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坚持立破并举，重点是顺应和推动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统一大市场的“大”是天然的，在“复杂性”“异质性”中趋向“统一”，在“个体性”“无边际”中成为一个“共同体”。回归“相对衡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提升点，应聚焦产权、资本、知识、规模等关键变量，看清问题实质，把准关键主体，找准“立”与“破”的突破口和发力点；应立足内化维护成本，巩固“立”与“破”的成果，打造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统一大市场。
关键词:以人为本 个体性 市场机制 行政机制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将“立破并举，完善制度”作为重要工作原则，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又体现了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本文将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出发，分析统一大市场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探究“立”与“破”的方向；从政府和市场、全国和区域、国际和国内关系出发，分析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和外延，探究“立”与“破”的边界；从产权、资本、知识、规模等关键变量出发，分析统一大市场的现状，探究“立”与“破”的条件；进而提出巩固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建议。
“立”与“破”的方向：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经济上的具体体现，其所反映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正是统一大市场面临的基本趋势，决定着统一大市场“立”与“破”的基本方向。
发挥所有制优势，顺应和推动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趋势。随着现代化中个体性的崛起，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不断增加，物的多重属性得到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产权的细分和重新组合得以成为现实并更具可操作性，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复杂的“纠缠”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范围比人所能想象的更大、紧密程度比人所能想象的更深；作为这些关系的一个重要集合，“市场”天然具有了“大”的特点，并在“异质性”中趋向“统一”，在“无边际”中成为一个“共同体”。体现在生产资料上，“所用”比“所有”更接近经济的本质，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持有成本越来越高，“租”比“买”更为经济。这种“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转变趋势，推动经济发展向着有利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演进。尤其是具有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本身就具有基础设施的性质，摆脱了“排他性”的限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的矛盾，为大市场的“统一”扫清了根本障碍。
发挥分配制度优势，顺应和推动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由分离走向统一的趋势。在由“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使用权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中，产权的细分和组合，逐渐从国家、区域层面，向着组织和集体层面，进而向着个体层面延展。以前看似“无选择”的个体，因为“剩余控制权”的提升，而主张“剩余索取权”，个体“自我决定”的层次进一步提升了。剩余索取权的提升，使得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由分离走向统一，越来越多的个体承担起“严格责任”，而不是停留在“过失责任”上。这既增加了系统收益，又带来了分配制度的改革需求。因此，一方面要强化“统一市场”的“个体基础”，以多样性、异质性创造更大的市场“系统收益”；另一方面要优化“同质性资本”和“异质性资本”在分配中的关系，使“异质性资本”逐渐占据优势。尤其是要发挥按劳分配制度优势，进一步激发“同质性资本”无法调动的生产力和积极性，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
发挥资源配置制度优势，顺应和推动衡量手段由绝对衡量回归相对衡量的趋势。人类的知识形态正经历由经验形态、原理形态向交叠形态的转变，对资源的衡量手段正经历“由依赖自然科学的绝对衡量”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织的相对衡量”转变。衡量手段由绝对衡量回归相对衡量，不是由“精确”走向“模糊”，更不是走向“神秘主义”，而是更加突出“人的需求”，是供给与需求的更好匹配。统一大市场的“统一”，就在于指向人的本质需求，面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表现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能发挥价格和竞争机制在相对衡量上的刻度功能和动态调节作用，避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又能发挥行政机制在相对衡量上的启动器功能和参照系作用，着力“克服市场的盲目性”。面对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只有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才能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的作用、突破自然科学的局限性，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以上趋势的共同点是“人类依赖于依赖人类的物”，归结为一点，就是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统一大市场是适应这一趋势的国家基础设施，是走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的重要准备。新冠肺炎疫情、中美经贸摩擦、俄乌冲突等“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虽然催生了“自我服务”“逆全球化”等现象，但从本质上来说，是进一步加速了而不是减缓了以人为本的趋势。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立”与“破”的边界：统一大市场是什么、不是什么
统一大市场的“立破并举”是一门科学，关键是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全国与区域、国际和国内的关系，既要避免“等待观望、裹足不前”，又要避免“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真正把准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和外延，达到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目的。
