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行动中的头等大事是不让敌人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报界和广播界的头等大事则是尽可能扩大宣传。”艾森豪威尔这句话看似是在说军事行动和新闻宣传两件事，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在美式战争状态下，军事行动与新闻宣传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挥舞的大棒：美国新闻管制制度
“战时新闻政策”可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所沿袭，并在南北战争中逐渐趋于成熟。为了应对南方邦联的挑战，北方的联邦政府迅速设置了由陆军主管的新闻检查制度，并要求所有战地记者在发稿前必须把稿件提交宪兵司令部批准。
在这一制度的保驾护航下，陆军将领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率北方精锐骑兵突袭亚特兰大，引发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却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提及。当然，也有一些刺头需要剔除，比如《芝加哥日报》的主编威尔伯·斯托里，因为对《解放黑人宣言》大放厥词，一度被美国军方封了报馆。不过，三天之后，林肯总统便原谅了他。
如果说美国“战时新闻政策”在南北战争中还只是针对泄密和某些“不当”言论，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该项政策可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全面管制新闻的滥觞。1917年6月，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间谍法》（Espionage Act of 1917），明确规定：“凡故意制造企图干扰陆、海军军事行动的虚假报道或错误言论，以及企图在武装部队内部挑动不忠或妨碍征兵的，均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
《间谍法》为美国政府实施强制性的新闻检查提供了法律背书，却被美国邮政总局滥用，成了砍向国内左翼政党和反战团体的一把利刃。以违反《间谍法》为由，美国邮政总局先后剥夺了美国境内各大德文报刊、美国左翼党派的机关报和工会刊物的邮寄权。很多报纸甚至只是刊登几幅反战漫画，便被取消了邮寄权。
《间谍法》实施后的很短时间内，全美便有44家报纸丧失了邮寄权。美国政府并未就此满足，很快又根据《与敌贸易法》，对所有海外通讯的信件和电报进行强制检查。随着1918年5月16日《煽动法》（Sedition Act of 1918）的出台，美国政府更有了将“对美国政府、其国旗或武装部队使用‘不忠、亵渎、粗俗或辱骂性的语言’，或导致其他人蔑视美国政府或其机构的”言论视为犯罪的法理基础，触犯该法令的人甚至将会被判处5到20年监禁。
最终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年多时间里，全美总计有877人因触犯《煽动法》被判有罪。即便在战争结束后，相关法案依旧沿用至1921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将新闻分为危险的、可疑的和普通的三类，以实施差异化管理手段。
信息巨兽：二战中的美国“战时新闻局”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对珍珠港发动空袭，已然跃跃欲试的美国政府终于有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理理由。但战争初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遇，为了不挫伤美国军民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士气，罗斯福开始采取更为严格的新闻管制措施。
1941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依照《第一战争权力法》（The First War Powers Act）设立了新闻检查局（The Office of Censorship）并由美联社执行新闻主编拜伦·普赖斯亲自挂帅，带领一万四千余名工作人员，开始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邮件、电报和无线电通信展开强制性检查。
为了最大限度抹去不利于战局的消息，美国政府于1942年1月15日颁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明确要求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关军队、飞机、舰艇、战时生产、武器、军事设施乃至有关天气的“不适当”信息。此后，美国政府又发布了类似《美国广播界战时行为规约》，将这方面的禁令又进一步扩大至广播电台。
虽然新闻检查局也会发布战时消息并引导舆论，但整体来说，这个机构的作用更多是在检查美国国民与外界的通讯往来，抹杀那些对美国不利的战时新闻，如果将新闻和舆论也比喻成一场战争，新闻检查局无疑是一个偏重防御的机构，而真正为美国政府在宣传领域全力输出的则是埃尔默·戴维斯领导的“战时新闻局”。
埃尔默·戴维斯在《纽约时报》任职超过十年，此后又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员，而他所领导的战时新闻局本质上也是一个专业发布战争新闻的编辑部。对此，戴维斯本人曾这样总结道：“战时新闻局的任务是，不仅使美国人民知道战争的进展，也要使他们知道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发展前途是什么，以及（除了国家生存之外）希望从胜利中获得什么？
相较于新闻检查局的庞大规模，战时新闻局的雇员并不算太多。巅峰状态下，整个机构仅有50名专职记者和250名其他雇员。但凭借着与各类通讯社、广播网的密切联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办事处，战时新闻局能够迅速获取来自战场的第一手信息，这些信息会第一时间传输至充当决策角色的综合新闻编辑部，随后再进一步发送到国内和国际新闻部、广播新闻部、图片部和特稿部。
经由那些在新闻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编辑记者之手，战时新闻局每天向海外发送65000字的战争新闻、邮寄几十万字的特稿材料、通过航空邮递和无线电传递出2500张相关图片，此外，还向社论撰稿人、漫画家和专栏作家提供政府所需宣传和报道对象的背景材料。
除了战时新闻局，美军还向《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时代》《生活》和《新闻周刊》派出1646名相关人员。正是在这些人员的督促和推动之下，美国报纸和电台很快掀起一波战时报道的高潮。
全面失控：越战中的美国新闻管控制度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闻检查局和战时新闻局先后被解散。此后冷战开启，美国则改由国防部和武装部队自行管理与各大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实施战地新闻检查制度。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善于包装自己的麦克阿瑟将军携二战胜利之威，认为美军“天兵一到，蝼蚁自逃”，且他自诩在新闻界颇多故交，是以对于那些跟随美国军队由日本前往朝鲜的大牌记者大开绿灯，摆好姿势享受媒体赋予的光环。麦克阿瑟成功发动了仁川登陆，与之关系默契的新闻媒体大肆鼓吹，最终促成麦克阿瑟一战封神。但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再度在朝鲜战场上全线溃败。大量有关长津湖等战役的报道，令美国军队颜面扫地。面对新闻媒体的批评，麦克阿瑟气急败坏，一改对媒体大开绿灯的作派，要求美国政府迅速实施全面的、正式的、强制性的新闻检查制度。
