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先生，因病于2022年7月8日凌晨2点17分在海淀医院逝世，享年92岁。今天，师生汇聚昌平九里山公墓，一同送别这位“材不材斋”中的真君子。先生千古，懿德长存。
祝总斌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潜心治学，笔耕不辍，和周一良、田余庆并称魏晋南北史学界三驾马车。在长达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课堂教学与学生培养中，开设的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祝先生注重择人而教，因材施教，对于每一个真心热爱历史的学生，他都给予全力帮助。如今，祝总斌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当今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
祝总斌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提携晚辈，受师生爱戴；治学严谨、成果丰硕，令后学敬仰；淡泊名利、谦逊包容，为学人楷模。虽然，祝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所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学者风骨，将继续福泽后人，指引着后世的学者继续向前。
“材不材斋”中的祝总斌先生（2006年）
没能等到这一天
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学生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也影响了后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北大历史学系陈苏镇教授读后深受启发，最终写成《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一书，即将付梓。原想拿到样书后去向祝总斌汇报这项成果，遗憾的是，没能等到这一天。
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来说，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他曾在此书中提出，当时的皇宫有“宫中”和“禁中”（或称“省中”）两个区域，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
祝先生的这一研究启发了北大历史学系陈苏镇教授，后者随之开始留意宫禁制度问题。在读《汉书·王莽传》，看到王莽居摄时曾享受皇帝待遇，“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便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皇宫中除了“宫中”和“禁中”之外，还存在一个被称作“殿中”的区域。陈苏镇向祝先生汇报了这个想法，祝总斌耐心听完，当即夸赞陈苏镇所提出的问题很重要，鼓励他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皇宫的内部格局和宫中机构的空间关系加以研究，做出全新的解释，甚至建议陈苏镇的博士论文选题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宫禁制度。
祝总斌与陈苏镇
十年前，待陈苏镇在汉代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告一段落，便着手潜心研究祝总斌交给自己的任务。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一书将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出版。遗憾的是，播下这颗研究种子的人，没能看到生根发芽这一天。
“没有新见就不要写文章”
学术对祝总斌来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希望，也照亮着后辈学者安心踏实做自己、敬畏严谨做学术。
在北大历史学系博士生李屹轩的桌上，始终备着祝总斌所著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虽然祝先生大部分文章的结论、观点他早就很熟悉了，但遇到思路卡壳的时候，还是会想拿出来看看祝总斌是怎样论证类似问题的。“得知讣告的那天，写论文的时候我还翻阅了祝先生的书。”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祝总斌的文章有其独特的风格，经常设问自答，论证的逻辑环环相扣，读起来犹如看老吏断狱、办成铁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祝先生不受旧说束缚，一切从史料出发，认真细致地研究史料，实事求是，得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他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往往从技术层面或者说实际操作层面来进行。祝总斌这一本书，既有俯瞰二千多年的观察，又有细致入微的史料细节考据，是宏观、微观紧密结合的产物。
祝总斌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常说：“没有新见就不要写文章。叙述性的、介绍性的文字可以写成书，写成教材，但写文章就不行了，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新见，一定是深入研究某个问题的成果，没有新见就不能算是研究成果。叙述性的、介绍性的文章也不能说毫无贡献，但是价值不大。毕竟实质性的话别人已经说过了，你再说一遍，无论说得多么好、多么光鲜，也还不是你的创见，能有多大意义呢？”
祝总斌发表的学术文章，篇篇都有新见，篇篇都是高质量。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要求阅读研究生们本科时期写作的文章，以便引导研究生发表新见而不是叙述性地重述他人的研究成果。
祝总斌的研究方法是致密的。现代很多人通常会瞧不起考据，考据这一方法也容易流于饾饤之学，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小的块。但是祝先生研究问题始终坚持论从史出，从史料解读考证入手，先在史实层面有所发现和突破，然后分析归纳，故常能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他的考据是致密的，能够构成大厦，他有对历史问题的宏观视野，又关注着君相关系，国家治理，宰相制度等微观问题，所获成果，全面、扎实、深入，深受好评，屡被征引。
祝总斌对创新的追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北大历史学系王铿教授回忆起投稿的时候，“杂志编辑说这个既然是祝总斌先生看过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对学术，祝总斌始终保持着孩子般的天真。祝先生原来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但是在退休之后，他的兴趣变得广泛起来，在宋史等领域也发表了文章。对于祝总斌来说，写文章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名利，他只是纯粹的好奇，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直到去世，祝总斌都保持了这样对学术的态度。他早年曾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发表一百万字。粗粗一算，所著成果的总字数已然超过了这一目标。这是祝总斌一生勤奋治学的证明。学术对他来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希望。他是一个从内心深处热爱学术的人，一个真正的学术人。
