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年轻干部为何刚步入成长的“黄金期”就跌入腐败的“危险期”？从岗位看，具体经办岗位居多；从手段看，借力现代信息技术；从动机看，主要是为了贪图享乐；从环境看，不良社交圈子“传染”。理想信念缺失、党纪国法意识淡薄、对权力缺乏敬畏之心等主观方面是根本因素；一些管理部门存在误判导致丧失警惕性、一些地方领域存在制度漏洞导致监管不力、一些地区不良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等外部条件是诱因。让“低龄”干部不再“早节”失守，亟需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位、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廉洁教育、正视并做好必要的心理健康疏导、抓好制度的数量供给与质量提升。
【关键词】年轻干部 低龄腐败 廉政教育 廉洁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百年大计，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前途。然而，近年来，年轻干部的腐败问题不断显现，一些“低龄腐败”的境遇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当前，年轻干部群体虽然出现了腐败问题，但是这并不说明年轻干部已成为腐败高危人群。这是在研判这一问题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理性判断。否则，就容易对年轻干部群体形成错误认知。实际上，腐败本身与年龄、性别均无直接关联。只要具备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任何年龄阶段、任何岗位上的干部都可能走向腐败,只是腐败的动机和程度不同。年轻干部腐败问题渐显，是主客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年轻干部腐败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仅是预防问题，还关涉到优秀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使用。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监督管理，让其过好廉洁关和政治关；另一方面要从整个干部队伍建设的角度出发，为其打造、搭建合适的干事创业平台，继而让其在更加宽广的平台和实践历练中接受磨炼，尽最大限度消除腐败的空间。
一些年轻干部为何刚步入成长的“黄金期”就跌入腐败的“危险期”
综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一些地方纪委监委等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发现，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年轻干部刚步入成长的“黄金期”就跌入腐败的“危险期”，其腐败明显地呈现出年龄轻、职级低、时间短、数目大等特征，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相互交织的特点异常突出。综合这些素材可以从四个方面窥探出当前“低龄腐败”的基本面向。
从岗位看，具体经办岗位居多。于本质意义上看，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发生腐败的前提是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权力则是指一种影响力、控制力和资源调配力。正所谓，“权力不过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潜力。” 因此，在传统认知下，腐败的高风险人群主要是身居要位的权势者。但是，近年来查处曝光的违纪违法案件显示，当前“低龄腐败”已经显现。它主要集中在管钱、管事、管审批等具体经办岗位。以2022年3月中旬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通报的8起年轻干部腐败问题典型案件为例。在这8起案件中，大多数是会计、出纳、职员等一线具体经办人员。从深层次看，这些一线经办人员之所以走向腐败，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重要权力，而是由于他们拥有“具体经办”的资源和机会。这个机会恰恰是滋生腐败的媒介。因此，在“欲望+机会”的促动下，腐败便随之产生。
从手段看，借力现代信息技术。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域名总数达3593万个，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8.5个小时。在网民中，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5%、94.5%和90.5%，在线办公、在线医疗的用户规模分别达4.69亿和2.98亿。成长和生活于信息时代的年轻干部普遍对网络信息技术较为熟悉。一些年轻干部利用掌握信息技术的相对优势从管理监督漏洞中谋取私利。比如，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穆某，利用工作之便将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页面名称篡改为“中国社会保险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并将此二维码出示给前来缴费的人员。随后，穆某违规收取辖区机关事业人员补缴的养老保险费60多万元。正如办案人员所言：“微信钱包、支付宝付款等支付方式及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贪腐行为更加便捷，也更加隐蔽。”实际上，正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年轻干部在微信红包、收缴代付等新形式下走向腐败深渊。同其他群体搞贪钱贪色等“俗贪”或收集名人字画、文物古董等“雅贪”相比，一些年轻干部更擅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字支付、电子理财等新腐败形式。
从动机看，主要是为了贪图享乐。当前，一些年轻干部把“玩”摆在了突出位置，走向了贪图享乐的极端，甚至为了“玩”不惜贪赃枉法。综合各地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可见，其腐败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一些年轻干部敛财进行炒股理财、网络游戏、打赏女主播等等，还有一些年轻干部则是爱慕虚荣、热衷炫富。例如，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原业务员罗某沉迷于手机网游，花费40余万元充值和雇代练。而且经常出入当地顶级购物中心，出手阔绰地购买奢侈品。为了满足贪图享乐的无底洞，罗某居然变卖铁路建设物资钢材和水泥，并将货款占为己有。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工商业联合会原报账员万某也是如此，极度沉迷电子产品。只要有最新款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上市，就要想方设法购买。为此，自2014年2月至2020年3月共计6年时间，分31次套取、骗取公款共计40余万元。可以说，与其他群体为了权钱交易等传统腐败方式不同，这些年轻干部的腐败行为不再着眼于敛财，而是为了寻求享乐和刺激。
