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兵 暨南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陈中飞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碳达峰和碳中和于2021年全国两会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十四五”这一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亟需探索和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适应中国国情和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治理体系。
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与督察问责体系
过往的环境治理体系一般只强调企业责任体系，一旦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部门往往只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排污企业采取罚款、停业整顿等措施，而忽略了党政领导责任体系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强化党政同责，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严格环境治理的目标考核与强化问责机制，增强各级政府部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当前尤为重要。建立健全这种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健全该责任体系需要明确生态环境治理的考核评价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后，于2016年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主要是在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绿色生活等方面进行目标考核并评定等级，实行年度评价与五年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而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在2016年、2018年、2021年发布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和林长制的意见，明确了河、湖、森林草原的责任主体，进一步强化了属地管理的责任体系，有助于开展水资源和森林草原资源的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措施》，强调坚持结果导向、注重实效，制定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的考核措施。今后，我国还需强化碳排放治理成效的考核评价结果在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和奖惩任免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完善该责任体系需要压实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追究机制。首先，以往各地对大气污染等的治理都是独立进行的，仅为当地生态效益着想；而现在需要在重点区域建立大气污染（尤其是碳排放）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各地政府部门不能各自为政，要主动承担联防联控的主体责任。其次，目前我国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环境保护责任离任审计的“双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压实了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对生态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全局责任。此外，为了进一步夯实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政治责任，需要强化督察问责和责任追究，对此，我国分别在2015年和2019年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例行督察、专项督察和“回头看”等方式对党政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进行督察，坚定落实党政同责，一旦出现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党政领导干部责任，促使领导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优化环境信息监测、公众监督与举报机制
除了明晰政府主体的领导责任外，生态环境治理还需强化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等社会责任，健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监督举报等制度。在环境信息监测与公开后的公众参与监督与举报机制中，一方面，要根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依法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规范公众参与的范围、时间、程序和方式等。另一方面，要依据《环境信访办法》和《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管理办法》，加强舆论引导，优化环境信息举报反馈机制，促使环境主管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及时反馈和妥善解决公众反映的环境治理问题。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处罚机制方面，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范围、责任主体和解决途径，2016年吉林等七省市开始试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而后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试行该制度。同时，我国还需要推进排污企业信用建设，建立环境治理政务失信记录，适时在环境保护平台等网站公开生态环境损害信息，进一步巩固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环境治理的成果，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倒逼多方责任主体更好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打造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推进法治保障、多方共治、督查问责，才能牢牢守住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才能更好地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才能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铺设出一条生态文明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