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开篇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我动笔写这篇文章忽然想到了费雪，于是改两个字，就用这句话做题目。创新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过我不打算对具体的创新过程作分析，而重点讨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众所周知，基础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定律或定理），而且我们还知道，规律只能利用，不能创新，更不能人为地创造。比如“圆周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最初计算出圆周率近似于3.14，而中国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将其精确到了小数点后7位。可无论圆周率如何精确，皆属于发现而不是发明，因为即便今天科学家没有发现它，圆周率也客观存在。
与基础研究不同，科技创新则属于发明。顾名思义，发明是指以前没有的技术（产品），而现在创造出来了。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发明了蒸汽机；第二次技术革命，发明了电；第三次技术革命，发明了互联网。这三项技术（产品）皆是从无到有，假若没有人发明，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发明属于创新。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基础研究既然是发现（规律）而不属于创新，中央为何要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呢？或者问：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到底是何关系？简单地回答，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就好比一棵果树，基础研究是树的根系，科技创新是树上结的果子。一棵果树要是没有根系，当然不可能结出果子来。
举大家熟悉的例子。200多年前，人们造船皆是采用木材，可到19世纪初蒸汽动力船出现后，英国企业家威尔森试图用钢铁代替木材造船。当时很多人认为，钢铁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让钢铁漂浮在水上无异于异想天开，是发神经。可威尔森却自信满满，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成功地造出了人类第一艘铁壳船。
威尔森何来这种自信？其实，他的自信来自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该定律说，物体沉入液体中所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量。也就是说，只要让船在水中受到的浮力足够大，它就能在水上漂浮。威尔森正是懂得了这个原理，所以坚信只要设计好船体的形状，就不会因为钢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而下沉。
再一个例子，是美国莱特兄弟造飞机。莱特兄弟从小就有造飞机的梦想，可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要让比空气重的物体在空气中飞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1896年，他俩开始在基蒂霍克沙丘上空进行载人滑翔机试验，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梦想变成了现实。1903年12月17日，他们制造的第一架“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试飞成功。
莱特兄弟之所以屡败屡试，其底气也是两个定理：一是“流体连续性定理”。即流体通过粗细不同的管道，同一时间内流体质量相等而流速会不同。以水为例，当河道较宽时，流速会较慢，河道较窄时，流速则会较快；另一个是“伯努利定理”，即空气的流速与压强成反比。根据上面两个定理，如果让飞机机翼的上部呈凸面形，底部呈平面形，上部空气流速快，压强相对小；底部空气流速慢，压强相对大，这样当飞机滑行达到一定速度就能飞起来。
我举上面的例子，无非是想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创新是一连串事件，而源头是基础研究。或说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最先一公里”。想想也是，假若没有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也许至今没人会想到用钢铁造船；若没有“伯努利定理”，恐怕也不会有人造飞机。放眼看世界，迄今还没有一个基础研究落后的国家而成为科技强国。不是吗？我赌读者举不出一个例子来。
由此见，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强化基础研究。其实这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懂，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学者专注于基础研究。我们知道，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定理或定律。一旦公之于世，其使用便不排他。比如前面提到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威尔森可用它造铁壳船，别人也可用它造水上公园。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说，基础研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品”。
是的，困难就在这里，创新性技术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有偿转让，创新性产品也可通过市场出售取得收益。可由于定理或定律的使用不排他，无法向使用者收费；而且由于它们没有直接的商品载体，也无法在市场上出售获利。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说有哪家飞机制造公司花钱购买过“伯努利定理”，也没听说有哪家造船公司使用“浮力定律”支付过费用，读者也应该没听说过吧？
从这个角度，也就解释了目前国内学者对基础研究为何热情不高的现象。学者当然要有情怀，但他们同时对物质生活待遇也会有追求。也正因如此，中央提出财政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政府财政本来就是公共财政，而且我在前面分析过，基础研究成果为科技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属于公共品（服务），所以用财政资金资助基础研究，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公共财政应承担的重要职能。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时期，政府财力总是有限的，仅就科技创新来说，希望得到财政资助的项目也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分轻重缓急，僧多粥少，财政资金只能天女散花。实践表明，财政资金过于分散，对推动创新的效果并不理想。而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就应该收缩战线，重点资助基础研究、杀手锏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将民用技术创新推向市场融资。
具体到政策操作层面，我最后想提三点建议：第一，由于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通过市场取得收入回报，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相对优越的研究条件与生活待遇，让他们体面地做学问；第二，根据基础研究的特点，财政前期投入不必过大，应主要用于“智力报偿”，对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给予重奖；第三，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必搞所谓年度量化考核（如论文数量等），对暂未取得成果的学者，要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