从环境看，不良圈子“传染”是诱因。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任何人都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对于政治系统中的行动个体而言也是如此，其亦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必然形成各种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交往也有良莠之分，负能量的社会交往容易引诱行动主体误入歧途。梳理一些年轻干部的腐败行为可以发现，一些年轻干部由于难以抵挡“友情”的糖衣炮弹，被“朋友”的奉承等假象迷惑，迷失自我，掉入社交陷阱。这些年轻干部之所以误入歧途，不良社交圈子起到了直接引诱作用。
一些年轻干部腐败的深层诱因
从上述一些年轻干部腐败的典型案例可见，“低龄腐败”显现的深层诱因错综复杂，既有个体失守的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诱导。
个体失守是诱致“低龄腐败”的内部因素。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对事物发展产生影响往往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就“低龄腐败”而言，其诱发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源上讲，主要还是年轻干部自身在理想信念、党纪国法意识、权力敬畏之心等方面出现了失守。
一是理想信念缺失。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年轻干部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旦信念缺失就会失去把关、定向的“总阀门”。梳理一些典型案例发现，“事业无追求，精神无寄托，生活无意义”等理想信念缺失问题是一些年轻干部走向腐败的主观动因。这在近年来笔者围绕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专题调研中也得到了清晰印证。比如，在回答“从个体因素角度看，您认为年轻干部走向腐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的问题时，29.2%的受访者选择“理想信念缺失”，位居各项影响因素之首（详见下图）。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精神世界空虚、理想信念缺失对一些年轻干部走向腐败起到了深层诱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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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党纪国法意识淡薄。在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法治意识是任何一个公民理应树立和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对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有基本的法律意识，而且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接受更加严格的纪律约束。梳理一些典型案例可见，年轻干部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治意识淡薄。一些年轻干部对于工作中涉及到具体业务的法律条文及其相关后果知之甚少。而其所在单位误以为其熟悉相关法律文本、知法懂法，便放松了相关教育警示，导致一些年轻干部法律意识实际上是断裂的：只明白法理的一般意指，而不明确具体法律条文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是党纪观念模糊不清。相较于法律的硬性惩戒，党纪更多体现教育引导。特别是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宏大背景下，强调抓早抓小的党纪教育被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但是，一些年轻干部对党纪仍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误以为党纪是可以伸缩的“橡皮筋”，最终在一次次的滑坡中走向了触犯法律的深渊。
三是对权力缺乏敬畏之心。权力是一种资源配置力，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工具性，是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有力凭借；另一方面具有扩张性和自利性。具有扩张性的权力总是试图扩充边界范围。正所谓“越是有权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很多，所以要求一切”。正因如此，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然而，一些年轻干部对权力缺乏敬畏之心。一些人在所谓“尊重”和“膜拜”面前飘飘然，在各种“糖衣炮弹”面前放松警惕，在金钱欲望的唆使下迅速沦陷。透过诸如此类的案例发现，其主要症结在于这些年轻干部对手中的权力缺乏清醒认识和必要的敬畏之心，将聪明才智用错了地方。
外部条件是“低龄腐败”的重要诱因。
尽管内因是年轻干部腐败的根源，但是，外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总体来看，主要有三大外部诱因：
一是一些管理部门存在误判导致丧失警惕性。谈及腐败，人们大多认为它主要集中于领导岗位层面。因而，对一般岗位的权力腐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存在“一般岗位无法腐败”的误判。一些干部教育管理部门有时也误以为腐败只会“眷顾”位高权重者，一线工作人员既没有腐败的权能也没有腐败的空间。有的则认为，年轻干部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衣食无忧、生活安逸。他们不仅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且在工作中经常接受各种警示教育，怎么会腐败呢？实际上，这是误判。再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门更多注重年轻干部才干、能力，忽略其品性、信念，缺乏经常性的教育提醒。比如，在税务、社保、城建等一线部门，一些年轻干部上班伊始就被安排到资金密集型的岗位办理具体业务，却鲜有必要的“传帮带”的过程。事实证明，这种重使用、轻监管的教育管理，不仅诱发了年轻干部腐败，而且让其偏航之举无法及时得到纠正。
二是一些领域存在制度漏洞导致监管不力。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旨在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实践表明，“制度既是人们在行为实践中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行动章程），也是一种能够相互依存、制衡的有机体系。”由此可见，制度对人们的行为取向和行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制度建设的深刻缘由所在。客观而言，近年来围绕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各级组织都相继出台了不少制度规章。但有些领域的制度规范并未充分发挥应有效能。一些单位内控机制不健全、业务流程不规范、制约机制缺失、日常监管长期短缺，客观上为一些年轻干部“钻漏洞”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一些地区不良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政治生活也是如此。它受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这种关联就是政治生态。总体上看，“政治生态是生态学与政治学理论结合而成的一个概念。它把政治行为看作一个有机而成的生态系统，强调政治系统之间、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外在环境对政治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和规制。” 由此可见，政治生态对一个地区的政治发展和个人的行为取向具有重要影响。梳理年轻干部腐败案例发现，案例比较多的地区或部门往往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程度较严重，外在生态会对年轻干部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好比一口池塘，如果池塘里的一条鱼死了，估计是这条鱼自身的原因。但如果是池塘的鱼都死了，那肯定是池塘的生态出了问题。年轻干部腐败也是如此。如果这个地区或部门的年轻干部总是出问题，那么他们的生态肯定出问题了。”2021年10月，笔者在江苏调研期间 ，一位基层退休干部这样评析年轻干部腐败中的政治生态问题。
