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发的全球能源转型与乌克兰危机是推动全球能源格局发展演变的两个主导力量。可再生能源的大发展和石油需求峰值的到来将会弱化能源地缘政治属性，资本将流向低成本、低风险的上游油气资产，能源贸易重心将由全球油气市场转向区域性电网，能源出口国地位将遭到削弱，进口国对外能源依赖度将降低，可再生资源技术领先国和关键矿产资源富集国的竞争优势将增强。乌克兰危机将导致油气卖方市场重现、全球能源商品分化为俄与非俄商品、欧洲天然气因供应短缺出现“欧洲溢价”现象、俄罗斯能源份额大幅下降而美国能源优势显著增强。全球能源格局新变动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口成本上升、中美在碳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上的博弈加剧、中俄能源贸易面临二级制裁风险等方面。
【关键词】能源转型 乌克兰危机 全球能源格局 能源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3.002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与乌克兰危机对现有的全球能源格局构成影响深远的叠加冲击，加快了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调整、力量消长与分化组合。可再生能源部署的快速扩张和石油需求峰值时代即将来临，将弱化化石能源的政治属性，引导资本流向低成本、低风险的上游油气资产，推动能源贸易重心由全球油气市场转向区域性电网，削弱油气出口国的地位，降低进口国的对外能源依赖度，增强新能源技术领先国和关键金属矿产资源国的竞争优势。乌克兰危机引发美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全面制裁，高成本的美国页岩油气借机将低成本的俄罗斯油气彻底排挤出欧洲市场，致使俄罗斯能源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美国能源优势得到显著提升，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将因长期供应短缺而出现“欧洲溢价”现象。作为最大的化石能源进口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中国需要全面客观分析全球能源格局新动向对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影响，采取科学务实的应对措施。
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发展新格局
能源地缘政治属性弱化。能源转型通常伴随着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上升，及化石能源的优势削弱。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存在如下四个不同的特点，导致地缘政治属性明显弱化。一是资源禀赋分布分散而非集中。可再生能源是无处不在的，不像化石能源集中分布于特定的区域或国家。这减少了可再生能源国际贸易的需求，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等海运咽喉要道的重要性下降。二是以流量形式存在，且不可耗竭。绝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以流量的形式存在，难以保存，不可耗竭；而化石能源以存量的形式存在，可以储存，但只能被一次性使用。三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去中心化与民主化。可再生能源可以任何规模部署，适合以分散的形式进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四是成本持续下降且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持续下降，且太阳能和风能电站在建成后发电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1]
石油需求峰值引致资本流向低成本、低风险的石油资产。石油需求峰值会导致石油行业上游投资意愿下降，资本将会流向低成本、低风险的优质石油资源，从而沙特、美国等国的市场份额会上升，而俄罗斯、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的市场份额会下降。石油需求峰值会对石油长期价格的稳定和石油投资的长期盈利能力构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削弱投资者进入石油上游行业的积极性。在石油需求放慢和资本流入趋缓的情形下，产油国之间吸引资本投资的竞争会加剧，低成本、低风险的优质石油资源将获得更多资金，其市场份额将上升，而高成本、高风险的石油资产将处于资金匮乏和市场份额大幅下跌的境地。
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核心国家，石油资源优势无可比拟，每桶原油的开采成本仅为2.8美元左右，且财政实力强、政治稳定，但风险点在于经济多元化进展不大、社会福利支出高，财政预算平衡油价高达80美元／桶，与石油低开采成本形成鲜明对照，并易被伊朗、伊拉克等周边邻国的地缘政治或武装冲突事件波及。[2]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的经济结构更为多元化，石油的出口收入、利税收入占其出口收入、财政收入的比例均低于20%。北美地区的关键优势是政治风险低、资金成本低和技术先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开采成本较高的劣势。不过，加拿大油砂在生产成本、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面临压力；巴西、墨西哥的石油投资政治化风险较高，资源民族主义行为多发；巴西盐下油田和墨西哥深水油田项目均面临着投资周期长、成本高的挑战。俄罗斯的经济多元化程度优于中东国家，但美西方的全面制裁将使其石油市场份额深幅下调。
利比亚、委内瑞拉、伊拉克、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伊朗等脆弱的国家高度依赖石油出口，且政府治理能力较弱、营商环境较差和腐败行为较为盛行阻碍了能源转型进程。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受制裁、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腐败与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治危机，严重制约其应对石油需求峰值冲击的能力。
能源贸易重心将由全球油气市场转向区域性电网。可再生能源发展将会推动主流贸易方式由全球化的油气贸易向区域化的电力贸易转变。目前，全球约80%人口所在的国家需要进口能源，化石能源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例约为15%。波动性大的可再生能源，对电网的弹性、智能性和互联互通程度有较高的要求，以实现电力的实时供需平衡。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电力将取代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电力贸易在能源贸易中的比例将显著上升。能源贸易重心将由全球化油气市场转向区域性电网。能源进口国将在国内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也会与周边国家的电网连接以获取外部电力。跨境电力贸易将会促进电网的互连互通，提升电网的稳定性和弹性。
