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在严峻复杂形势下深刻分析社会阶级矛盾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后诞生的。170多年来，在世界近现当代文明进程和人类社会进步中，《宣言》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00多年来，《宣言》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成长、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行动指南。要了解《宣言》，就要了解《宣言》的历史。《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由马克思起草完成。《宣言》的整个创建过程即从形成、问世到广泛传播，一路历经艰难曲折，很不平凡。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纲领性文献 同盟二大
《共产党宣言》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斗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党纲，在世界近现当代文明进程中，对人类社会变革进步和思想革命解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然而，作为指导运用于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及社会制度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部旷世经典的问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是在严峻政治形势和复杂斗争环境中形成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由马克思执笔起草完成。本人在《<共产党宣言>及其所有制问题》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马克思的艰苦岁月，认为《共产党宣言》确实来之不易。为什么说《共产党宣言》来之不易？《宣言》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它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怎样摆脱困境走向辉煌未来的？现就这个话题适当展开说说。
（一）马克思经济困难差一点放弃参加同盟二大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第一个科学理论纲领。制定纲领是同盟的一件大事和首要任务。对于同盟来说，能及时拥有一部科学的稳定有力的能够号召和引导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共同纲领，非常必要，十分紧迫。
1847年6月2-9日，正义者同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和关于改组同盟的意见，在伦敦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三个支部出席大会并指导大会工作，对大会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支部参加大会。马克思主要因经济困难没有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的任务首先是对同盟进行了改组，即把正义者同盟组织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什么要改为这个名称？当时还是有争议的。1847年6月9日，同盟中央在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说：“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一个能表明我们是什么人的名称，于是我们选用了这个名称。”[1]接着是把原有“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改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的国际主义战斗口号。同时，大会还讨论审查了有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并请各支部进一步完善最后通过。因此，本次大会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大会的意见是这样的：“必须特别慎重，不应操之过急。”“代表大会决定草拟这个提纲，把它发给各支部讨论、编写，各支部要把修改建议与补充意见寄给中央委员会。”“我们力求通过对共产主义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考察，永远保持一块稳固的基地。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将从你们那里收到很多的补充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且再次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特别热烈的讨论。”[2]可见，根据以往的经验，同盟中央对制定纲领的事十分小心谨慎。10月底-11月，恩格斯根据同盟中央巴黎区部的意见，在信条草案基础上起草了《共产主义原理》草案。
当时，在同盟内部流行着一种教义式或问答式的行文方式。受此影响，恩格斯起草的这两个草案，也采用了一问一答的方式。其实，恩格斯对这种起草风格和教义式行文方式并不满意。因为这种问答式的纲领，既没有号召力，也没有战斗精神。因此，必须要跳出这种框框，打破这种陈旧过时的方式。这样一来，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工作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11月底同盟二大召开之前就有了明确分工。恩格斯参加一大后，按照同盟中央的要求，需要在巴黎继续保持与同盟的紧密联系和处理同盟巴黎各支部内部的相关事务，而纲领《宣言》的执笔起草重任似乎注定就要落在身居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肩上。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很重要很关键，恩格斯想让马克思一同出席。但是，马克思能去伦敦参加同盟二大吗？在恩格斯1847年月11月23日定下来去参加二大时，这天即23日（星期二）晚上很晚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关于商量如何去参会的信。24日（星期三）在写好的信还未寄出的早晨，恩格斯在信的落款处写了很显目的四个字：“请看背面”，便在这封信的背面又加写了一段话：“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共产主义原理》——笔者加）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这里的这个东西还根本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而又小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正在这时，恩格斯非常及时（星期三早晨）收到马克思的来信，信的主要内容可能是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同意去了。之前（11月15日），恩格斯写信问马克思是否去伦敦参加二大，马克思的这次来信可能是告诉恩格斯去、怎么去和去了后如何把控会议的方向等有关内容（遗憾的是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所以，恩格斯这时在信的背面写的那段话下面赶紧又补写到：“刚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说的事情我上面所写的已经回答了。”[3]这样一来，恩格斯就放心下来而不再问马克思去不去了。从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至少有这样几个意思：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商量好，如果马克思能去，纲领《宣言》就由马克思来执笔，这一点从恩格斯写的“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这一句的“请你”二字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恩格斯相信马克思完全具有起草新纲领的能力，他想要马克思前往伦敦的主要用意就在于此。同盟中央领导人可能也有这个意思。二是现有的两个草案都是采用“教义问答形式”，很不合适，需要用叙述式的行文风格。三是要把新起草的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宣言》要叙述历史、经济、阶级斗争等，要旗帜鲜明，要有战斗精神。从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参加一大或在会后与同盟中央领导人联系时，向他们介绍和推荐过马克思。
