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资本逻辑催生出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大资本集团力量坐大，在巨额利益面前，“政治正确性”不那么重要，利益为上。进入21世纪，资本逻辑秉性不改，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加剧，西方国家内部的阶层矛盾也不断加剧，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引发社会危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强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再次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为旗帜，让资本巨头服从体制的要求，让“政治正确性”超越追逐利益的本能。我们要看清这种变化，评估其意义，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为了利益而完全抛弃其政治立场，要有应变的准备。
【关键词】资本逻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3
【作者简介】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美学、文化思潮。主要著作有《70年中国话语构建的历史走向（1949—2019）》《先进文化论》《历史实践与当代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发展。为了达此目的，他们甚至可以让资本巨头服从体制的要求，如拒绝接受中国企业的投资，禁止中国某些产品进入美国，或者将能够在中国市场盈利的企业撤出中国，上层建筑的“政治正确性”超越资本逻辑的本能要求，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行为上升成了民族国家的政府行为，这一现象反映了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值得研究。
当下资本逻辑遇到的问题：两极分化引发内部机制矛盾
何谓资本逻辑？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这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是必定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支柱。而且，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1]可以说，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从早期资本主义到全球化时期的资本主义都是如此。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全球经济繁荣发展，众多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中国正是在这个时间段——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来说，由于资本逻辑的秉性不可改变，其必定继续造成两极分化，甚至变本加厉，引发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安与焦虑。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后撰写的著作中承认：“全世界民众却对最近二十年一系列的市场混乱，尤其是2008年的大衰退及其徘徊不去的后遗症感到困惑，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大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增加，财富日益集中在收入阶梯顶层，这引起人们对当下正在发生作用的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信心危机。工业国家持续不断的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加上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这都减低了人们的信心，人们怀疑现在采用的经济政策配套工具是否能带来足够强大的复兴以恢复足够的活力。”“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财富日益集中在顶层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这也导致政治制度扭曲，限制了政府的能力，使其无法考虑可能会牺牲（至少是短时期内的）少数人的利益但有益于多数人的政策改变。政府能力瘫痪，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也相应削弱了公众对目前市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信心。”[2]
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安与焦虑就会上升为不同势力的政治斗争。借助于民众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情绪，“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如此描述美国社会，“很多人面对的现实却与我们的期望不相符。在内城区，母亲和孩子正陷于贫困之中，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布满我们国家的土地，教育系统充斥着黑暗的权钱交易，我们年轻又俊俏的学生们因此被剥夺了本该习得的知识。犯罪团体和毒品夺走了许多生命，阻碍了我们国家未开发潜力的释放。我们国家中的这些屠杀行为将永久结束在此地、结束在此刻。”“我们曾经将成千上万亿美元转移到海外，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长年荒废。”“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而我们成千上万被落在后面的工人被长久忽视。”“我们中产阶级的财富被剥削，再被分配给世界其他国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界不受其他国家的破坏，他们生产了本属于我们的商品，偷走了本来要投资在我们国土上的公司，毁掉了我们的工作机会。”[3]
特朗普算是客观地描述了美国社会的衰落之景：随着实体经济的大幅减少，失业人口增多，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停滞状态，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底层民众生活贫困，犯罪活动猖獗，等等。用戈尔的话说，公众的确对目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失去信心。
特朗普错误地将美国的衰落归咎于中国，似乎美国无偿支援了中国，而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实际上，虽然中国是中美贸易顺差的一方，但是企业生产的产品90%以上利润是美国企业拿走了，中国的生产企业拿到的利润最低只有2%～3%。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66192亿元人民币，占总出口额的43%；大约一半的对外出口是外国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而在中美贸易中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更是占据约7成。
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美国一份题为《抓住苹果全球网络中的价值》的研究报告，苹果公司把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生产分解到韩国及欧洲几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再将成品出口到美国，苹果拿到了利润的58.5%，而完成组装的中国只分得iPhone总价值的1.8%。每台苹果手机，组装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只能赚到两元人民币以下。美国将苹果产品的大部分价值计算在美中贸易逆差的统计中，其实是违背国际贸易基本常识的。[4]
美国公司赚足了钱，为什么美国人还叫穷呢？法国学者皮凯蒂认为，美国公司赚来的钱沿着两极分化的轨道流向了最富有的阶层，这个阶层当然不会与民众共享财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快速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初的45%～50%。“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因为它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的利息收入。……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在美国的逻辑中，“这一巨额贸易赤字（对应着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贸易盈余）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不平衡又造成多年来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从而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5]