北大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谈道：“从祝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譬如阅读古籍、查找资料、重视版本、利用工具书、发现问题及深化主题等等。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对学术的一颗敬畏之心。他是在浑浊的世界里头让我安心，让我可以踏踏实实做自己，做一个纯粹学者的最大的心灵支持。”
住在“材不材斋”的真君子
祝总斌的书柜上挂着一幅字：“处事宜用复杂脑，待人当以单纯心”，这也恰是他人生的最好写照。
学问之余，祝总斌的为人也特别好，这是有口皆碑的。“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
淡泊名利的高洁人格，是所有与祝总斌有过深交的亲友们一致认同的，这构成了他人格魅力的重要部分，也因此备受景仰。这一辈子，他没有任何一个超越北大教授之外的头衔。从北大退休时，他开心而轻松地说：“这下，时间都是自己的了。”祝先生对物质的追求不高，自己的生活，无论衣食，都是简单朴素到了极致。一年四季，他穿的衣服都只求保暖，并不在意是否好看，很多衣服都已穿了好几年，但始终干干净净的，泛着多次洗涤后的白斑。然而碰上有需要的用钱之处，无论是给生病学生捐款，还是请弟子们吃饭，他却总是不假思索且毫无保留，就连涨工资的机会，也总是让给更需要的人。
李屹轩去年曾为祝先生送“光荣在党五十年”勋章，如此形容：“虽然以前对祝先生淡泊名利早已有所耳闻，但直到走进祝先生的家里，看到家里简朴的家具陈设，我对这一点才真正有所体会。”
祝总斌的小房子里，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书，那就是名为“材不材斋”的书房，意为自己介于“材”和“不材”之间，尽显谦逊。他常请师生来到这里，热情地开门迎接，但也略带不好意思：“我这个屋里空间太小，椅子放不下，就只好请你们坐小凳子、小马扎。”寒暄几句后，他便鼓励师生们有问题直说就好，不需要怀有任何顾虑，无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学术研究，他尽数认真回答着。
2015年曾去拜访过的北大历史学系博士生布依宁回忆起，祝总斌将市面上一书难求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给他们逐个签名，一人一本赠之，后来自己还真成了魏晋南北朝方向的学生。提起祝先生，她满怀感念：“感觉他特别慈祥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祝总斌待人的真诚友好、平和有礼，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否熟络，但凡趋府拜谒，临别时，他都必定穿好衣服，送至单元楼下，有时还会陪着走至小区门口，方才转回。一次赵冬梅前去看望祝总斌时，他决定在家附近的家常菜馆请一顿，便事先与妻子先去把要请的主菜都吃了一次，只为当天点出靠得住的好菜。同学们去他家上阅读课，他就给每人准备一个进口的大香蕉，后来则是一杯茶和一块糖，很是温馨。“我真的觉得碰到祝先生是我上北大之后最幸运的一件事情”，赵冬梅说到。
提起祝总斌，“温润如玉”是王铿觉得再贴切不过的形容。祝先生从不麻烦人，即使在学生面前，也不以老师自居，从不支使学生为自己做事。他一生勤勤恳恳，特别关心别人的生活，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在担任《北大史学》主编期间，想到历史系进修老师需要在《北大史学》上面发文章，但没有查找合适资料的条件，他就亲自找好资料邮寄过去，甚至帮他们改稿子。一年春节，单位发了些带鱼、冻鸡作为福利，有同事提前回老家了，祝总斌便自告奋勇地帮忙代领，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提醒同事记得来他家取回，还专门开了一个寒假的冰箱以保存这些冷冻食品。“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赵冬梅重复着。
就在去年，祝总斌罹患帕金森综合症，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头脑仍然清晰，说起话来逻辑井井有条，还在师生们看望之时即兴背诵了一段王勃的《滕王阁序》，流利程度让人惊讶。
“不管是做老师、做父亲、做丈夫、做同事，他永远那么公正无私、宽容大度、谦虚和煦、温文尔雅、平易近人。”
他的课，从不拖堂
祝总斌严于律己，对学生毫无所求，却仍日渐影响着、感化着学生们，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很多学生第一次见到祝总斌，都是大一的时候在“中国通史”的课堂上。历史学系一向非常重视本科教学，尤其重视本科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一直都安排最好的老师讲授，为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奠定史学的基本思维和素养。祝总斌在这门课上负责讲授唐朝以前的部分，也就是前半段。王铿对这门课的场景记忆犹新，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当年祝先生讲课时，总是穿一件半旧、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中山装，第一个扣子系得严严实实，个子虽然瘦小，但往讲台上一站，双目炯炯有神，声音响亮，口若悬河，气场很大，很能镇住一干听众。并且讲课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观点、史料，一样一样摆出来，一环扣着一环，听众很难思想开点小差，否则就会跟不上趟。”
祝总斌讲课总是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与现在的很多年轻老师不同，他似乎从未刻意“照顾”学生的兴趣，没有在课程中加入学生熟悉的流行文化元素，但却让很多学生感到“真正有趣”。这种真正的有趣在于知识和智慧，在于逻辑，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祝先生总是实实在在地讲，扎扎实实地列出一条一条的史料和观点，讲述的知识非常致密，逻辑严谨，语言精练，环环相扣。而最重要的是，他讲的很多东西与同学们在之前的课本里学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让很多学生印象最深的，就是祝总斌对君相关系的讲解。很多历史教材讲君相关系，通常会强调君相之间权力斗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祝先生不同，他首先是把君和相作为国家的最高首脑来看待，君相共同治理国家，合在一起构成政府的核心，所以他们首先应该是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观点是更合乎常识的，但却是大家往往不曾注意到的，祝总斌的讲授对常规的观点形成很大的冲击，令人感到新颖而震撼。