有了新的组织、新的口号、新的章程，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纲领。而新的理论和新的纲领能不能最终产生，关键看马克思这次能否前往伦敦参加同盟二大。为什么说马克思差一点不能去参加伦敦同盟二大会议呢？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一家正面临比同盟一大时的经济生活更为严峻的困难。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多次被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政府驱逐，历经了长达40年的流亡岁月。由于被多次驱逐，马克思一家颠沛流离，侨居不定，频繁搬家，经常生活在贫困和惶恐之中。1843年9月，马克思第一次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后，10月来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故乡巴黎。在巴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很大精力于1844年2月底编辑出版了《德法年鉴》杂志（1-2期合刊号）。但是，这一发行量很小的重要期刊在运往德国销售的部分（300多本），被德法边境的普鲁士警察没收了，这使马克思在生活上首次陷入极大困难。从此，马克思一直为经济问题而烦恼。在伦敦同盟一大召开前夕，1846年5月14日，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谈到：“钱的事使我很不愉快。”现在“我手头很紧。为了使自己在最近期间在这里暂时还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都当掉了。”“你看，全面的灾难！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除了许多的工作、家务事等等，又加上这一切金钱的压力，你应该因此而谅解我为什么没有给你写信。”[4]马克思面临的“全面的灾难”，应该还包括他的妻子燕妮病魔缠身、卧于床榻。1847年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期间，除了恩格斯对他的帮助外，还经常向其他朋友要钱借钱，经常在食品店、面包店、药店等赊账欠债。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好。正是因为经济和身体原因，马克思没能参加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些困难的真实情况，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自己说的一段话。1847年5月15日，马克思给在巴黎的好友恩格斯写信说：“我不能去伦敦了。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在信中，马克思还要恩格斯帮忙去抓紧追讨欠款。“因为事情十分紧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误，把一切事情办妥，并来信告诉我。”他在最后写到：“我不能再给你多写了。大约十二天以前，布赖埃尔给我放了血，但不是左手，而是右手，由于我继续工作根本不在乎，所以伤口化脓，未能封口。当时病情如果恶化，我会失掉一只手。现在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手还软弱无力，不宜多动。”[5]这就是说，除了经济问题外，身体状况也不允许马克思往返奔波。目前，马克思面临更大的困难，他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放弃参加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同盟二大于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如期召开。这一次马克思能参加吗？让同盟中央感到惊喜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人是来了，但是，马克思的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安、非常沉重的。因为这时的马克思是在全家处于十分悲惨的困难局面下前来与会的。大会结束后，马克思没有及时返回布鲁塞尔。12月9日，还在伦敦的马克思给巴黎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写信，如实说了自己的困难：“我踏上旅途后（我还得在这里呆几天），却把我的家庭撇在极其艰难和无望的困境之中。问题还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生病。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遇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6]为什么会穷困到这步田地？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主要是靠获取稿费来维持。而在当下，他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没有全部印出来，已经印出来的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答应不拿报酬。那本《哲学的贫困》虽然销路很好，但其稿费要到明年3、4月份的复活节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马克思接着说：“如果您能给我的妻子寄去一百至二百法郎的话，那您真的是把我从极大的苦恼中救了出来。自然，要等我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以后，我才能还您这笔钱。”[7]看来，情况比一大时更为糟糕，马克思完全有理由放弃参加二大。但是，又是什么事情促使他前往伦敦的呢？
在1847年10月底时，马克思就收到同盟中央来信，信里告诉马克思二大在11月29日（星期一）召开（这个时间是同盟中央在6月一大决定的），并力劝他亲自参加。同盟中央对比利时对布鲁塞尔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干练的支部，它的成员是德国人和比利时人。”“我们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利时有一些代表出席。”[8]马克思作为同盟布鲁塞尔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有条件有资格当选为二大代表。在同盟中央确定马克思为二大代表后，到底是去还是放弃不去，马克思的心理特别矛盾。如果不是恩格斯的积极鼓动，那马克思就真的放弃了。恩格斯在1847年11月15日晚上把自己被选定为二大代表的消息，第二天写信告诉马克思，但主要还是想借此机会促使马克思参会：“钱都来了。请你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不能上那儿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去，那么事情就完蛋了，就要拖迟几个月。如果是这样，请你给伦敦写信，好及时把这件事通知各处。”信写到后面，恩格斯又重复了一句，请你“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是否去伦敦。”[9]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晚即出发前4天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定下来去的。恩格斯已经作好了去的打算，并就有关如何去的想法于11月23日（星期二）晚上给马克思写信。恩格斯说：“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10]正在恩格斯焦急地等待马克思回信的时候，第二天（星期三）早晨收到了马克思的来信。信中说的可能是和恩格斯写的是基本相同的内容，所以恩格斯才赶紧在写好的信上加写，“刚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说的事情我上面所写的已经回答了。”这里说明马克思不仅同意了去，而且还与恩格斯在思想上行动上形成了怎么去的默契。
对整个伦敦行程，恩格斯负责筹集和准备经费，为马克思得以赴会提供经济支撑。在同盟一大和二大期间，恩格斯做了许多组织、协调、通讯、宣传等方面工作，而这次解决钱的问题对伦敦之行尤为关键。为争取这次机会，恩格斯多次催马克思回信，反复问是否去，并且在想办法筹款，目的还是想促成马克思能去。11月23日（星期二）晚上，恩格斯算好日程后写信约马克思星期六（27日）出发，晚上在奥斯坦德“王冠”旅馆见面，而24日（星期三）早晨收到的马克思的来信可能是约星期五（26日）出发，所以恩格斯才及时在信的背面加写：“星期五晚上我还不能够到达奥斯坦德，因为钱要到星期五才能凑齐。”[11]在恩格斯的催促和同盟中央的“力劝”下，按照这样的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共同踏上了伦敦之旅。
（二）“党的事情”促使马克思赴伦敦参加同盟二大
马克思是一个工作狂，他一向很繁忙，效率很高，给了同盟很多帮助，尤其是他坚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给同盟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同盟中央在1847年6月9日致盟员的通告信就这样说过，新的成员加入了同盟，同盟的前途就有了保证，同时，对马克思的布鲁塞尔支部大加赞赏。因此，他这次能来伦敦，这是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期待，对同盟二大的成功召开，对诞生新的理论纲领，对马克思的一生，对共产主义事业未来，都极为重要。马克思能够出席伦敦大会，恩格斯很关键，功劳很大。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这次前往伦敦不仅仅只是为了参加同盟二大。还是在1847年11月15日的信中，他就对马克思说到，我们28日到达伦敦后第二天就要开始工作。什么工作？“可能在29日，星期一，波兰纪念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会进行某些活动，而我们则必须出席。这将是很好的事情。你在伦敦要作一次法语演说，然后我们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为了能够在法国人中间发表意见，德国人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一次演说将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你在10月2日的《北极星报》上大概已经看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召开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要求。支持这个要求吧。我在法国人中间也一定加以支持。”[12]听了恩格斯这一番中肯之言，马克思还是同意了去伦敦和在伦敦参加波兰纪念日的活动。因为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能利用这次机会与“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人会面也是很难得很重要的。
