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异军突起的闽商慈善现象值得关注，闽南善商群体则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近代的闽商实力雄厚，在公益慈善领域也积极有为。杰出闽商曾少卿、林瑞岗、胡文虎、李清泉等人，开创了新的慈善模式和管理方式，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慈善模式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慈善理念。
闽南的地理环境与商业文化传统
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闽地西、北有山麓与内地隔绝，闽南一带民众与外界的联络主要通过水上交通。而福建境内通及江南和中原的运河和江流较少，东南方向的大海就成了他们寻求生计的主要依托。因此，泛海北上、移民他乡成为了一代代人们生存发展的正途，通过在远洋贸易中从事商业经营、积累财富，不但形成了闽南人人生规划的路径依赖，也使闽南人形成了贵商业、重商贾的价值观念；同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价值观，依靠文书行政制度的推行，在闽地逐渐扎根，尤其是宋代衣冠南渡之后，中原文化对闽地有了更为深入的影响，安土重迁、重农务本等观念在闽南也深入人心。两种由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观念，在闽南发酵融合。一种多元并包的文化心理逐渐形成——在对外交往畅通的环境中，可以不断向外开拓，在对外垦殖与商贸上大规模发展；在海禁或海战的局势下，依靠农业和手工业，延续家族血脉、以财富回馈乡梓，同样是人生经营的重要方向。而且对外开拓与退回守成两者并行不悖。到了明清时代，在泉州、厦门、漳州一带，商业成为主要产业；在士农工商四民的位阶排序上，商贾与农、工并重。
比较典型的是位于泉州与厦门之间的安海，在明代中期，即使在海禁最严厉的嘉靖年间，依然是“番船连翩径至，近地装卸货物皆有所倚也”，可见其官方和民间航运贸易之发达。到了清中叶，随着早已有之的外夷侵扰，海上商业变数极大、风险陡增，虽然为商业经营增加了不确定性，但是也提高了商人多方筹措的运营能力，培育出海商以资本思维维持家族永续发展的意识，很多以家族为主体的商业巨擘在东南沿海涌现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祖籍福建的伍秉鉴家族。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兴起，为传统商业注入了工业元素，资本积累迅速加快；官督商办企业在地方的兴办带动了各地工商业的发展，也培植了一大批地方性商人和跨地域的大商人，这些人具有的商业资本和官场人脉，使其经营大规模慈善事业成为可能和必然。福建是洋务运动的扛鼎之作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地，由此，更是提高了福建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催生了大批闽籍商人、企业家和慈善家。闽南善商群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缘因素下出现的。
从林瑞岗、李清泉等人经商的过程看，他们大多出身贫苦，但依然守正蓄力，多方自谋出路。初期依靠熟人关系在码头出卖体力赚钱，后来在粮行、油行做伙计，逐渐升任掌柜经理人。他们秉持让利诚信的商业理念，赢得更多同行信任、积累财富后，创设自己的商号。若干年内，把商号开到沿海、沿江、内陆等地，可谓“经营谟操，奇赢多得，远涉中外，往返瀛海”。闽商贸易往来于吕宋、上海等地，货物原产地、周转批发地和最终贩售地之间的贸易非常繁荣，此种情况归因于近代南北运输的打通，也源于当时兴起的银行金融业。这些条件，也使得社会民间资本得以积累并快速流转，为商人、民间组织在慈善事业中成为中坚力量提供了前提。
闽南善商的善行善举主要依托于以下几方面：经营以慈善活动为业的实体组织，如兴建寄养院等善堂善会；在荒年发起义赈、捐资助赈；在百废待兴的时机，协同官府组织修缮公共设施，并直接捐钱助资；倡办义塾，培养读书人，也倡办以培养手工业、商业为技能的教育组织，发展养教结合模式；包揽了施粥舍衣舍药义葬等传统慈善项目，还适应闽地地方特色，发挥宗族法堂的作用，邀请远近乡绅，公断纠纷，承担了一些平息事端、解除诉讼的职能。