可以说，2020年美国发生的选举危机，从云谲波诡的选情到特朗普拒绝交权，最终爆发史无前例的冲击国会事件，典型地反映出美国中下层民众的不满与焦虑，也反映出美国政府能力的瘫痪，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都出了问题。
生病的美国的体制机制：三驾马车的脱节
美国的体制机制的确生了病，出现了三驾马车的脱节：第一驾马车是大资本集团，第二驾马车是中下层民众，第三驾马车则是政府当局。美国政客解决的办法就是处理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通俗地说，即以道义性诉求（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大资本集团追逐利润的自由进行必要的制约。
第一驾马车：大资本集团。通过资本逻辑在全球的运用，美国的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赚了大钱，但他们不与民众共享，而且基于资本主义制度，联邦政府一般也无法管制他们。戈尔在书中写到，早在1809年，托马斯·杰弗逊（1801年～1809年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主要撰稿人，与华盛顿、富兰克林并称为“美利坚开国三杰”），在离开白宫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致信约翰·杰伊（曾任美国首席大法官），谈到“商业是自私自利的，不知道有国家，也没有热情没有原则，只知道谋利”。戈尔说，“随着地球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也有了能力来使民族国家彼此争权夺利，将工厂设施置于工资水准更低，并且对其随心所欲的运作不那么严格限制的区域。自由意志主义的卡托研究所前主席威廉·尼斯坎南说，‘企业已经有足够的权力来对政府构成威胁’，又说，‘尤其是跨国公司，更不依赖特定政府的立场，因而就更缺少忠诚’。2001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请求乔治·布什总统对埃克森美孚悬而未决的决定施加影响，允许印度国有石油公司参与包括该石油公司和俄罗斯政府在内的一个合资项目，布什回答说，‘没有谁能够对这些人发号施令’。”[6]这意味着，在美国，试图让大资本集团来配合政府的社会调节是不容易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2009年1月29日，当时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眼下大部分华尔街机构都处于崩溃边缘，要求纳税人帮助它们勉力支撑，而纳税人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如果不提供帮助，整个体系可能会在我们的头上崩塌。但就在这样的时候，华尔街银行家却给自己发了价值200亿美元的奖金，和2004年的水平相当，这是登峰造极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可耻的。[7]可见，大资本集团只按资本逻辑行事，政府无权指使。
第二驾马车：美国中下层民众。据统计，从1975年到2019年，占美国总人口前1%的富豪的收入占比从11.12%上升到20.52%；而从1975年到2019年，占美国总人口50%的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从19.99%降低至12.67%。就是说，2019年美国有半数人口的总收入约为最富有的1%人口的一半。相应地，处于中层的财富收入比重也在萎缩之中，社会的橄榄球型结构受到破坏，激发了民粹主义反弹。
历史地考察民粹主义会发现，其总是在危机之后泛滥。2016年，特朗普正是通过激发民粹主义者的不满而赢得选票，并在任期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输出。民粹主义者关注着两极分化的事实，受眼界所限极容易接受当局对衰败问题的解释，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主张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以为收回被新兴经济体占领的市场、被抢走的就业机会，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状况。在此态势下，如果政府不能与中下层民众中的民粹主义者达成共识，就要受到其猛烈冲击，引发政治危机，即如特朗普时期那样。可见，民粹主义既可能给政府造成管理难题，也能成为政府政治操弄的手段——以此对大资本集团造成压力。
第三驾马车：联邦政府当局。《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政府本质的揭示是，“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基于这样一个本质，美国政府当然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更要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大资产阶级在竞选活动中占有优势，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理论上固然如此，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资产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中，而是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生活在一个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资产阶级不断面临各种社会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决，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照旧生活下去的。而解决这些矛盾，需要被赋予特殊功能的政府出面。如果政府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社会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设计毕竟与封建时代的专制体制是不一样的。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把美国政府称为“具有足够的规模和权力”的“唯一的仲裁人”，“此即联邦国家，因为托拉斯实际上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中个别州的范围，它们的经营活动同时在好几个州进行。唯有联邦国家才有它们真正的大小。即便如此，联邦国家还必须增强、巩固，进一步树立威望，成为有资格的谈判对象；托拉斯，或大型企业，从它那方面也要认识到，不论高兴还是不高兴，只与一个权力机关打交道，取得它的支持，尊重它的异议，支持权力机关的各项决定，对它是有好处的。”“美国经济的发展迫使联邦国家进行认真的干预，发挥‘补偿权力’的作用。”“庞大的官僚制度依靠的是一支精明强干的技术人员大军，他们不受旧的政党分肥制度（Spoils System）的盛衰的影响。”[9]
布罗代尔提请人们注意，美国联邦国家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赫伯特·胡佛政府班子只有37人，而杜鲁门政府却拥有325个直属官员和1500个雇员。杜鲁门时代过去已经五六十年了，现今美国政府已经是超级规模了。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伙伴计划”援引联邦政府数据所发布的分析报告，美国联邦政府2012年共有各类雇员210万人，其中非季节性临时雇佣的全职、长期雇员为180万人。2013年新招员工8.97万人。[10]
在当下，如果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动员大资本集团，不能通过一系列经济措施改善中下层大众的状态，那就在民粹主义面前无法交代，那么自己的合法性就有问题。如果要限制大资本集团的逻辑路径，那就必须找出充分的理由来获得他们的认同。比如说，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政府实行种种贸易保守主义的政策，禁止中国公司的进入（如华为公司的5G），禁止对华出售芯片，企图让美国的一些公司退出中国，给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科技发展造成障碍，等等。但是，大资本集团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是按照资本逻辑来运行的，对大资本集团是有利可图的，限制就会使其利益受损。美国的制度是不能对资本集团施以行政手段的，正如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没有谁能够对这些人发号施令”。因此，政府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打出道义牌即意识形态招牌，保持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足以维护这个社会制度的道义性招牌，就是民主自由人权。从特朗普到拜登，都玩这一套，将民粹主义诉求、贸易保护主义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
