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文人作为知识精英群体，其聚会往往通过纵情山水、饮酒赋诗的方式展开，同时还伴有诗文、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的创作，故被称为雅集。雅集在汉代开始确立，经过后代的发展，出现了兰亭雅集、西园雅集及玉山雅集等著名的文人雅集活动。这些雅集活动，以雅作为文化品格，以趣作为精神追求，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文人雅集 雅 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人聚会的演进与发展
文人聚会在先秦两汉时期得以起源和形成。早在先秦时期，文化知识被贵族阶层及士人群体所垄断，他们在聚会上宴饮赋诗，可视为文人聚会的最早源头，《诗经·小雅》中就有很多诗歌描绘了贵族间的宴饮聚会场景。及至汉代，文人逐渐从士人阶层中分化出来，文人群体间的聚会活动才正式出现。西汉初期，采取了分封与郡县并置的统治策略，各诸侯王为壮大声势，纷纷招贤纳士，使得大批文人雅士得以聚集，从而为文人聚会提供了条件。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景帝时梁孝王组织的兔园之会，梁孝王“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谢惠连《雪赋》）。兔园之会形成了以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为主体的聚会活动，他们在聚会中饮酒、吟诗、作赋等行为确立了后代文人雅集的基本范式。
不同于汉代，文学主要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魏晋南北朝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群体的主体精神和人生价值得到发扬，文人雅集开始频频登场，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如建安时期，三曹父子凭借帝王身份和出众的文才成为文坛领袖，他们与徐干、陈琳、刘桢等人聚集邺下，“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并由此创作了大量的宴饮诗，成为当时文人雅集的真实反映。又如东晋永和九年的上巳节，以王、谢等大族为中心的江南名士聚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兰亭雅集将文人聚会和节日风俗进行了结合，通过曲水流觞、吟咏赋诗来体玄悟道、畅叙幽情。而这次聚会又经过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书法传播，成为了文人聚会的典范，在历史上最负盛名。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著名的文人聚会还有西晋时“二十四友”的金谷之会、东晋谢氏家族的乌衣之游、刘宋时竟陵八友的西邸之会等，形成了以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的雅集活动。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实施，门阀士人受到打压，庶族士人通过考试进入权力中心，形成了大批的科举文人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促进了文人聚会的发展，使之前以皇族、门阀及文学侍从之臣为中心的雅集，转向了以科举文人群体为中心的雅集。随着文人主体的变化，一方面聚会的组织开始涉及到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既有以帝王及上层文人主导的宴饮聚会，如宋徽宗亲自创作的《文会图》反映的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文人雅集；又有下层文人自发组织的聚会活动，如唐末五代时期，大量文人隐居庐山，他们经常集会唱和。另一方面聚会也更为常态化和多样化，不但出现了以科举为中心的同年、同僚及同乡间的赏游性文人聚会，各类主题性聚会也越来越多，如曝书会、耆老会、茶会、诗社等。这一时期较著名的文人聚会，如唐代中期白居易与胡杲、吉旼等九老组织的香山雅集（又称“九老会”），北宋时期驸马王诜与苏轼、米芾、黄庭坚、秦观等著名文人组织的西园雅集等，都是影响深远的文人聚会，被后人所追慕和效仿。
尽管唐宋以后文人聚会的基本范式已经确立，但真正的文人雅集直到元代才形成规模效应和深远影响①，出现了著名的玉山雅集。玉山雅集是由元末昆山富豪兼诗人顾瑛主持，“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远，成为了文人聚会的巅峰，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誉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
雅：文人聚会的文化品格
一些普通的社会性聚会，往往因为文人的参与而呈现出高雅的格调，最具代表性的即岁时节日聚会，如兰亭雅集就发生在上巳节。上巳本是古人到水边沐浴以祓除不祥的民俗节日，文人们选择这一天聚会，对传统的节俗活动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曲水流觞、宴饮赋诗、玄理清谈等环节，提升了上巳节俗的风雅韵味。据《世说新语·言语》，洛下诸名士上巳节共至洛水边修禊事，返回后，乐广问王衍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洛下名士在上巳节进行雅集清谈，反映出与众不同的审美旨趣和思辨智慧。除此之外，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也是文人聚会时经常挑选的日期，文人群体高雅的参与方式，赋予了民俗节日以独特的文化内涵。②
文人聚会在模式和内容上也处处透露出雅的格调。一般来说，历代文人聚会大都会沿袭兰亭雅集的模式，在环境优雅的山水胜景或私家园林中，众名士济济一堂，他们或饮酒品茗，或吟诗作文，或谈玄论道，或琴棋书画，形成一种自觉的文艺组合。而这些内容，本就是君子雅道的重要内容，古代有九雅之说，包括寻幽、酌酒、抚琴、莳花、焚香、品茗、听雨、赏雪、候月；又有八雅之说，即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可以说，文人聚会的模式虽然大同小异，但基本离不开这些风雅元素，相传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就详细描绘了王诜、苏轼等十六人雅集的情形，共分五组：“提笔作诗”“展卷作画”“弹琴静听”“题石挥毫”及“谈经论道”，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迥异尘俗的精神追求。
而文人聚会的雅，有时还体现在聚会时的场景布置中，如酒器、茶器、乐器、盆景插花、文房四宝、古董字画……古代文人并不追求器物的奢华，却对器物的材质、内涵和精美程度要求严格，正是因为这些器物可以借助于自身的文化意蕴，提升聚会品质、陶冶文人情操。