11月27日（星期六），恩格斯从巴黎出发，马克思和特德斯科从布鲁塞尔出发，几乎同时到达比利时西北部海岸港口城市奥斯坦德正对火车站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晚上他们在这里充分商讨了此行的所有事情。28日（星期日）早上，马克思恩格斯和特德斯科一起开始过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29日（星期一）晚上同盟二大正式开始。马克思的外曾孙子罗伯尔-让·龙格在《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记载：“代表大会开了两个星期。会议都是晚间进行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代表在白天都必须为了挣钱糊口而去工作。”[13]可见，除马克思外，其他会议代表的生活也很紧张。这样安排也好，既有利于会议保密，也有利于大家兼顾其它工作。当然，这样安排对马克思来说就更合适了。到达伦敦的第二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了十分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他们参加了11月29日在伦敦由“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纪念日而组织的国际大会。这个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等为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联系于1845年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参加了这个成立会议，几年来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竭力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影响该协会人员。1847年8月5日，成立了同盟布鲁塞尔新的支部和区部，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新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8月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成立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1月15日成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马克思任民主协会副主席。因此，马克思不管是参加同盟二大和还是参加他们这个纪念日活动都是合适的，必要的。据让·龙格说：“马克思在伦敦期间同宪章运动的首领们进行了谈判，并且参加了为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纪念而组织的国际民主派集会。”[14]由于他们这个协会的会员在理论上比较幼稚，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这次与他们见面，马克思是以民主协会的身份出现的。首先，马克思向“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人转达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两个组织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呼吁书，同时，介绍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有关情况，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工作上对他们产生影响。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同盟中央的支持。
然而，参加本次纪念活动的重点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集会上的演说。两个演说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内容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马克思慷慨激昂说道：要使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起来，“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人的处境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覆灭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覆灭是建立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条件。”“你们宪章派不应该仅限于表达解放各民族的善良愿望。打倒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15]恩格斯说：“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16]这样能够鼓舞人心的演说，确实是一次演说能“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关于大会的报道，载于12月4日《北极星报》、12月5日《改革报》，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演说的全文。同盟二大散会后，马克思12月9日在伦敦给安年柯夫的信说到这一点：“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同时我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直接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17]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发表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报告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情况。[18]12月7日，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19]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协会方面的工作积极主动、非常活跃和富有成效。
马克思12月9日给安年柯夫的信还说了这样一句：“我还得在这里呆几天。”但是，同盟二大都结束了，工人协会方面的工作也办完了，家里情况又那样紧急，那“还得在这里呆几天”又是干什么呢？由于这涉及到“党的事情”，马克思出于保密，坚持原则，没有给他说什么。在《宣言》引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20]这说明在大会期间至少是有过如何“拟定宣言”的考虑。马克思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对纲领就有些想法。在会上10天激烈和深入的辩论中，马克思舌战群儒，讲到令人信服的符合同盟中央要求的基本思想和新的理论。因此，马克思的观点化解了讨论的分歧，消除了大会的疑虑，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赢得了同盟中央和与会代表的信任。经过辩论，马克思对纲领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可能就有些腹稿了。同盟对拟定纲领既高度重视，又特别慎重。大会结束后，可能是同盟中央有意把马克思留下深入商议纲领的事。马克思在伦敦继续逗留的4、5天里，可能就是在与同盟中央成员讨论自己“拟定”的纲领“腹稿”。同时，同盟中央委员会同意恩格斯的提议，形成了具体是委托马克思执笔起草《宣言》的重要决议。这应该就是在大会结束后，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在伦敦“呆几天”的原因，这样看来，呆这几天对起草纲领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能够克服巨大困难压力出席伦敦会议，充分显示出马克思坚持以工作为重和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努力拼搏的献身精神。特别是从他和安年柯夫说的“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这一句，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对党组织和党的活动保守秘密的高度自觉和严谨作风；充分表明了马克思坚持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牺牲个人家庭利益的高尚情怀和忘我精神。“党的事情”就是“促使我前来伦敦”的主要原因。
《宣言》诞生来之不易，但又是历史的必然。在1847年11月到1848年1月这一段时间，同盟中央召开二大和马克思起草《宣言》，相对而言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这一段时间巴黎、伦敦、德国、比利时的经济政治形势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事件。同时，马克思的居所也比较稳定，没有出现频繁搬家的情况，警察也没有来找马克思的麻烦。这是召开大会和起草《宣言》的最佳时机和有利条件。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果不其然，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在《宣言》起草任务刚刚完成正在伦敦付印时，1848年2月22日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6月的巴黎又掀起了工人武装暴动。在后面的几年里，政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同盟都未能召开代表大会。值得庆幸的是，同盟中央抓住了机遇，大会如期召开了，马克思按时去了，《宣言》最终产生了。应该是由于马克思起草了纲领《宣言》和具有特殊的思想精神活力，在同盟中央的威望有了极大提高。1848年2月底，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到布鲁塞尔，确立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为同盟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并把全部职权交给了马克思。3月3日，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根据形势需要（马克思被驱逐前往巴黎）中央委员会再由布鲁塞尔迁到巴黎。3月上旬，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被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沙佩尔为书记，恩格斯等为委员。