第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不是搞计划经济的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但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意见》强调的五大主要目标中。“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旨在为“所有权”设立统一的标准，为“使用权”发挥作用扫清障碍、奠定基础，进而导向更为开放的比较优势的竞争；“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旨在为“同质性资本”设置“红绿灯”，为“异质性资本”降低成本、提供便利，实现由围绕“同质性资本”的协调向“异质性资本”之间协同的转变，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搭建路径，进而导向更具活力的竞争与合作；“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旨在围绕人的本质需求，清除不合理的“绝对衡量”手段，发展“相对衡量”手段，这一“相对性”在国际化上表现为“制度性开放”，进而导向以人为核心的更有价值的发展。在以上三个层次中，“相对衡量”既能让比较优势的竞争始终处于动态，避免沦为“绝对优势”；又能让“异质性资本”的协同始终处于活跃状态，防止追求“最优配置”。回归“相对衡量”是统一大市场实现“统一”的关键提升点。
第二，是更好发挥行政和社群机制作用的市场，不是只强调市场机制的市场。《意见》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作为工作原则，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事实上，统一大市场的“统一”，是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社群机制的统一，是三大机制各有适用范围、各自发挥功能作用的统一。其中，市场机制是最常用的、非常有效率的相对衡量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更不能“划等号”；行政机制的“相对衡量”属性，不是“搅浑水”，而是启动“参照系”，为其他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社群机制的“相对衡量”属性，以自组织的形式“积淀”为一种稳定状态，揭示“统一”更深层次的因素。当前正在全国推广的三明医改经验，就是三大机制统一的典型。其重要创新——医务人员目标年薪制，就是由行政机制启动“参照系”，在市场机制中与当地收入分配状况相适应，在社群机制中形成新的均衡、走向可持续发展。当然，医务人员目标年薪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为前提的，是因为以“价格机制”对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进行了相对的、长远的衡量。
第三，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市场，不是去区域化的市场。《意见》强调，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可见，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排斥区域化；相反，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下，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基础。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不是仅仅把先进区域做得更为先进，也不是把所有区域都发展成一样的；而是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基础、防灾避险能力等因素，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在强化“特色”中打通区域间的壁垒、扩大区域的范畴；是着眼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无序竞争；是兼容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商品或服务，如医疗服务、网约车等，以资源要素流动、制度规则适用贯通区域间市场；是着眼共同利益，更加关注落后地区人们“退无可退”的紧迫性，用好“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实现区域间的公平发展。
第四，是开放市场，不是封闭市场。《意见》着眼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虽然当前存在逆全球化“逆流”，但这只是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向全球范围的蔓延，其本质是“同质性资本”对“异质性资本”的“负隅顽抗”；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才是真正符合经济规律的趋势。而且，新的全球化形成的就是世界范围的统一大市场。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异质性的、开放和没有边际的，我国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作为经济体融入新全球化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只不过标定了空间范围和主体范畴。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是关起门来搞，必须主动与国际市场接轨，既追求先进性、避免保护落后，又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全球化标准和机制建设、避免失去特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立”与“破”的条件：统一大市场面临的变量
统一大市场的“立”与“破”，每一项都可能是个大难题。这些难题，既有权利方面的，又有利益方面的；既有个别权益层面的，又有共同权益层面的。应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难题，要从产权、资本、知识、规模等关键变量入手，看清问题实质，把准关键主体，为“立”与“破”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
第一，聚焦产权状态，释放使用权活力。如前所述，随着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愿意承担并实际承担严格责任的个体越来越多。建设统一大市场，既要立足这一趋势，又要看到这个趋势是不平衡不稳定的，重点应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市场主体的发展情况，看到我国市场主体的脆弱性。当前，虽然我国市场主体已突破1.5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突破1亿户，但其平均寿命仍然大幅落后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这些市场主体既是“严格责任”落地的基本平台，又是适应“风险社会”的重要主体；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要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建立与“责任和风险”相适应的竞争和保险机制。二是关注基层政府在粗划产权上的作用，看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仍然参差不齐。建设统一大市场，关键要看是否发挥了当地的比较优势，是否抓住了关键主体的需求，是否围绕核心资源要素制定政策。三是关注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看到国有企业仍然有很多亟待释放的“使用权”。我国国有企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发挥了主体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要进一步盘活国有企业掌握的大量资源，还需要跳出“历史成本”和“绝对衡量”的范畴，从“机会成本”和“相对衡量”的角度，进一步审视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举措。
