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能源与粮食危机、经济衰退风险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由18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与各国领导人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广泛共识。本次对话会发布的32项成果清单，覆盖全球发展倡议涉及的减贫脱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八个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与技术革命中无力独自解决的短板，也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可以开展有效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难题的关键领域。
本次会议的与会国家之所以具有广泛代表性，不仅是因为18个与会国的总人口超过40亿，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51%，经济总量接近2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7%，而且由于与会国主要来自亚非拉和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代表性特征明显。其中，既有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金砖国家，也有二十国集团2022年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及成员国阿根廷；既有东盟2022年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和东盟重要成员国泰国、马来西亚，也有非洲政治与人口大国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以及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和西非门户塞内加尔；既有中东地缘政治大国和产油大国伊朗，也有来自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斐济作为太平洋岛国的代表，则尤为关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促进本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急迫问题。因此，上述18国在全球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认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广大发展中国家热盼能够真正带领它们摆脱贫困落后的21世纪发展经济学及其引路人
众所周知，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人类求解气候变化等21世纪重大问题的钥匙。就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内容而言，其目标指向是全球携手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又取决于全球各国为此采取共同行动，包括行动意愿、行动能力以及国际协调与合作等。但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交集却呈现缩小乃至撕裂态势，发展议题被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政治化、边缘化的倾向日渐明显，加上极限制裁和人为制造分裂与对抗，地区冲突与战乱频仍，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南北鸿沟也因此继续拉大。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46个最不发达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冲击下，经济体系的韧性与消化损失能力显著下降，2020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30年来的最低纪录，疫苗接种率更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贸发会议给出的建议是发展和提高生产能力，而提高生产能力的前提是发展资金的有效供给。例如，仅仅是消除最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问题，平均每年就需要投资4850亿美元；而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则平均每年需要的固定投资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019年最不发达国家固定投资的3倍多。显然，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有实力的投融资与援助主体的参与，巨大的资金缺口是很难填补的。另一方面，近来出现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危机，又使得最不发达国家备受煎熬。
从解决发展问题的机制化平台建设与取得的成效来看，归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肩负着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等重任，并在过去70余年的发展史中为人类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三大机构也因此被公认为二战以来全球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是，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因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设置苛刻条件甚至夹杂西方政策偏好而饱受争议。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尤其是多边主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由于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上诉机构停摆而面临重大危机，因此在解决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疫苗供给、粮食和能源危机等问题的行为空间与能力有限。至于最具援助行动能力的发达经济体，过去数十年来在对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过程中，尽管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及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援助热情呈递减趋势。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尤其是西方主导的援助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并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使得全球在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相关援助与促进改革措施反而强化了“制度变革”因素，不仅没有促进极端贫困问题的解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在此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热盼能够真正带领它们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21世纪发展经济学及其引路人。
中国能够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范式价值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受益者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程度关乎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力与生命力，不仅因为中国的发展与稳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和全球供应链保持稳定与韧性的重要支撑，更因为中国已成为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国因此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改革经验，尤其是不断增强的发展援助能力，不仅为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发展与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也为中国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更向世人表明：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参照系，但是中国的许多成功探索不仅部分改变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且正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与关注焦点。
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进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的过程中，将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尤其是经济增长内生性机理、结构转型与高水平开放逻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经验范式，同时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21世纪发展经济学，进而内化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范式价值。
对肩负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使命的国家而言，能力、意愿和国际协调与执行力是三位一体的组成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适时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并以实质性举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投融资支持，其背后蕴藏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优质产能全球化配置、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更是中国契合新兴市场及亚非拉和太平洋岛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巨大投资的需求，以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机制设计和国际化与市场化的操作探求全球繁荣共生新模式，进而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在本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宣布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投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等实质性举措，不仅体现了中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能力支持与资金援助，更印证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指导发展中国家早日掌握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机理的手足情怀。
（作者：章玉贵，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