（三）马克思繁忙延误险些被取消《宣言》起草资格
为起草党纲需要，在取得同盟中央信任后，马克思拿回了所有大会的文件资料，包括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草稿、《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共产主义杂志》（里面有沙佩尔、沃尔弗等人的文章）、莫泽斯·赫斯带有空想色彩的《共产主义信条问答》修正草案、围绕大会主题讨论成文的会议材料、各区部的意见建议等。同盟中央要求马克思完成《宣言》起草任务，原定的时间是1848年1月初，最迟不超过1月中旬。这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
大会于1847年12月8日结束。12月13日左右（有说12月中），马克思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正式开始纲领《宣言》写作。恩格斯17日从伦敦到布鲁塞尔，继续与马克思商量关于纲领起草问题和办理其它相关事务，直到12月底返回巴黎。从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算起，离完成起草工作要求的时间满打满算还有30 多天。这时，起草纲领《宣言》稿已经进入倒计时关键阶段。在这个时间段里还能够完成任务吗？同盟全体人员都在拭目以待。如果仅仅只做这一件事，那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实际上却不仅仅是只做这一件事，不仅如此，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来写《宣言》。这是怎么回事？
马克思工作严谨，对自己要求很高，在协会工作很多。当时，他在同盟布鲁塞尔区部、支部和工人协会、民主协会等都有任职，各方面工作和有关组织性的活动都需要认真做好，同时，纲领中将涉及到政治经济学方面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在起草《宣言》的同时，还做了很多关于工人协会方面的工作。
12月下半月，马克思准备了演说材料，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形成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这部政治经济学论著。1848年初，马克思试图在布鲁塞尔发表，但后来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如愿。这部著作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深刻危机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完成如此重要的著作，在起草《宣言》期间占用了不少时间。
12月17日左右，马克思写了《驳阿·巴泰尔斯》（载于1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1]
12月20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上，报告了11月29日关于伦敦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大会的情况，并宣读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贺词。
12月24日，马克思写了《拉马丁和共产主义》（载于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2]
12月底，马克思为《工资》一文拟定了大纲，撰写了手稿。[23]这篇手稿同他未完成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有直接联系，是对该著作的补充。
12月31日，马克思出席了由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举办的有近130人出席的新年晚会并发言。
1847年12月，马克思写了《需求》手稿。[24]这份手稿片段保持在马克思的一本包括有《工资》手稿并注明日期为1847年12月的笔记本中。[25]据推测，这个片段或者是马克思为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做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准备的纲要，或者是他为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中的几次政治经济学讲演准备的纲要。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公众大会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大会通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该演说的决议。这本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于2月初问世。演说揭露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谎言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指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揭示了所谓的“贸易自由”实质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马克思的这些论著，为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和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打下了基础。
1848年1月9日和14日之间，马克思写了《法国的局势》（载于1848年1月1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5号和1月19日《改革报》，未署名）。[26]
另外，马克思仍一直在为他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的《哲学的贫困》后续有关事务性的工作操心。在《宣言》手稿交稿正在付印的过程中，马克思于2月22日又进行了一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关于论波兰问题的演说。
从马克思以上工作和日程安排情况看，一段时间来，马克思写《宣言》稿和写其它著作以及应对其它事情 ，都在紧张地穿插进行，真正属于写纲领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也就是20多天的时间。在完成《宣言》最后冲刺的十来天，可能时间和精力都是比较集中了。马克思在起草《宣言》期间，除了有必要参加这些活动和写这些文章以外，基本没有与外界联系，没有写信，也没有回信。这一段时间，可能一些人尤其是巴黎各支部的成员都迟迟没有听到纲领《宣言》诞生的消息，又出现了一些懒散、松懈的情绪。这几年来，由于魏特林派的分裂活动，巴黎各支部出现了不同派别和经常性争吵的情况，同盟认为巴黎的工作丝毫没有进步。恩格斯自1846年8月15日旅居巴黎以来，逐步克服了各支部的思想混乱现象，在划清与魏特林平均空想共产主义界线方面起来决定性作用，从而成为巴黎各支部多数派的代表出席同盟二大。但这时的恩格斯也不知道《宣言》手稿具体什么时间上报，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时间印发，而同盟巴黎这边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在1月份中下旬这个关键时刻，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了两封信。在1月14日的信中，恩格斯说：“这里同盟的情况很令人难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松懈和互相之间的无谓嫉妒。”因为同盟巴黎各支部的领导人海·艾韦贝克和参加各支部的部分工人，受魏特林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较深，在还没有产生新的纲领理论的这段时间，这些人出现明显的消极现象，恩格斯拿他们也毫无办法。“他们之间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劳宾人，衰老下去的粗人，而另一些人是新兴的小资产者。”[27]所谓施特劳宾人，是指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包括裁缝、木工、制革等工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落后行会意识和成见的支配，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恩格斯觉得要影响、宣传、教育这些人很难，他说要等《宣言》来了以后，再去和他们做一次工作，如果这次再不成功，我就放弃这种宣传。所以，恩格斯接着说：“希望伦敦的文件快点来，使这项工作重新活跃一些；那时我将利用时机。这些人由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代表大会的任何结果，当然会十分松劲。我现在正同施土姆普弗和诺伊贝克介绍给我的一些新工人来往，但还不能说会有什么结果。”[28]一周过去了，马克思的《宣言》手稿是不是已经寄往伦敦了，或是别的什么情况，上次的信也不见回，恩格斯坐不住了。所以，1月21日晚上恩格斯写了第二封信，在谈了有关情况后，最后一句说：“没有什么新闻了，请快点回信。”[29]这两封信马克思都没有回复。可想而知，这时马克思已经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宣言》写作上了，而大家都在翘首期盼《宣言》文件的早日到来。
但是，要在原先规定的时间（1月中旬）内完成任务，马克思显然是做不到了。怎么办？同盟中央可能在1848年1月上旬，问过马克思的起草进度，并强调提出了时间要求。看得出来，同盟中央分析局势可能变化的情况，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
马克思没有退缩，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马克思最终于1848年1月底完成了《宣言》手稿的起草、修改、定稿，并将其寄往伦敦。