与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交易不同，电力目前仍是一个区域性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电力远距离输送的损耗较大。不过，特高压技术能显著降低电力长距离输送的成本。与油气贸易通常由出口国向进口国单向流动不同，电力贸易的流动可能是双向的。例如，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光照充足的季节出口电力，在雨季光照不足时需要从邻国进口电力。能源转型还会推动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商品和技术的贸易，如光伏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的叶片、水力发电的水轮、智能电表、电池及零配件、工程施工和安装服务。
可再生能源贸易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技术、相对价格和运输成本。在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传统的战略性运输通道地位下降的同时，输电网、储能等电力基础设施对于一国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预计电力基础设施将成为大国之间争夺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新战场，切断电力供应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武器，类似于油气禁运。缺少信任是国家之间建立合作电网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因缺乏互信而未建立电网。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将其电网与欧洲大陆相连，并实现与俄罗斯电网的脱钩，此举显然有地缘政治动机。
化石能源出口国地位下降，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国和关键矿产资源国优势上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化石能源一直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煤炭和蒸汽机驱动了工业革命，进而塑造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石油和内燃机以及对油气资源的争夺与控制确定了20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不同，可再生能源转型不再表现为由一种能源转向另一种能源，而是超越单一的能源部门，涉及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显然，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影响程度，绝不亚于薪材向煤炭、煤炭向石油的转型。全球能源转型将引发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国之间权力与地位的分化组合，大多数国家有望提高能源独立性，降低对外化石能源的依赖度，其中依赖化石能源进口且处于清洁能源转型领先优势地位的国家将受益较多，而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国家的利益则将明显受损。
全球能源转型将导致中东、独联体等出口和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利益受损，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平均而言，中东、独联体国家的化石能源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油气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均超过40%。在许多油气资源国，政府出于维系政权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将大量化石能源租金（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的差价）用于能源补贴和社会福利支出。随着油气出口收入的下降，政府势必会缩减社会福利支出，而支出削减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而且，一国内部的政局动荡很可能会传导至邻国。从而，油气产出国的权力真空或权力内斗是全球能源转型所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例如，20世纪80年代油价下跌是导致苏联衰落并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欧盟、日韩等国在能源转型中明显受益，其能源独立性将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提升。中国高度依赖油气进口，但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制造和技术创新领域具有优势，且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欧盟和日韩的化石能源需求已达到峰值，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进口；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拥有3.1万件可再生能源专利。印度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内超越中国成为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其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近年来显著提速。不过，印度在建设电力基础设施、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美国因页岩油气革命实现了能源独立并成为油气净出口国，且将凭借其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可再生能源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而获益。