那个时代没有PPT，老师上课需要写很多板书。正所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祝总斌的板书特别漂亮，龙飞凤舞，遒劲有力。赵冬梅记得，她有一位中文系的师姐专门来听祝先生的课，就是因为喜欢看他写板书。祝总斌的课极受学生欢迎，总是人满为患，他上大课最初是在阶梯教室，后来阶梯教室位置也不够，就搬到办公楼的礼堂里上。他对教学极为热心，每节课上课前都会做好详细的教学计划，从不拖堂，基本上到下课时正好讲完，戛然而止。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祝总斌极为宽容、平易，甚至有些“好欺负”。赵冬梅硕士毕业要读博士的时候，想要做宋史研究，但当时全北京都没有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所以她相当于是记在祝先生的名下。祝总斌在招她做博士生的时候，就知道她不会跟他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但仍然愿意做她的导师，而且非常尊重她的兴趣，绝不强迫她做和自己同方向的研究。赵冬梅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祝总斌因为自己不是研究宋史方向的，担心在细节的问题上对她指导不够，所以比她还紧张。答辩的时候，赵冬梅并不知道他的紧张，直到答辩后过了好久，有一天她在祝总斌家里吃饭闲聊，祝先生对她说，那天王先生（答辩委员会主席）问了你7个问题。赵冬梅才意识到老师当时的紧张，紧张到一个一个地数有几个问题。
赵冬梅回忆道：“我记得祝先生评上十佳教师，系里需要在三角地做一个宣传语，我当时写的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祝总斌带学生开读书会的时候，要求学生提前读过书，然后一起讨论，但如果学生没有读，他也什么都不说。跟随他多年的学生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但他在学术上严肃认真的态度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让学生感受到：祝老师对他自己要求很严格，我是他的学生，我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祝总斌对学生不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他对学生毫无所求，但学生们都发自内心地爱戴他。
命中注定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
作为魏晋南北史学界的三驾马车之一，祝总斌虽然入行晚，却始终保持着最纯真的热爱，他通过“散书”的方式，福泽后人，将学术生命延续到很远很远的未来。
祝总斌自称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中学时他原打算考理工科，但因家庭变故不得不辍学。一年后报考大学时，由于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他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1949年北平解放，祝总斌不久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在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祝先生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进入北大之后，祝总斌意识到学海无涯而自己的知识太浅薄，必须尽快积累。北大图书馆中藏书丰富，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他在摸索中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以《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为指导，将其中所载的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每月祝总斌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购置一些书籍，并将其视为极大乐趣。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之外，祝先生也常常研究一些与之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时，他反复学习了音韵学，再查阅文献时便不再感到神秘莫测。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祝总斌也都做到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
“当然，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祝总斌于1959年购买的《九朝律考》封面、扉页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广铭先生担任历史系系主任，重塑和稳固了历史系的许多传统，当时祝总斌担任副系主任。祝先生曾坦言自己刚到历史系时很忐忑，当时邓先生可能一上来对他有异议。邓先生是胡适、傅斯年的学生，是根红苗正地从一个学术传统里长出来的，但祝总斌靠自己的努力，凭借文章获得了邓先生的肯定。八九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中古史最强。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来说，老一辈是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先生，中间是出生于1924年的田余庆先生，最年轻的就是出生于1930年的祝总斌先生。
祝总斌对学术一直保持着最纯真的热爱，他在各个阶段买下自己感兴趣的书总共有上万册。这上万册的书中几乎每本都有他读过的痕迹和留下的批注，承载着他一辈子的心血。晚年时，祝总斌由于没有精力再读这么多的书，便开始“散书”。所谓“散书”，便是祝总斌将自己的藏书拆开，按照领域整理好，送给他认为还要继续研究相应领域的学生。最初学生们非常抵触这件事，认为一个学者在散书就是要走的意思，但祝先生十分豁达。他希望自己倾注心血的藏书不是被草草卖掉，而是到达可能用到的人手上，能够给予他们帮助。对于一位学者而言，书便是他学术生命的寄托。祝总斌的书留在了学生们的手中，学生们再读这些书，也能读到先生的手泽，从中得益许多。
魏晋南北史学界有三驾马车，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祝总斌先生，这三驾马车在国际上都是声名显著的。前两驾已经走了，祝总斌是最后一个。三位先生会在另一个世界再见，三驾马车的情谊还会继续，他们的缘分还会继续，他们一定还会在另一个世界互相交流。先生们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学者风骨也将继续福泽后人，指引着后世的学者继续向前。
哲人已逝，遗范长存。世上再无祝先生，中古史的研究道途上，却永远留下了先生的脚步，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人，读先生书，传先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