让人感到可惜和遗憾的是，马克思寄往伦敦的《宣言》手稿未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两份简短的草稿：一份是马克思在1847年12月底-1848年1月初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另一份是马克思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30]从“第三章计划草稿”（即第三章写作提纲）看，马克思写了六条，前四条是批判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后两条即第五条是“直接的党的文献”，第六条是“共产主义的文献”。可能是时间仓促的原因，《宣言》第三章的内容有些压缩和调整，没有完全按计划提纲走。在第四条“批判的空想的文献”中，马克思提到“欧文、卡贝、魏特林、傅立叶、圣西门、巴贝夫的体系”，而在《宣言》中，只提到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人，其他三人就没有说了。这个“第三章计划草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当时马克思把它写在《工资》手稿笔记本的封页上，上面还注明有“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的字样。关于《<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这份手稿，是《宣言》草稿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页。其内容的小部分说的是《宣言》第一章的内容，大部分说的是第二章的内容，这一页的头两行是燕妮的笔迹。可能确实是时间原因，马克思写到最后，篇幅大大压缩了，《宣言》第四章最短，只有两页。在开始起草第一章时，时间相对充足，所以第一章写得最长，有近14页。由于要“叙述历史”和经济问题，马克思在阐述关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发展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英国大工业对落后的旧中国掠夺的情况，其中还提到了“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万里长城”。为什么“叙述历史”就要说中国？“因为黑格尔写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31]1842年初，马克思第一篇批评普鲁士政府的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首次提到中国。当然，《宣言》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对中国的叙述，应该是直接参照了他们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中，关于对中国的论述和论述中国的文章有很多。
从《宣言》表达的艺术风格看，马克思谈古论今，博览群书，学识深厚，才华横溢，文笔犀利。他中学时代开始爱好文学、诗歌、散文、戏剧。进入大学后，除法律专业外，他的兴趣在黑格尔哲学、古希腊哲学等。1841年4月15日，23岁的马克思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到1847年，马克思已经写了很多哲学、经济学文章和著作。《宣言》中有关古典文学、古典哲学、幽灵学、神话故事中的用语，就来自于莎士比亚、《圣经》、但丁《神曲》、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对童年的马克思就很喜爱，经常给马克思和燕妮朗诵荷马的史诗和莎士比亚的剧本、讲述圣西门的故事等。马克思特别崇拜莎士比亚及其著作，《哈姆雷特》等戏中的“幽灵”神话给马克思留下深刻印象。1835-1837年，马克思在给父亲、燕妮和姐姐的信（诗）中，多处使用“幽灵”一词。1836年11月，马克思以《幽灵》为题，给燕妮写了一首叙事诗。为报答“父亲般的朋友”，马克思在获得耶拿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1841年4月15日）时，急忙将博士论文、博士学位证书和亲笔献词，向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呈上，这献词里就有“幽灵”用语。[32]马克思此后的很多著作，都有对“幽灵”的描述。当然，《宣言》引言用“一个幽灵”起句，妙用四个“幽灵”，堪称神来之笔。正是因为如此博学，马克思近乎用诗意般的语言来表达《宣言》，开头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结尾坚定有力、催人奋进，全篇呈现出一幅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美妙画卷。同盟中央收到《宣言》稿后，十分满意，没有修改，没有反对意见，一致通过。就这样，一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纲领《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24日在伦敦横空出世。当《宣言》分发到各区部、支部后，受到同盟上下“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取得的重大胜利。
（四）纲领《宣言》创建历经了不平凡的漫漫长路
《宣言》是为适应同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产生的。从《宣言》本身形成的过程看，它所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一个多月时间。从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算起，纲领《宣言》的产生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共产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经历了更长的发展过程。《宣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盟为了谋划和制定这部科学的理论纲领，几乎奋斗了10年。
《宣言》的产生与同盟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1833年，侨居在巴黎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第一个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秘密组织人民同盟，主要是开展关于统一德国的宣传活动。1834年，由人民同盟改建为流亡者同盟，盟员发展到几百人。其主张是要推翻德国君主制，建立自由平等统一的共和国。1836年，一批最激进的成员（大部分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从流亡者同盟中分离出来，组成新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他们以建立“财产共有”新社会为宗旨，开展半宣传、半密谋的活动。1839年5月12日，同盟各支部参加了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卡尔·沙佩尔被捕入狱七个月后逐出法国，前往伦敦。恩格斯在认为，沙佩尔是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是个能干的人，他在开创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33]亨利希·鲍威尔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于1841年12月被捕驱逐去了伦敦。他在伦敦遇见了沙佩尔，后又联系上了具有一定外交天赋的约瑟夫·莫尔。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在同盟是老资格，我在这里把他们称之为“同盟三尔”。他们在伦敦重新恢复正义者同盟组织，并加入1840年2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6年改称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使之成为同盟的外围组织。同时，在法国、瑞士和德国也恢复或重建了同盟支部，使同盟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
恩格斯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1843年，正好在伦敦的恩格斯认识了他们三人，这也是恩格斯遇到的第一批德国革命无产者。这时，沙佩尔第一次前来建议恩格斯加入同盟，但被当时具有“哲学高傲态度”的恩格斯拒绝了。这主要是因为正义者同盟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原则理论观点上与他们存在分歧。然而，恩格斯对“同盟三尔”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恩格斯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34]当然，恩格斯也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不入盟并非不联系。马克思指出，我们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35]恩格斯说：“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36]几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入盟，但仍与他们保持联系和在思想上理论上给他们提供指导。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盟越来越认识到只靠写信、通讯、口信等方式开展工作和联系盟员不行了，必须要有统一的能够凝聚大家团结战斗的纲领。而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很难把各支部各盟员凝聚在一起，具有真正指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已经枯竭。这时的蒲鲁东及其同伙，他们以共产主义自居极力攻击共产主义，目的是试图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来渗透、影响同盟盟员和工人队伍，但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反对。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在巴黎致信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报了他在巴黎的一次工人集会上与蒲鲁东之流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情况。