总体上看，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丰富或技术先进的国家将获得竞争优势，其国际影响力预计会上升。这些国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大，能对外出口可再生能源电力或燃料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规模要比其煤炭、天然气、石油和铀的资源总和大75%。智利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力、地热和海洋能资源。不过，偏僻的地理位置会对两国电力资源的出口构成障碍。事实上，一些国家已开始出口可再生能源电力。挪威向邻国和荷兰出口电力，并修建了通往德国和英国的电缆。巴西也向邻国出口水电。二是关键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民主刚果等国凭借锂、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优势，将有机会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受益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统治或技术垄断，美国、欧盟和中国等掌握关键能源技术的国家或地区将占据领导地位，而其他国家会对其形成高度依赖。不过，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无处不在及其技术可替代性强的特点，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国不可能拥有油气资源丰富国曾经占据的市场主导地位。[3]
绿色关键金属供应链成为能源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全球能源转型导致绿色关键金属需求长期持续上升，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显著获益，进而引发生产国的资源民族主义行为和消费大国的竞争博弈，进一步加剧关键金属的供需失衡，而关键金属矿石的分布集中度和垄断性比油气资源更高，很多金属矿石仅分布在两三个国家，从而，能源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可能由油气资源转移至绿色关键金属供应链。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虽有所不同，但对金属的需求强度明显高于化石能源。陆上风力发电站的金属需求量是天然气发电站的10倍，电网需要大量的铜和铝，电动汽车的金属使用量是普通燃油汽车的6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 2021）的预测，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条件下，2040年金属需求将比2020年增长6倍多，其中电动汽车和储能电池的金属需求至少会增加30倍，锂需求将增长40多倍，石墨、钴和镍约增长20～25倍。[4]不过，鉴于多数关键金属可以被回收和再利用，其稀缺性将低于预期水平，从而，在关键金属领域，不可能出现一个类似欧佩克的卡特尔组织。因此，在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体系下，电力和关键矿产不可能获得油气在国际地缘政治领域的角色和权重。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技术进步，海底矿产资源商业化开采的可行性将提高，会引发主权和全球矿业治理问题，需要采用国际规则和标准来缓解环境破坏与社会冲突的风险。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关键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也是动乱频仍的国家。例如，哥伦比亚经历了长期的内部武装冲突，一些武装组织控制和开采锡、钨、钽和金矿资源。
关键金属的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抬头。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包括提高矿产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采矿合同、国有化、禁止出口等多种方式。[5]资源民族主义将限制矿业的投资和产能增长、助推资源价格上涨、加大资源供应不确定风险。关键金属供应短缺也激化了大国博弈，增大地缘政治风险。在《美国白宫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看来，中国在金属矿产供应链的优势地位主要源于加工和制造，而不是原材料资源禀赋。出于对中国在关键金属冶炼和加工领域优势地位的忧虑，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重新审查和评估其关键矿产供应状况，加强与盟友、合作伙伴的贸易投资合作，并促进稀土、锂、钴等其他资源的开发。2022年4月，美国政府启用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来鼓励对锂行业的投资，以实现其所谓的“汽车行业摆脱对中国锂供应商的依赖”这一目标。未来，预期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围绕关键矿产的占有、萃取、精炼、加工和应用的竞争博弈将趋于激烈。
乌克兰危机与全球能源发展新格局
俄罗斯的能源地位与俄欧能源相互依赖。俄罗斯地域辽阔，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是化石能源超级大国。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统计数据，2021年，俄罗斯石油日产量约1094万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2.2%，是仅次于美国、沙特的第三大产油国。俄罗斯是第一大石油产品出口国，是仅次于沙特第二大原油出口国。2021年，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日出口量达823万桶，占全球石油出口的份额达12.3%，其中原油日出口537万桶，成品油日出口286万桶。俄罗斯是“欧佩克+”联盟成员国，与美国、沙特共同主导全球原油供应格局。同时，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2021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达7107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产出份额达17.4%，仅次于美国的23.1%，出口天然气2413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的出口份额达23.6%。俄罗斯还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国。2021年，俄罗斯煤炭产量达4.4亿吨，占全球煤炭产量的5.5%。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煤炭出口国，2021年煤炭出口量达2.88亿吨，占全球煤炭出口量约17.9%。俄罗斯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行业，2021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45%。