资本逻辑与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之关系
近年来，美国频繁祭起意识形态的大旗，重弹自由民主人权的老调，将中国抹黑为反对这些价值观的专制国家。找到这面旗帜，美国便能够纠集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2021年12月，美国策划了线上的“民主峰会”。据说来自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领导人”参加了此次“峰会”，会议聚焦“反威权、反腐败和促进人权”三大主题。从参加会议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领导人”三大板块来看，反映出美国政府的一个基本判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自由、民主、人权乃是其通灵宝玉，也是协调其内部结构关系的抓手，能够引导社会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记忆中去，特别是让大资本集团的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合拍。
所谓“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记忆中去”就是指，对于当下处于分化状态中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领导人”，只要吹响“自由、民主、人权”的乐曲，他们就会浸入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会“随之起舞”而采取共同行动。
资本主义发生于中世纪内部，发生于城市工商业活动之中。在工商业活动中，逐利的自发性需要制度的支持，而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抑制这种需要的。于是发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催生出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米歇尔·博德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作了透彻的说明：当资本主义通过工商业而发展起来以后，需要构建意识形态，到18世纪，资产阶级“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到处致力于一个关键性的词汇——‘自由’”。但资产阶级感兴趣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理念，而是自由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在英国，在资产阶级已干涉国家事务的地方，自由的问题首先是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生产自由，尽可能以最低价格购买劳动力的自由，以及保护本阶级来对付工人结盟与造反的自由。”他还说，“当资产阶级认为自身强大到足以统治世界市场时，它就放弃了重商主义的理论，转而赞扬自由贸易的功效。当资产阶级感觉强大到足以与专制主义抗衡时，就用自由和自由同意的新理论武装自己（由此赢得了小资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和贵族的开明阶层（他们需要平息农民起义和人民的不满）联盟。”[11]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合理性发展的阶段，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确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信仰。但是，当资本主义跨越这个阶段以后，资本逻辑就褪去了其精神外衣，变成赤裸裸的利润获取行为。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之初就对行进中的资本主义表达了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他说：
“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12]
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现象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资本逻辑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它自己就是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的内涵直接转化为赚钱的动机，离开赚取利润的意识形态是无意义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另译詹姆逊）认为，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有一股势力“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的时代，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都不存在了，世界已进入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阶段。在这种观点中隐含着更深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及观点并不十分重要，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时代。今天我们在这种观点中确实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十分标准的后现代文化之中，体现在各种媒介、电视、快餐、郊区生活等各方面。在今天的美国，不管你属于什么意识形态，你都得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13]。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后工业化社会，文化艺术作为一种带有全民性特征的消费文化出现，很难再去寻找其中与某一特定经济基础及社会阶级、阶层的单纯适应性。艺术史上文化艺术中的古典主义与贵族阶级、封建集权制度的联系，启蒙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上升运动之间的联系，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就很难再找到了。
有了文化上的意识形态转型的支持，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大资本集团完全按照资本逻辑的本来面目运行，比如说，与社会主义的中国进行全球化机制下的经济往来，而不必在乎中国的制度是否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利益面前，“政治正确性”不那么重要了，就是说，只要能赚钱，一切都可以忽略。
这一现象，甚至导致颠覆性理论的出现，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形式转化为行为实践形式。杰姆逊试图对意识形态作泛化理解，承认其转型的可能性，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14]这里，杰姆逊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的模式：旧式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人们的思想、意志的价值取向来决定的，以信仰为其表征；新式意识形态，主要是以行为、实践（即这种意识形态产品的生产活动本身）来认定的。这就是意识形态在事实上的“转型”，也被说成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由于资本逻辑超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通过全球化机制在跨国贸易中催生了一系列避税操作，大资本集团更愿意加入一系列的国际联盟、组织与公约，不顾国家的国库愈益虚空，国家对资本的制约能力越来越弱，资本权力越来越大于国家权力。
在此情况下，国家权力必须再度进行意识形态的操作，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凝聚力，不能再公开认为只要能赚钱，一切都无所谓，而是要恪守“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公共价值。一旦确定自己的国家是在实践正确的公共价值观之后，敌对国家则就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敌人，如此，一切企业都要遵循国家的意志。