在集会激烈争论时，他们用“财产公有”、“为了人类的幸福”来蛊惑人心，甚至有人当场向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没有马上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在揭露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保留私人财产及有关问题时，作了回答：“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37]恩格斯的言辞得到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拥护。由于缺乏科学思想的引导，同盟内部产生的激烈矛盾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同盟领导人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只能是再次去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这种情况下，1847年1月20日，同盟中央委员莫尔从伦敦出发先是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去巴黎找恩格斯，代表同盟的领导人再三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其实，同盟从巴黎转移到伦敦后同盟就有这个想法，到1846年11月，他们就更寄希望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了。所以，两个月后，他们就派颇具外交能力的莫尔前来登门拜访。可见，他们这次要请马克思恩格斯入盟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再一次急着来找马克思恩格斯？一是他们是要及时转达他们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并表示他们要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二是他们是要表示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大会上阐述批判的共产主义，并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三是同意马克思恩格斯来帮助改组过时的同盟组织，建立符合工人运动要求的新组织；四是很重要很紧迫的一点是要请马克思恩格斯来帮助同盟起草新的理论纲领，并且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必须亲自参加同盟的大会。莫尔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份包含有以上内容的由同盟领导成员集体签名的信函双手交给马克思。马克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与莫尔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知道，原有的旧理论已经不能指导工人运动了。这时的魏特林不仅与同盟和盟员的关系都搞不好，并开始与同盟分道扬镳，而且他的曾经充当过同盟理论纲领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等，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要了解《宣言》，必须了解《宣言》的历史。从1847年1月到1848年1月，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答应加入同盟到完成纲领《宣言》起草，正好是一年的时间。恩格斯十分注重记录和研究同盟的发展历史，后来还经常回忆马克思和他合著的《宣言》的产生情况。1885年10月8日，恩格斯写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详细地阐述了同盟的发展过程。恩格斯说：“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年时代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38]其实，同盟的历史，就是工人运动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恩格斯说：“我认为，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文来出版都绝对不行。不指出这点，第二章末尾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39]因为《宣言》中写的这些内容不是凭空的，而是针对和批判历史的旧观念、错误思想、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反对党派而写的。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安年柯夫写的长信，介绍了他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的想法，并决定写《哲学的贫困》（莫尔到访布鲁塞尔时，马克思正开始写这部著作）。而这封信的基本内容就体现在《宣言》第一章的主要方面了。马克思批判《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在一定意义说，它也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其中的很多经济学观点都运用到《宣言》中去了。这里表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与同盟纲领的发展存在着直接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涉及的更广泛更全面的理论，更是为起草《宣言》打下了全方位思想和理论基础。比如其所有制理论、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理论、“幽灵”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国家理论、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锁链”用语、中国问题等等，在《宣言》中都得到了体现和运用。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正义者同盟发展而来的。1836年，正义者同盟在流亡者同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后，开始考虑同盟纲领问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同盟先后受到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如布朗基主义、卡贝主义、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同他们的反复斗争就是同盟的曲折发展过程，也是《宣言》的曲折发展过程。1838年，正义者同盟在巴黎第一次针对关于如何制定纲领和制定什么样的纲领的问题的进行了讨论。从此以后，同盟就把制定纲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当时一些盟员提出要求，需要有一部关于“财产共有制”的纲领性著作。参加这次讨论的人员有威廉·魏特林、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等。1835年10月，魏特林来到巴黎，1836年他成为新组建的正义者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1836年4月，他又一次经德国旅行到维也纳，1837年9月回到巴黎，并开始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的活动。恩格斯称魏特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魏特林入盟后，热心同盟工作，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同盟一度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同盟委员会决定由他起草纲领。受同盟委托，魏特林为正义者同盟起草了一个证明“财富共有共享”可能性的纲领性宣传文件，即《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他的这一著作的主要主张是废除财产私有和金钱制度，实行财富共有共享，要求一切平等和共享幸福。经同盟委员会审核后，本书于1838年底出版并成为了正义者同盟的纲领性文献。魏特林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现代奴隶制度，而奴隶制度没有和谐与自由可言。1842年12月，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出版，同样也起到了同盟纲领的作用。当他急于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社会实际的时候，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和过激的行为，遭到了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坚决反对。魏特林从根本上脱离实际和历史条件，没有在总结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和手段作出科学认识。他的理论虽然超出了布朗基主义，但仍然是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他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意识或“早期基督教”仁慈，没有摆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手工业工人本能的狭隘世界观的局限性，从而使同盟对他的这种理论逐步失去了信心。同样，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包括欧文、傅立叶、卡贝等人的理论，也都不能满足同盟发展的要求。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目的是加强与各国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团结先进分子，克服各种错误理论，扩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推动正义者同盟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时，他们一直在关注着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和思想动态。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分别批判了格律恩、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平均空想社会主义，削弱和阻止了他们对正义者同盟的思想干扰和理论渗透。因此，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也开始擦亮自己的眼睛，认清了空想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