闽商慈善事业是中国近代慈善的一个缩影，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商人介入并主导倡办慈善机构。把这一特点放在慈善形态变迁历史中去看，就能映照出晚清时期慈善的特殊性。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人的财富缺乏流动转移的渠道，要想保证其资产的恒定和安全，往往寻求与政治结合，而政治具有不确定性因素，社会无法建立商业价值可以长远存续的预期，商人和资产拥有者在追求财富传承时也比较受挫，重本抑末的主流价值观使商人阶层无法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精英。慈善是一种公益性质的事业，公众普遍认为其倡导者和主办者应是政府，或是有官方背景的士绅阶层，商人阶层办慈善则会被质疑其动机。到了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商业价值开始被普遍认可。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所在的沿海地区，较早地接受了世界通行的商业制度，理解了商业逻辑，所以，这些地区的商人地位也较早地获得了提升，商人参与慈善的热情高。这一点上，闽东和闽南的善商可谓开风气之先。二是传统的慈善精神在近代有了现代性的承接方式。闽商慈善事业中，有很多都是通过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实现的，很多善商如胡文虎、陈嘉庚，都有自己家族的慈善基金会，在这一点上，也为中国近现代慈善开出一片新天地。
奉行儒家积善成德、立德不朽
结合闽商这些善行善举，以及个人书信往来和时人评价，可以发掘出其慈善动机。
很多善商被清廷表彰嘉奖、封官赐爵，完成了由传统商人向儒商的转变。从世俗层面来看，他们的慈善行为，有以捐资助款来换取社会尊重的心理因素、以有形成本进行道德投资的浅层动机，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近代闽商慈善与一般捐资助款行为的区别。很多善商动辄捐资几千银元，而且但凡目力所及，逢难必捐，逢善必行，持续一生。另外，一些善商在多方参与义赈后，声名不胫而走，官府的嘉奖实属不期而至。所以，这种慈善行为，必然有更高级别的深层动机。
孟子说：“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孟子说的王者，并不是狭隘的某一政权之王，或是金钱财富、声望权势的主宰者，而是超越时代的精神王者，是创造价值观念的开创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善是实现内在超越的重要途径。
积累到一定财富规模的商人，必定面临对即时利益与永恒价值取舍的思考。受过儒家教化的人，因为有了对永恒价值的理解，至少在内心建立起一个比较的维度，能够清醒地分辨有价之财与无价之义，有了这一高下境界的认知，其实是能把逐利需求拉回到理性轨道上的。这正是产生儒商的文化基础。闽南“民业儒商，又经二朱先生过化，是以科第之盛宋元于今，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二朱即朱松、朱熹父子。朱松在泉州做镇监之时，把教化带到闽南偏远之地，他用义重于利的儒家思想教育当地人，对当地形成儒商传统影响较大。
家国同构传统肇始的慈善动因
闽南自古以来就背朝内陆、面朝大海，在跨洋谋生中，泛海本就不易，旅居他乡、与异族同居，更是巨大的挑战。在长期应对不确定因素、规避风险的经验中，为了抱团取暖，闽地沿海居民形成了更深切的族群认同。宋代以后进入福建的客家人，因为要保持其宗族信息的完整可靠性，多数家族都通过修订家谱、族谱，使宗族信息确切无误地传给后人，并以祠堂为核心展开村镇的社会生活。闽南原住民与客家人逐渐融合，中原文化与海客文化也逐渐融汇，两种文化因不同的缘起而有相同的重视族群认同的习惯，因此，到了明清时代，闽南人对家族传承的执着，有着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程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代商人慈善的行为，明显地出现了跨地域性，这也是通过近代邮船铁路等技术发展实现的。比如很多善商不仅在闽南一地开展慈善活动，其慈善施与对象，还涉及了华北、华中、华东地区，通过票号异地兑现等金融方式，使善款迅速调度到受灾地区。在全国大范围的赈灾活动中，信息、资源快速流动，一次赈灾等于是一次充分的社会动员机会。每一次社会动员中，国族意识都被建构、强化，国族是比家族更高的想象共同体。虽然由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被中国人接受，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是从一家一姓到一族一国，儒家的家国同构理念，在国族认同和“国家”快速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共同的民族国家名义动员下，慈善活动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