俄欧在能源领域相互高度依赖，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最高。欧洲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市场，而俄罗斯是欧洲最主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国。欧洲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额的60%左右，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其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进口依赖度分别高达90%、97%和70%。俄罗斯在天然气、石油和煤炭领域均是欧洲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21年，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原油及成品油2.15亿吨（约410万桶／天）、天然气1844亿立方米、煤炭约1亿吨。2021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原油和煤炭占欧洲进口份额分别达54%、32%、48%，而俄罗斯76%的天然气、53%的石油和35%的煤炭出口流向欧洲。与石油市场全球化程度较高不同，天然气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运输和交付受管道、接收站等基础设施的严重制约。欧洲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形成高度的刚性依赖。2021年，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管道气1670亿立方米，占自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的90%，进口液化天然气174亿立方米，占进口量的10%。[6]
美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乌克兰危机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和能源格局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烈度。在美西方看来，能源是俄罗斯最为关键的经济部门，只有对其能源进行严厉制裁，才能实质性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战争能力。鉴于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特别是油气的依赖度高，为尽量减小制裁对自身能源供应的负面影响，美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烈度不断上升，主要有禁止提供设备和技术、禁止投融资、制裁港口和航运企业、禁止金融服务、减少或停止进口等五种方式。
第一，禁止设备和技术的出口与服务的提供。自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美西方对俄罗斯某些设备（特别是石油勘探和生产的设备）的出口、相关技术援助和相关服务提供施加限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新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出售、供应、转让或出口用于炼油和提供相关服务（如技术援助和经纪服务）的特定商品和技术。
第二，撤资或禁止新投资。美西方政府广泛禁止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但民用核能和某些运回欧盟的能源产品例外，禁止收购或扩大参与俄罗斯活跃能源企业以及为此类企业提供资金或与其建立合资企业。迫于政治和股东的压力，西方石油公司和油服企业纷纷宣布撤资或不再开展新的投资。英国石油公司（BP）行为最为激进，宣称放弃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高达19.75%的股份，可能产生250亿美元的损失。壳牌承诺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逐步削减在俄罗斯油气资产。埃克森美孚将退出投资额达40亿美元的萨哈林1号油气项目。法国道达尔和德国西门子表示不再签订新的能源合约，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宣布逐步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油田服务公司斯伦贝谢和哈里伯顿也宣布停止在俄罗斯的新增投资活动，并逐渐削减剩余业务。
第三，制裁港口和航运企业。马士基等西方国家的船运和物流公司基本暂停了所有往返俄罗斯的海运、空运和洲际铁路的新预订，但食品、医疗和人道主义用品除外。俄罗斯航运企业遭受制裁导致全球能源运输能力下降。俄罗斯是国际海运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49家航运公司，自有运力1000艘，达2068万载重吨。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是俄罗斯第一大港，该港口被制裁导致俄罗斯通过黑海港口向欧洲能源的出口中断。
第四，限制或禁止金融服务。美国财政部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VTB）、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VEB）等多家俄罗斯系统性重要银行纳入最严厉的金融制裁SDN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同时，欧盟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等大型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中除名，禁止向其提供用于交换财务数据的专用金融消息服务。不过，俄罗斯服务能源交易的主要金融机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不在制裁名单上。此外，俄罗斯在SWIFT系统中还有300多家中小银行。这虽然会增加俄罗斯对外贸易在获得跨境支付、开立信用证、保险等金融服务上的难度，但其油气出口的资金支付渠道仍保持开放。同时，欧盟禁止保险公司为运送俄罗斯石油的商船提供保险和再保险业务。