在纲领的形成过程中，沙佩尔也尽了自己的努力。据有关资料，1838年，沙佩尔写了一篇题为《财产共有制》（草稿）用作纲领的教义问答式文章，大概是为了与魏特林的著作竞争而写的。沙佩尔关于“财产共有制”的内容，与魏特林的思想基本一致，这是同盟创建纲领的最初形态。沙佩尔的表述为：“只有一切人按照民族在一个国家联盟中生活，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同样地以某种方式为了全体共同的幸福而创造财富或获得财富，亦即只有在存在财产共有制的情况下，人类才能真正自由和幸福。”[40]1844-1845年，同盟针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财产共有制、是否运用暴力、怎样进行劳动分配等问题，还进行了一些讨论。看来，“财产共有制”、“财富共有共享”这些空想的尝试，成为了多年来多少有些左右同盟和盟员的思想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加快了科学纲领《宣言》诞生的进程。1847年6月，恩格斯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起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同盟的纲领性草案提交大会，引起了同盟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与会代表的共同关注，为同盟各支部进一步讨论修改和集思广益提供了基础性材料。因此，恩格斯起草的这个信条草案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也是值得肯定的。应该也是根据6月9日同盟中央致盟员的通告信的统一要求，1847年9月，沙佩尔、鲍威尔等人提出了《共产主义信条问答》草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带有空想痕迹的文件很不满意。接着，同盟巴黎支部的莫泽斯·赫斯又提出一个“信条问答修正草案”，这给巴黎支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10月22日，巴黎区部召开会议讨论该修正草案时，恩格斯对此予以了严厉批判，从而使这一修正草案遭到否决。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受同盟巴黎区部的委托，吸取了会议讨论的意见，在原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于10月底-11月起草了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由于恩格斯总觉得自己写的这种教义问答形式和有关内容不尽如人意。所以，恩格斯才于11月23-24日给马克思写信说了这些情况，并建议不要采用这种形式，纲领题名应为《共产主义宣言》。这个重要意见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为参加伦敦11月29日至12月8日同盟中央这个至关重要的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会的辩论和斗争是激烈的，但大会的结果是成功的。通过这次历史性的大会，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望，这就是：同盟历经10年奋斗，世界上这一来之不易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最终于1848年2月在马克思的手上诞生了。
（五）《宣言》摆脱困境从苦难中走向辉煌未来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没有阶级和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宣言》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41]《宣言》中的这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所有制理论，极大鼓舞了革命无产者和工人运动的革命意志。这就是在复杂形势和批判环境中，《宣言》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这就是《宣言》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1848年2月，当《宣言》“拟定”后，首次用德文在伦敦出版，接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42]从此，《宣言》就成为照亮人类社会进步的一道光芒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它的策略是不朽的，它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它的伟大意义是深远的。恩格斯向马克思说：“如我所预见的，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宣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使我非常高兴。”[43]
然而，对于这个直接向反动统治阶级开战的宣言书，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幽灵”，资产阶级反动政府能坐视不管吗？当然不会。《宣言》引言就说了，为了围剿和驱除这个“幽灵”，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因此，同盟的大会、同盟组织和工人协会的活动，都是不公开的，马克思起草《宣言》更是需要秘密进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第二次驱逐后，举家迁居布鲁塞尔。1845年3月22日，马克思和比利时政府签署了一个关于“专注于哲学研究、不参加革命活动”的保证书，马克思在保证书上签字后，比利时当局发给了马克思一张居留证。在布鲁塞尔这三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和参加了很多活动。他们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马克思和燕妮还经常去参加在布鲁塞尔中心广场的“白天鹅之家”每周三、六晚上举行的工人活动，马克思给大家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时是文学朗读、演戏、跳舞等。燕妮经常表演朗读节目，她的才华和魅力给晚会增添了光彩。距离这个中心广场有一个边远僻静的地方，叫布鲁塞尔纳繆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后改为伊克塞尔区让·达登街50号），——这里就是《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地方。马克思于1846年底，迁居到这个被载入史册的神圣的地方居住了一年多一点。在这里的最后时刻，马克思前往伦敦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完成了这一响彻云霄的《宣言》起草的光荣使命。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这里而不是市中心的“白天鹅之家”餐厅作为起草《宣言》的地方？因为这里偏远安静、隐蔽保密、房租便宜，恰好适合马克思的需要。
可是，情况突变。正当马克思刚把起草好的《宣言》手稿交由伦敦付印时，德国政治侨民雅克·昂贝尔通报他巴黎酝酿的起义就要开始了。因此，马克思时刻准备投入战斗，迅速决定在“二月革命”爆发前5天离开了这里，搬到他原来住过的地方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1848年2月22日，法国革命起义的消息传到布鲁塞尔，以马克思为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侨民与比利时民主派积极响应，很快高喊口号冲向街头。马克思把此前去荷兰他姨父那里争取获得的父亲的遗产，用于买了武器支持革命队伍。3月3日傍晚5时，马克思由于未能遵守保证书“不参加革命活动”的承诺，比利时政府向他宣布把他驱逐并在24小时内离境的命令。而在当天晚上，一个警官带着10名警察突然闯进马克思的公寓，搜查了整个房间后逮捕了马克思。到24小时期满释放后，第二天警察把他们直接送上开往巴黎的火车。这次离开比利时，由于警察不许他们带走任何东西，可能后来丢失了不少重要的手稿资料。二月革命刚结束，紧接着六月声势浩大的巴黎工人起义又开始了。
