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小传：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职。《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1992年起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人本型结构论》《产权人本共进论》等专著，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入选美国传记研究中心（ABI）《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国际名人录》。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高水平推进人的现代化，打造促进全体人民全面发展高地，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得到满足。如何从“人”的角度，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两个先行”？记者采访了“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教授。
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之本
从物本到人本，从“四个现代化”进一步上升到“人的现代化”，从而聚焦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乃至人类现代化之本，当然也是浙江“两个先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常修泽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特意在旁边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尤其在讲到未来新社会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更是使用了“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等关键词。常修泽在其专著《人本体制论》（2008年）中表示，这是一种切实站在“人”的发展立场研究问题的“人本观”，是一种与“人本工具论”有本质区别的“人本实质论”。
常修泽进一步分析说，这里的“人”，要从三个层次去全面把握其含义：一是指“全体人”，而不是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或“大多数人”，一定要把握“全体人民”，要“达到边”；二是指“多代人”，不仅指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比如在分配上，除了当代人之间讲公平之外，还要考虑“跨代分配”和“代际公平”；三是指“多需”之人，而不是“单需”之人，“多需”应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身心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等。
既然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常修泽建议，应设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四个方面的成果：一是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二是文化成果，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三是社会成果，满足人民对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四是政治成果，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需要。
全域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人”
推进“两个先行”，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要通过创新创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突出把握创新制胜工作导向，全面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
对此，多年深入浙江调查研究、熟悉浙江情况的常修泽表示，浙江是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先行实践区。依据他2013年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一书中的主张，常修泽建议浙江下一步把握好创新工作的三个方面，并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个顶层设计、三根横梁、四个支柱”。
首先是进行“一个顶层设计”，他强调创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有一个“以数字化为引领，进而系统打造浙江全域创新发展体系”的总体设计。
其次是搭好“三根横梁”，要设法涵盖到国家发展、产业发展、企业发展三个层面，而其中的灵魂是“人”。
第三是建造“四个制度性支柱”，即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创新型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迈向创新大国的相关配套体制。
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创新简单理解为技术创新。常修泽强调，一定要突破“单一技术创新论”的狭隘眼界，要特别重视制度创新在全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比较而言，中国最缺的还是制度创新。“要急国家之所急，不断探索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而无论是技术自主创新抑或制度创新，最能动的因素还是“人”。
对于如何促进创新，常修泽提出三条可行性建议：一是给每个人才“身价”赋能（如球员或明星一样）；二是给职务发明以产权分割；三是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
“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旨在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准确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常修泽提出了“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概念。一是共同富裕，二是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富裕”可由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导出；“有差别”，可从社会主义劳动的“个人谋生性”导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属性，不同的劳动能力仍然是各自的“天然特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由于劳动者的个人天赋、工作能力不同，因而产生的分配结果自然就有差别。“如果再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一问题就更为复杂。”
针对这种客观情况和收入差距问题，常修泽提出三条对策：
首先，要从发展大格局考虑问题。“要看到‘共同富裕’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分配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一定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重点做好“人”的文章，充分发挥“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包括投资者、技术创新者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投资创业、创新创业和劳动就业的积极性，让一切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充分聚集，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其次，研究分好“蛋糕”的问题。要切实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从“三个倾斜”（即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逐步向“所有人的利益均衡点”转变。同时以“人”为导向，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缺口。
第三，建立完善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资源领域产权界定不清、产权配置不当和交易价格不合理，以及环境资源税收制度等不完善，一方面导致了相关少数人“暴富”，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又影响自然环境，损害人民群众的“环境人权”。“这个问题也应引起重视。”常修泽强调。
从“每个人自立自强”看扩大居民消费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建设消费型社会，深化“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构建品质消费普及普惠体系。常修泽认为，建设消费型社会，既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在当前世界形势下，保持国家战略定力、确保“每个人自立自强”所必需。
他解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经济上说，固然要搞好“双循环”，尤其突出国内需求；另一方面，要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基础是“每个人自立自强”。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立自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前，一个突出的落脚点就是要扩大居民消费，寻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
研究消费、把握消费趋势，常修泽认为，应该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思路，特别要分清消费“四个率”。
第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新阶段，这个指标未能反映居民全部消费的总体情况，有片面性和滞后性。“因为现在的居民消费，除了购买产品，还有‘服务消费’，如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健身等。”第二是消费增长率。这个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比较全面，“如果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角度研究消费增长情况，有其重要价值。”第三是消费贡献率。这个指标反映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对于研究14亿多人这个‘消费大市场’的拉动作用和积聚效应，是有意义的，尽管理论上它还属于增长主义。”第四是最终消费率，按照“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要特别关注“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同打靶要瞄准10环一样，研究消费要特别瞄准居民消费率”，他认为，我国现在的“居民消费率”过低，是个“短板”。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常修泽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他重申。
如何促进新阶段消费升级？常修泽提出，从“人”出发，从机制、结构、方式“三线促进”。
第一条线，建立长效机制，使人们“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
“能消费”，重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一是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二是缩小收入差距；三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敢消费”，就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老百姓收入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敢消费”?首要的是搞好社会保障,把基本公共服务搞好,以弥补收入环节之薄弱。现阶段最靠谱的行动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心消费’，主要是保障消费安全，最关键的是食品药品安全，这都是涉及人的发展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消费品质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确保消费安全。”
第二条线，优化消费结构，挖掘消费潜力。
一是优化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要认识到，随着阶段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服务型消费会异军突起，未来几年比重将超过商品消费，占50％以上”。二是优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在鼓励提高居民消费比重的同时，适当压减政府消费。“当然，与居民直接相关的公共性消费开支，该增的还是要增，比如用于医疗、基础教育、失业、养老、抚恤等领域的政府财政开支。”三是优化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应继续调整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尤其要弥补、强化农村公共消费（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与医疗、农村养老保障等公共消费）这一薄弱环节。”
第三条线，创新消费方式，促进消费升级。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趋势明显增强。“网上购物、网上医疗、网上教育、沉浸式购物、柔性化定制等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模式层出不穷，消费增长空间十分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