且不可逆转的现象。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3.5%。日本是世界上较早迎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20年10月1日，日本老年人口的占比为28.8%，预计2025年将达到30%，2040年将超过35%。在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下，中日两国在养老产业供给、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均面临挑战。
当前，各国和地区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尝试逐步放宽入境和防疫限制。中日两国是近邻，人员往来频繁，联防联控应对疫情的必要性上升。除了疫灾之外，日本是世界自然灾害大国，中国国土面积大，地形复杂多样，两国都面临频发的台风、地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有必要加强协作，共同构建危机管理和应对机制，以减少各类灾害给中日经济发展、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困扰和损失。
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地区发展。从人口、经济总量、贸易规模来看，中国与日本合计数均占东亚地区的一半以上。强大的经济合力，决定了两国在该地区的核心位置。中日携手合作，是提升本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实践证明，欧盟之所以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与法国两个欧洲大国的支持和配合。同样，如果没有中国与日本的积极推进，RCEP很难达成并顺利生效。
RCEP生效后，自贸区内的贸易投资壁垒降低，生产要素在区内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企业经营成本降低，进而产生“贸易创造”、投资扩大、效率提高等效应，促进区内产业融合，形成稳定的区域生产网络，有利于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保障地区经济安全。在RCEP框架下，中日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等机制，今后两国也将肩负新时期的重任，共同推进RCEP内容的落实，巩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阶段性成果，携手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不仅是中日两国自身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地区稳定繁荣的需要。
新时期中日经贸合作面临新机遇
在新形势下，基于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面临新的合作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等传染病防控。如何处理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当前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而有效防控疫情是促进经济稳定复苏的前提。鉴于新冠病毒传染性强、多次变异并存在无症状感染现象，各国仅凭一己之力很难有效防控和阻断疫情，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隔海相望的中国与日本，迫切需要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强合作，建立互联网信息平台，共享疫情及传染病相关信息，建立政府层面的防疫对话机制，必要时开展工作层面合作，如分享防疫经验、外防输入等，并着眼于长远，构建常态化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在疫苖、特效药研发及其产业化、临床诊疗方案、远程医疗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
其二，经济低碳化、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在低碳领域日益得到体现。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能源环保技术、优质的绿色产品及环保型设备，中国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由于中国是全球煤炭消费大国，日本在2011年“3.11”大地震后核能发电骤减，煤电利用增加，至今核电重启进程缓慢。要如期实现减碳目标，中日两国均面临较大压力，需要提质增效，在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氢能等清洁能源、核电建设与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发展数字经济，是各国和地区促进疫后复苏及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抓手。此次疫情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企业纷纷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减少人员接触和交叉感染，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快捷、便利的数字化手段，如居家线上办公和学习、视频会议等，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发展趋势，人类正迎来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近年来，中日间的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快速增长，随着2020年中国发力新基建，两国在信息共享、产业升级、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面临新的合作机遇和发展空间。
其三，宏观经济政策协作。近两年，中日均采取了金融、财政措施，以提振本国经济，但同时也给金融市场、政府财政带来一定影响，加之外部市场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多，两国有必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公共债务管理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防范金融、债务风险，规避和减少市场波动造成的冲击，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不良资产处理、金融市场建设、市场准入、货币结算、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国债购置等方面，中日也存在政策信息沟通与务实合作的潜力。
中国与日本同是美国国债的两大外国持有者，中国也是日本国债的主要买家，两国在维护地区、全球国债市场及金融稳定方面存有共同利益。中日还是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和进口国，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各类灾害突发的形势下，近几年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粮食等商品价格波动频繁且起伏较大，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便推升了全球供应链压力和物价水平，中日两国在维护大宗商品价格、保障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可以探索合作空间。
其四，两国地方间合作。2020年6月，中国国家发改委批复上海、苏州、天津、青岛、大连、成都六座城市建设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日地方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各示范区城市积极制定方案和落实推进，例如，苏州汇聚了松下、佳能、日立等众多日本知名企业，太仓港已开通近20条通往日本的航线，对日合作积累深厚。立足新形势，苏州着眼于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示范区，着力于优化完善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日企及高端人才。成都、青岛等示范区城市也制定了对日合作规划，内容涉及文化创意、节能环保、医疗康养、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智能制造等领域。
由于各地方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中日地方间合作更加灵活务实。受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破产数量和失业人员大量增加，为此中日两国在应对疫情的经济方案中都列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内容。由于中小企业数量多且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何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增强其资金链的接续性，是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共同面对的一大课题。如果中日加强地方间交流与合作，将有利于激发地方活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及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乃至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其五，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自然灾害等社会问题应对。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探索高效的养老方式、加快康养产业发展、完善医疗护理服务、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是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课题。中国老年人口对老年人用品、养老设施、医疗护理服务等需求持续扩大，为日本相关企业提供了巨大市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便进入老龄化社会，积累了丰富经验，已建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养老体系，值得中国学习。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元素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日本相关企业在华推出了“互联网+社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将养老产业与互联网紧密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照料、方位确认、活动预约、呼叫上门、远程医护咨询等服务，智慧养老将成为未来中日经贸合作的一个增长点。
在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日本积累了一些经验。战后一段时期，日本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将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项主要政策目标，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时积极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机械化水平，扩大农户兼业化及收入来源，到1972年日本农户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亿国民皆中产”的说法在日本流行。可以说，日本在体系建设、政策法规、技术支援、城乡融合、教育均等化等方面留下一些值得探讨与借鉴的做法。
在自然灾害应对方面，日本已建立起一套防灾减灾机制，国民具备了较强的防灾意识和应对能力，在灾害预警、防灾教育训练、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中日两国也有必要联合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进地区防灾体系建设，共同提升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灾害应对和修复能力。
其六，多边框架下中日合作。面对持续蔓延的疫情及其不确定性，中日两国需要共同推动构建地区传染病防控机制，在此基础上带动地区旅游观光、医疗康养等产业发展。同时，处于东亚生产网络重要环节的中国与日本，有责任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接续性和完整性，携手构筑安全有序的产业生态环境。随着RCEP生效，中日两国需要合力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化建设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于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需要日本的支持与配合，共同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
2018年以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亮点之一。鉴于第三方市场结构和需求各异，两国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根据中日签署的《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及相关协议，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能源环保、物流、医疗保健、医疗支援等方面将加强合作。日方具有技术水平高、系统性、环保性强的优势，中方具有成本低、工程承包效率高等优势，双方可共同参与、承担和运营基础设施，帮助亚非落后国家解决供水、供电不足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可利用中欧班列、中哈物流基地等通道，扩大对中亚、欧洲等国家的出口，共享有关第三方市场信息。此外，中日也可借助“一带一路”、RCEP等多边合作平台，加强在东南亚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项目合作，共同推动地区低碳环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总之，面向新时期，中日经贸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两国需要抓住历史新机遇，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管控分歧，求同存异，尽可能规避和减少政治因素对经贸领域的干扰，为进一步扩大中日经贸关系营造良好氛围。通过深化经贸合作，促进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造福两国及地区人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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