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对刚刚诞生的《宣言》和同盟工人运动带来不利的一面。恩格斯回忆说：“随着由二月革命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更为严重的是《宣言》“不久它就被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台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44]1850年11月,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在英国宪章派乔治·哈尼主编的《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登载，英译者是海伦·麦克法林女士，哈尼在杂志序言中大胆指出，《宣言》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并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为国际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的局面。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但是，革命形势仍不容乐观。随着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第一国际于1876年7月5日宣布解散。虽然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它是人类历史第一次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伟大尝试，其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不可磨灭。不管怎样，自19世纪70年代，[45] 逐步迎来了《宣言》的春天。尤其是80年代以来，《宣言》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以各种文字、各种版本、各种方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时，“《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46]恩格斯指出：“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47]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的说法，1871年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马克思恩格斯未写序言）在美国出版。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宣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6月24日写的《1972年德文版序言》，在距《宣言》1848年发表近25年时，由《人民国家报》编辑于1872年7月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从序言中可以看出，这次新出版的《宣言》作了些修改，还有的地方来不及修改。又近10年后，由马克思恩格斯作序的俄文版《宣言》于1882年2月出版。以德文出版由恩格斯作序的《宣言》，还有1883年版、1890年版先后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和伦敦出版。这三次以德文出版的书名均为《共产主义宣言》。由马克思恩格斯作序的1882年俄文版和后面由恩格斯作序的1888年英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1893年意大利文版，均以《共产党宣言》的书名出版。其它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前后的版本还有很多，如有德文、英文、波兰文、法文、瑞典文、俄文、中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丹麦文、荷兰文、挪威文等国文字版本，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发表，有的出版一直延续到21世纪。目前，中外版本《宣言》有2200多种，其中中文版本达78种，被译成各种文字的《宣言》有113种，被译成各种语言的《宣言》有104种。因此，《宣言》成为全球版本最多、传播最广、发行量最大和流芳百世的著作，马克思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20世纪初，《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法国、日本传入中国，在中国得到广泛翻译、出版、传播和应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出版《宣言》全文，使之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和发扬光大。100年多来，《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纲领和共产党人行动准则，一直指导和陪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长、从弱到强和在实践中发展壮大，一直指导和陪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克服前进中的艰难困苦，直至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必将一直指导和陪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共产党宣言》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的光荣伟大。恩格斯说得好，“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直到逝世前，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经常请教的、并且总是乐于提供帮助的顾问。”[48]不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还是死后，《宣言》总是永远的。如今，他们是否知道，这个纲领，这个曾经被指责和围剿的“幽灵”，在中国等国不再是狂人呓语、痴人说梦，而是已经成为客观现实。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教《共产党宣言》的人，不仅在欧洲和美洲，而且在亚洲、在中国和整个世界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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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8][18][24][26][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431、434、428、471-475、382-383、400、384-386页。
[3][4][5][6][7][9][10][11][12][17][27][28][29][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第123-124页，第466、468-469页，第96-97页，第497页，第497-498页，第117、119页，第120页，124页，第118-119页，第497页，127页，第127-128页，第131页，第464页。
[13][14] 罗伯尔-让·龙格（法）《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6、96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694-695、697页。
[19][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第640页，第416-417页，第418-419页。
[20][41][42][44][46][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0、44-45、30、20、12页，第13、13页，第12页，第13、21页。
[23][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635、63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17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9、187、489-492、557、577、725、751页。
[33][34][36][38][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27-228、228、234、226-227、11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1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372页。
[40] 马丁·洪特（德）《<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1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83页。
[45] 关于巴枯宁俄译《宣言》出版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序言中有四次说到。1872年德文版序言说是“60年代”，1882年俄文版序言说是“60年代初”，1888年英文版序言说的是“约于1863年”，1890年德文版序言重复了1882年的说法即说的也是“60年代初”，而其脚注说的是“应是1869年”，时间都不一致。在后面注释对出版《宣言》的报纸《钟声》的说明为“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732页。）由于所说的时间含糊不清，跨度较大，很不一致；是俄文出的还是法文出的，是正刊出的还是附刊出的，也不明确。还有资料介绍，出版很不正规，无封面和扉页，无作者译者名字，无出版时间地点。因此，本文在正文中未提及此译本。
参考文献：
[1]罗伯尔-让·龙格（法）《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李渚青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版。
[2]马丁·洪特（德）《<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
[3]杨金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4]威廉·魏特林（德）《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版。
[5]威廉·魏特林（德）《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版。
[6]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共产党宣言>研究》（郑天喆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版，2018年6月底二次印刷。
[7]胡德巧《所有制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2年1月版。
（作者：胡德巧，国家发展改革委原重大项目稽察办公室司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