文人聚会之雅，还表现在众多文艺作品的创作上。文人聚会时，在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中，在推杯换盏的促发下，很容易激发创作欲望，于是挥毫泼墨，创作出诗歌、书法和绘画等大量的文艺作品。而诗、书、画本为文人之专长，也是文人风雅最直接的体现。故举凡文人聚会，必定作诗，或同题唱和，或分韵赋诗，像顾瑛的玉山雅集就做到了“会有其人，人有其诗，而诗皆可诵”（李祁《玉山名胜集序》）。而兰亭雅集的唱和成果《兰亭集》，不但完整地保存了流传下来的37首诗歌，王羲之创作的《兰亭集序》更因其精彩的文字和隽逸的书法，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绘画的创作，但兰亭雅集却成为绘画史创作的重要母体，出现了大量的《兰亭修禊图》。文人雅集与诗、书、画的创作相互成就，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风雅一脉。
趣：文人聚会的精神追求
文人聚会之目的，或基于某种社会需求，如仕宦与荐举；或出于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单纯地追求一种雅趣精致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可以说，前者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而后者是文人雅集的理想形态。不过，因为文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管哪种类型的文人聚会，都会带有这一群体的审美趣味，大致来说：
一是雅趣。前文已经提及，文人雅集无外乎借饮酒、品茗、赏花、抚琴、赋诗、作画、谈玄等内容来实现。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人雅趣之所在。以饮酒为例，常人饮酒，往往无所节制，但文人在雅集时饮酒却别有风味，经常设置诸多项目来增加趣味性，如曲水流觞就是古人举行祓禊后，端坐水溪两边，在上游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酒杯停到谁面前，谁就一饮而尽，并即兴赋诗一首。而那些不能赋诗的，就要罚酒，像兰亭雅集时，有四十二人参见聚会，但“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文人雅集时，还有酒令的设置，可以用于佐酒助兴。文人酒令又称雅令，包括字词令、诗语令、酒筹令等，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有云：“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因文人酒令多以诗词和经史典故为题，故称“穷经史”，目的在于考察文人的才华和机智。酒令之外，还有茶令，是随着文人茶会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游戏，像唐代著名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就是颜真卿等人在聚会时以联句的方式即席创作的茶诗。这些项目的设置，大大增加了文人聚会的趣味性，在“争强好胜”的情绪状态中，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欲望。
二是闲趣。张潮《幽梦影》云：“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雅集本就是文人闲适时光的重要活动，其组织或在公务之余，以追求片刻之闲，如唐代“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③；或多在文人退休隐居之际，主动追求闲适时光，像白居易《香山寺》诗云：“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醖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就写出了白居易等九位长者在香山隐居雅集时的闲适状态。而后代效法白居易香山雅集的更是不乏其人，据《渑水燕谈录》载，司马光晚年，优游洛中，不屑世务，自称齐物子，他与富弼聚集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置酒赋诗，时人呼之为“洛阳耆英会”。文人在追求安闲自适的雅集乐趣之外，也非常注重内心的自由与愉悦，像玉山雅集的组织者顾瑛有诗《题钱舜举浮玉山居图》云：“无官落得一身闲，置我当于丘壑间。便欲松根结茅屋，清秋采菊看南山。”便是文人看破名利辞官归隐，在自然山水之间探寻清闲之趣，从而觅得内心的舒适与安闲。
三是逸趣。文人的雅集活动多选择风景宜人的自然胜境，将参与者安置在一种悠然自得，与自然相通的氛围之中，然后再通过诗酒风流来激发文人之逸趣。《世说新语·任诞》就载，阮籍、嵇康等七人聚会时，“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正是在舒畅和谐的情绪环境中，文人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激发感官上的体悟，享受超越现实的逸兴，像《兰亭集序》就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在宇宙的无限中观察人生之有限，以人生之悲苦来体味宇宙的旷达，最后得出“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的结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④。
综而言之，雅集作为文人交流的独特形式，其以雅作为文化品格，以趣作为精神追求，在实现情感交流的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文艺精品。如果没有文人雅集这种活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都将大为逊色。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乐经》衍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ZW08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仁生：《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2页。
②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页。
③[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
④[清]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解题汇评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19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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