第二，聚焦资本状态，激活异质性资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资金为代表的“同质性资本”的报酬仍将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的报酬，这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特征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发挥同质性资本的作用。首先要看到，同质性资本相较其他要素在分配上具有优势，不是源自其“逐利性”，而是源自其自身功能。因此，关键是引导同质性资本更多地依赖知识的专业化，依赖其所创造的系统收益。二是如何为同质性资本设置“红绿灯”。要看到同质性资本的无序扩张，“无序”体现在“逐利”对以物为本范式的强化上，其结果是制约相对衡量手段发挥作用。因此，重点是克服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泡沫风险等。三是如何激发异质性资本的功能。要看到异质性资本发挥作用，是治理同质性资本的根本。重点是培育“隐形冠军”、企业家、科学家等多元力量，冲破“资本分配占优”的束缚。如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第三，聚焦知识状态，优化财富流动与存储。如前所述，人类的知识形态正经历由经验形态、原理形态向交叠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一方面使得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使得统一大市场既是实体的又是数字的，成为虚拟与现实的融合体。建好这个融合体，应重点解决好三个方面的不协同。一是知识形态与财富形态的不协同。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年轻人不存钱”的现象。未来，财富仓库与知识仓库具有高度相关性；随着对应知识质量的提高，财富的持有成本会降低。因此，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同时建好供给的知识仓库和需求的知识仓库，为解决知识与财富的不协同奠定基础。二是知识和财富在不同机制间流动与存储的不协同。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在冲破“单一评价标准”的束缚，实现更多元化的发展，凸显了行政机构专业化建设的滞后。因此，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当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统一，重点是不断更新行政人员的知识形态。三是知识和财富在行政主体内部流动与存储的不协同。主要表现为政策“打架”的现象，实质是行政主体在发展“相对衡量”手段上的滞后。因此，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当“形成工作合力”，而且是更大范围的合力。
第四，聚焦规模量级，管理超大规模效应。我国的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重点应关注三方面问题。一是规模优势与最低消耗相差的问题。14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会放大很多因素，统一大市场建设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又要重视公共卫生、环境承载、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最低消耗，特别应注意解决最低消耗“欠账”的问题，不断增强市场的韧性。二是“头部效应”和“长尾效应”并存的问题。超大规模市场一方面使得“头部效应”更强，产生了很多“独角兽”企业；另一方面也使“长尾”更容易形成市场，“罕见”变得不罕见。因此，统一大市场建设要特别注意“一刀切”问题，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等治理悖论。三是优势和劣势转化的问题。有优势就有劣势。“长尾”容易形成市场是优势，但“罕见的问题”在我国也更容易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建设统一大市场，应配置更强的风险防控机制。
“立”“破”后的行动：统一大市场如何深化
“立”与“破”之后，建设统一大市场仍然需要久久为功，而且将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是统一大市场的维护成本。为了避免成本过高而使统一大市场出现“回退”的现象，需要不断提升“努力”的价值，使统一大市场更好地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夯实质量基础，巩固面向现代化的前提。《意见》强调“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要求“健全商品质量体系、完善标准和计量体系、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这些都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应强化三方面的转变。一是由“依附性”向“引领性”转变。借助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等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依附性”，发挥其“拉高线”作用，逆向解决产业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推动产业融合趋势；同时，推动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从面向客户转向面向用户，从提升客户的规范性、标准化，转向为用户创造新的价值。二是由“战术性”向“战略性”转变。建立以检验检测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威慑”，特别是针对涉及健康、安全、环保问题的产品，重点投入研发力量，开展技术攻关。对这些技术的研发，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不用”，在“威慑”中为行业和市场赋能，推动分工在较高水平实现细化。三是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有序扩大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更多地依靠市场信号进行监管，尤其突出对领军企业的服务和品牌化管理；同时，打造基础数据库，推动标准、采信、认证认可、知识产权管理等领域的联动。
重塑个体信任，激活面向现代化的主体。《意见》强调“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要求“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事实上建立了基于单位和部分个体的信用机制，其背后是集体或“能人”背书。在个体性崛起的背景下，这样的信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亟需建立基于更广泛主体的信任机制，实现由信用机制向信任机制的转变。新的信任机制建立在更高水平的知识专业化基础上，更多地面向个性化生产，是“以使用权为中心”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未来收入分配、财富的流动和存储等都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在信任机制下，信任更多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在不确定或风险情境中对互利互惠的期待。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抓住以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由制度信任向机器信任转变。信任技术创新既能降低信用机制和信任机制的维护成本，又能有效解决“信用不值钱”等违约难题，为推行承诺制、降低企业退出门槛等创造条件。二是抓好国有企业这个重要主体，推动实现制度信任的延展。发挥国有企业汇聚人才的平台作用，将国有企业打造成“合作制组织”，通过向人才赋能进一步释放“使用权”。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也是信任机制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突出治理过程，优化面向现代化的手段。《意见》强调“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要求“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体现了与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这既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一是在夯实“市场过程”的基础上强化“治理过程”。“过程”重在“相对衡量”；事实上，依赖自然科学的“绝对衡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织的“相对衡量”，在手段的数量上都有显著的增长，但在比重上，“相对衡量”手段持续提升。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不再一味追求准确度量、绝对优势、最优配置、最高效用。因此，治理过程应强化交互性、纵深性和参照性，使行政机制的扩张重点在“可衡量性”低或“可竞争性”低的新领域；改革的重点在“绝对衡量”、市场“相对衡量”的领域。二是强化政府的能动性建设。与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不是被动负责的有限政府，而是主动负责的有为政府。“有为”体现在创造或引导创造系统收益上。当前，不同行政主体基于分管领域要素形成的监管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应推动市场监管由综合监管向大监管模式转变，构建“以产权为核心、以合约为抓手”的监管体系，提高市场监管在整个行政机制中的位势，形成对全要素进行统一监管的大监管格局，有效降低部门间较高的协调成本。