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就在所谓“民主峰会”上鼓吹，“我们面临的威胁和我们寻求的解决方案有着共同背景。这不是一场任何人单独面对的斗争。它是所有人的斗争。”“投票的神圣权利，自由投票，自己的选票必须算数的权利，是民主的起点自由——对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如此。有了它，一切都有可能。没有它，几乎什么都不可能。”[15]拜登告诉所有的美国大资本集团，捍卫“自由民主人权”是全社会的事，没有对所谓专制国家的抵制，大资本集团最终什么干不了。
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说，其实大资本集团也是凭借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来为自己谋取巨额利润的——没有允许走向世界的自由授权，他们就不可能到世界各地赚取金钱。因此，让大资本集团自己来讲述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听上去还是这套话，但国家的内部矛盾和混乱不可能改观。只有由国家权力机器这个“中间仲裁人”来讲述这种价值观，才有可能既面对假想的外部敌人，也缓和内部的社会矛盾，让中下层大众感觉到恪守公共价值观带来的好处——撤回的大企业至少给自己带来就业机会。
美国的学者们很明白这套游戏的本质。华勒斯坦说得好，“宣扬人权、自由、民主这些口号的本身就是控制危险阶级方式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16]理查德·罗宾斯亦说，“资本主义文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其成员掩盖（或者允许其成员自己掩盖）市场运行的消极后果。”[17]如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恢复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喧嚣一时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转型告一段落。
美国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但是，后者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也可能对前者产生反作用。在特定的时期，国家机器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在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宣传面前，美国大资本集团也会稍微收敛自己的资本逻辑，服从国家机器的调节，以维护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看清这种本质，评估其意义，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为了赚钱而完全抛弃其政治立场，要有应变的准备。
注释
[1]［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美］戈尔：《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冯洁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59～60页。
[3]《特朗普就职演讲》，观察者网，2017年1月21日，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7_01_21_390488.shtml。
[4]陈笑天：《美国是中美贸易合作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网，2018年4月13日，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18-04-13/140703.html。
[5]［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03～304页。
[6]［美］戈尔：《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第145页。
[7]《华尔街或对分红难以割舍 奥巴马终于忍无可忍》，新浪财经，2009年2月1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economics/20090201/10155802234.shtml。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16、522页。
[10]《美国联邦政府新招雇员人数连下降 离职人数增多》，中国新闻网，2013年9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j/2013/09-11/5272331.shtml。
[11]［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88、41～42页。
[1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
[13]［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5～26页。
[14]［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23页。
[15]《拜登总统在民主峰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http://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
[16]［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17]［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页。
The Tension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Capitalist Ideology
Huang Lizhi
Abstract: Historically, capital logic gave birth to capitalist ideology with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s the core. In the late stage of capitalism, the power of large capital groups grew enormously. In the face of huge interests,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not so important, and interests become predomina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logical disposition of capital remains unchanged, the polarization i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intensified, the stratum contradiction within Western countries is also increasing,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system leads to social crisi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re is a need to emphasiz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apitalist ideology. So, the Western capitalist system once again takes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s the banner and makes the capital giants obe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by yielding their innate ability of pursuing interests to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e should see this change clearly and evaluate its significance; we should not hope that the Western capital will completely abandon its political position for the sake of interests; and w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possible changes.
Keywords: capital logic, capitalist ideology, globalization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