以从严从实举措让年轻干部不再“早节”失守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其成长发展状况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水平。好干部不会自然成长，既需要个人努力也离不开组织培养。这就意味着要采取从严从实举措将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让“低龄”干部不再“早节”失守。
第一，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位。上述分析表明，一些年轻干部走向腐败深渊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是理想信念缺失，在事业起步阶段就放弃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进而在各种诱惑面前迷失了自我。这意味着，无论时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要位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历史和实践证明，理想信念犹如衣服上的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后面的扣子都会错。当前对于理想信念教育存在一种误区，片面地认为抓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日常的理论学习。实际上，理想信念并不仅仅源自书本，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可以通过重新体验革命场景、加强党性锻炼等形式引导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是空洞之物，其根基是对“人性”的正确理解。正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人性可以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因此，要通过实践历练等方式，引导年轻干部树立明确的是非观念、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奠定基础。
第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廉洁教育。廉洁教育是预防年轻干部腐败的重要方式。但是，这要解决其“针对性”问题。其一，要解决教育对象的针对性。实际上，腐败没有年龄和性别区分。而过去一段时间的廉政教育普遍重视“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忽略了居于普通岗位的年轻干部。其二，要解决教育内容的针对性。缺乏针对性的廉政教育容易落空，要通过鲜活的警示教育、典型案例教育，让年轻干部深刻体会“清廉是福，贪婪是祸”的道理，让其懂得一旦贪腐越线，人生就会“归零”。同时，还要运用最新数据和素材现场说法，防止所用教育素材过于陈旧。
第三，正视并做好必要的心理健康疏导。客观而言，年轻干部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多心理考验。比如，面对激烈竞争，何以保持镇定？面对公共权力，何以自觉接受监督？面对纷繁诱惑，何以保持清醒头脑？对这些问题，有的干部具有较强的心理应对能力，有的干部则容易失去心理平衡。从个体层面看，要引导年轻干部强化心理训练，控制诱发腐败的各种心理健康因素。特别是要理性看待职务升迁和岗位变动等常态现象，防止滋生偏狭心理。从组织层面看，要按照“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的思路，适时通过谈心谈话、思想交流、舒解情绪等方式引导年轻干部形成正确认知，形成“安心、安身、安业”的工作目标。从培训层面看，应将心理培训作为年轻干部心理健康服务的首要环节。比如，可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为依托，通过课堂教学、现场研讨、交流互动等方式有侧重点地搭建领导干部心理服务平台，使其缓解心理压力、化解心理困扰、增强心理活力。从技术层面看，要将年轻干部的心理服务与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将现代技术转化为实用的心理健康服务产品，不断提高年轻干部心理服务能力。
第四，做好制度的数量供给与质量提升。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制度的作用不言自明。对于腐败治理而言，健全完善和执行有力的规章制度更是必不可少。检视年轻干部腐败案例可见，制度缺失或者制度落实不力是其主要诱发因素。因此，要将制度体系建设作为预防年轻干部腐败的基础性工程。其一，要抓好制度供给。制度体系建设的首要之处是具备一定数量的制度元素，否则，制度体系建设就是空中楼阁。对此，可梳理管钱、管事、审批等不同岗位的特征，分类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让身处这类岗位的年轻干部在履职过程中能对应参照。其二，要抓好制度的质量提升。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得不到执行的制度如同“牛栏关猫”，不起作用。这也是一些年轻干部腐败案例折射出的突出问题。因此，要通过宣传引导、以案说法等方式，引导甚至倒逼年轻干部认真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的百年探索及经验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1ZD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托马斯·戴伊著，梅士、王殿宸译：《谁掌管美国》，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④[法]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⑤黄毅、文军：《从“配置性效率”迈向“适应性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化逻辑与理性构造》，《湖湘论坛》，2019年第6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⑦张明军、陈朋：《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理论探讨》，2018年第1期。
⑧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
责编/李一丹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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