着眼系统收益，拓展面向未来的纵深。《意见》强调“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要求“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目的就是要激发更大的系统收益。事实上，随着个性化的崛起，系统收益的分配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对于统一大市场建设来说，应着眼未来，重点把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贯通。一是从需求的角度，关注根本利益。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立场问题，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场划定了统一大市场的“交易红线”，维护立场“不计代价”。因此，在衡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动态清零”的成本和收益时，不能仅仅衡量经济或者是货币的成本和收益。二是从供给的角度，关注系统利益。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律问题，主要是信任品的治理规律。随着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越来越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了信任品属性。统一大市场建设首先要看到信任品的混合商品属性，在产权的细分和组合过程中，升级信任品的治理机制，将之转化为供需问题。如将医疗服务委托于“健康”，实现医疗服务需求者与支付者的统一。三是从供给与需求相贯通的角度，关注长远利益。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衡量问题、取舍问题，即追求长远利益。维护立场可以“不计代价”，但不是没有成本。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从长远着眼，在发展中夯实解决各类问题的基础。当前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政策组合就体现了这一点。
参与全球治理，增强面向世界的底气。《意见》强调“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要求“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如前所述，统一大市场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历史启示我们，统一大市场必须用好这一特性。一是战略先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制度性开放，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重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积极行动，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二是强化特色，重点培育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是更多元、更开放的市场。企业和企业家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家的特色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特色，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通行证。从这个层面说，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应当提升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首位度。三是夯实基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在物质层面表现为以现有生产力实现先进的目的，在精神层面体现为团结奋斗、吃苦耐劳。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身就是独立自主参与未来国际竞争的强大底气和战略纵深。当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非“自我封闭”，也非“被逼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基于特色的自觉，基于美好追求的战略。正如前文所说的，逆全球化只是现象，它将加速“以人为本”的趋势，而不是相反。
【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法]让·梯若尔著、张昕竹等译：《共同利益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2][英]安妮·博登著、崔岩译:《金钱革命：数字时代如何管理财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责编：蔡圣楠／美编：石 玉
Phasing Out the Old and Bringing in the New: Principles of and
Directions for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Wang Wenjuan
Abstract: To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hold on to the principle of phasing out the old and bringing in the new, the focus of which is to adapt to an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material orientation to people orientation. In this naturally big market,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are unified, and a community is formed in individuality and boundlessness. Returning to the “relative measurement” is the crucial improvement poi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By focusing on critical variables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capital, knowledge, and scale, we will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problems, identify vital subjects, and find the breakthrough and driving points for phasing out the old and bringing in the new; by internalizing the maintenance costs and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hasing out” and “bringing in”, we will build a unified grand market oriented toward modernization, the future, and the world.
Keywords: people-oriented; individuality; market mechanism;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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