1951年1月，为了维系美国军队的正面形象。美国政府要求所有有关朝鲜战场的报道不能出现损害联合国军士气或者令美国及其盟国和中立国感到为难的一切言论。按照五角大楼给出的条例，如果有记者严重违背相关条例，可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对此，记者们吐槽，按照这个标准，“撤退”一词也应改成“朝后方进军”。朝鲜战争后，擅于在报端或影视中营造自己光辉形象的美军却安安静静，好像这场战争没有发生一样。
物极必反，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对新闻从业者的高压管制，最终在另一场战争中遭到强烈反噬。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大批美国记者也跟随美军的脚步纷至沓来。美国记者可以乘坐直升机深入战场，亲眼看见美军及其盟友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深陷战争泥潭的无力和遭遇伏击后的惨状。这些来自前线的照片即便带有主观修饰和倾向，也会给身处后方的美国民众以强烈的视觉和精神冲击。媒体上更新的美军伤亡数字，更令美国政府颇为尴尬。因此，在1968年1月的北越方面发动“春节攻势”后，美国不断加大对战地新闻的检查力度，甚至在1970年入侵之前一度实行了全面的新闻封锁。
管制升级：冷战后期美国新闻管控手段
越战之后，美国的一些军政要人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思考了这场“错误”的战争。在总结中，美国军方对越战时期的“新闻失控”有着切肤之痛，是以，美军军队和媒体的关系以及美军今后如何管制战时新闻活动成为军方和媒体讨论的焦点。
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是越战后美军的第一场低烈度战争。虽然两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但美军还是摆出一副“狮子搏兔”之姿。在新闻管制方面，美军的做法可谓空前严厉。在作战的初始阶段，禁止任何记者进入格林纳达进行战地报道。
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对全球媒体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NBC在开战前一年就在佛罗里达州设立了实验基地，提前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测试，以求通过提高新闻图像画面的质量获得收视率，达到传播政府声音和引导受众的目的。美军推出了“嵌入式”报道，把全球各国战地记者编入美军作战单位，与美军士兵同吃同住，就地发稿。这项“创新”极易让各国记者丢失客观性，受美军单一信源的影响，使战地新闻变成美军战纪。美军将新闻媒体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成为美化自己、妖魔化敌人、瓦解敌方士气、争取舆论主导权和国际支援的新战场。这一阶段，美国除了对己方的电视新闻报道进行特殊管控之外，还对中立国家和敌方的新闻媒体实施定向压制，甚至在必要时通过远程精确打击等手段来摧毁敌方的电视台和转播站等新闻机构。正是依靠雄厚的物质基础，美国在开战前就形成了能打舆论战的力量，并确定了新闻垄断地位。
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曾野蛮轰炸南联盟广播电视台大楼，造成16名记者和工作人员不幸遇难。美军还精确“误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和20余人受伤。南联盟解体后，美国方面更粗暴地下令塞尔维亚电视台全文播发北约要员的某些讲话，否则将没收其相关的电视台设备。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度利用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对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企图把世界传媒网络变成自己的口舌，把己方的声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对手的音量降到最低。
越战之后到21世纪初，美国对战时新闻的控制手段，已经完成了从严格监控到顺应引导的升级，虽然在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中，美军徒劳无功，但依旧被塑造成帮助当地人民摆脱贫困落后和蒙昧的“正义使者”，把侵略战争涂抹成“民主与正义”的眷顾。同时，久拖不决的战争消耗，令美国国力有所衰退，但在最近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美国依旧凭借自身的信息技术和军事力量优势，充分发挥传媒特有的渗透力、负载力、攻击力，不断升级和强化新闻造势和控制，牢牢把握全球新闻传播权，为战时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加持，以争取国内外支持，实现战争目的。是以，“新闻舆论战”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武装干涉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
在网络时代，为确保在全球网络舆论战中取得主动，美军于2008年建立国防媒体局（Defense Media Activity），下辖广播电视服务部、新闻出版服务部和国防视觉信息服务部，主要传播平台是AFN广播电视网，通过9颗卫星第一时间向全球发布信息。美各军兵种、驻外部队和主要军事基地设媒体中心、报刊等。国防部还打造了美军YouTube频道、空军Wiki通道、陆军Flicr、驻伊多国部队Facebook等，以此来强化美军战时网络舆论操控能力。
2011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公布了“社交媒体战略传播”（SMISC）项目。该项目有两个目的：一是帮助美军更好地了解在美军部署地域的网络社交媒体上实时发生的热点事件；二是帮助美军在社交网络上实施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战。此外美军还组织专职部队，每天24小时与其认定的“不准确”舆情信息进行网络对抗。美军高层越来越看重在网络空间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原美陆军上将彼得雷乌斯指出，利用社交媒体“第一个掌握事情真相”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应“无情地打信息战”。可以说，在网络时代，美国利用自身的国际互联网平台优势，早已着手新的舆论战。
参考文献：
[1]《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美】迈克尔·埃默里著，2009年5月
[2]《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战争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美】诺姆·乔姆斯基，2006年4月
[3]《信息战原理与实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美】沃尔兹著，2004年1月
[4]《美国战争史》新华出版社，【美】保罗﹒艾德伍德著，2013年7月
[5]战争目光—美军网络舆论斗争策略分析,王世卓，《军事文摘》，2019年第21期
[6]战略传播视角下美军的社交媒体运用，张喜燕，严兴平，《新闻爱好者》，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