第五，大幅缩减或禁止进口。美国和加拿大因自身能源丰富，率先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2022年3月，美国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现有合同执行截止日期为2022年4月22日；加拿大随后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英国也决定在2022年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可替代性逐步降低的状况相匹配，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大幅缩减或禁止措施大体上可分成三步：一是4月决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宽限期为4个月，即从2022年8月起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二是5月底就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达成协议，同意立即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同时暂时豁免以管道方式进口的俄罗斯石油（主要流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并计划到2022年年底禁止进口90%的俄罗斯石油；三是计划于2022年年底前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减少75%，并在2030年之前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同时，美西方正在商量对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和石油设定价格上限。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化石能源格局的影响。第一，全球能源供需特别是石油供需格局发生逆转，油气卖方市场现象重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虽会导致能源需求峰值时代加速到来，但美西方制裁将严重削弱俄罗斯油气的出口、投资和生产能力，叠加碳中和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低迷，未来全球油气产能可能会大幅下滑，化石能源的供应短缺而非需求不足将成为能源市场关注的焦点，卖方的地位会显著提升，可能出现油气卖方市场。有三点理由：一是美西方制裁和抵制俄罗斯油气产品，导致俄罗斯油气出口严重受阻，将迫使俄罗斯大幅削减产量。据国际能源署估计，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从2022年4月份开始削减300万桶／日，若欧盟的制裁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将大幅下降，且其根本不可能找到可替代性市场，从而俄罗斯石油产量下降的幅度将更大。随着欧美油气企业停止对俄罗斯投资并禁止出口设备和技术，俄罗斯油气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将减少，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的难度将增大，其未来将难以维持产能稳定。二是美国和中东国家的油气增产空间不大，仅能部分弥补俄罗斯油气产量和出口的下降。虽然价格上涨会刺激美国页岩油气企业增产，但增加投资需要时间，且严格的环保政策也制约着页岩油气增产的空间。沙特、阿联酋等拥有较多油气闲置产能的中东国家因人权议题与美国的关系趋冷，增产意愿低落。伊核协议谈判虽取得进展，但受长期制裁的影响，伊朗的石油产能及出口量短期内难以提升。三是受碳中和行动的影响，油气投资意愿低迷。2020～2021年期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平均支出仅3350亿美元，比前些年525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大幅下跌了36%。
第二，全球能源商品分化为俄能源和非俄能源两种类型，俄罗斯能源价格相对于国际能源基准价格将维持大幅折扣。欧洲能源企业出于政治正确、制裁、运输安全和保险等问题的考虑，基本停止了与俄罗斯签署新的采购合约，大幅削减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购买量，并计划在2022年底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煤炭，其将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进口规模仅维持在冲突爆发前的10%、25%的低水平上，被迫将能源产品需求由俄罗斯转移至北美、中东、拉美、西非和澳洲，致使非俄能源产品需求大幅上升。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受到美西方制裁的威胁和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的限制，难以替代欧洲国家大规模增加进口俄罗斯能源产品。这就导致俄罗斯能源供应大量过剩，而其他地区能源供应严重短缺，以至于出现国际能源基准价格快速上涨和俄罗斯能源价格大打折扣并存的现象。例如，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与布伦特原油的价差约为30美元／桶。未来，随着欧洲基本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产品，俄能源产品与非俄能源产品之间大幅价差将会长期维持。
第三，俄欧天然气对抗将导致欧亚抢购液化天然气的竞争趋于激烈，欧洲液化天然气市场因供应短缺出现“欧洲溢价”现象。当前，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成为俄欧对抗的一个风暴眼，可能引爆欧洲天然气供应危机。在天然气断供的威胁之下，欧盟艰难推进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步伐，2022年计划从卡塔尔、美国、埃及等国增加进口50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从阿塞拜疆、阿尔及利亚、挪威等国增加进口100亿立方米管道天然气，以部分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不过，考虑到大规模增产、运输船和接收站的建设均需数年时间，欧盟在未来数年内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替代供应方，而俄罗斯利用欧洲对其管道天然气刚性依赖这一最大软肋，签署对欧天然气出口“卢布结算令”，意欲借能源优势反制美西方的全面制裁，维护卢布币值稳定和金融主权。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拒绝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并启动天然气供应应急预案，而俄罗斯威胁若不用卢布结算将对欧洲断供。目前，俄罗斯已对波兰、保加利亚、芬兰、荷兰、丹麦等拒绝卢布结算的国家实行断供。俄欧如何处置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争端对于欧洲和全球天然气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若欧洲去俄罗斯天然气的步伐过于激进或者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断供，欧洲将会陷入天然气供应危机，欧洲油气贸易企业将会从卡塔尔、澳大利亚、美国和阿尔及利亚等主要产气国抢购液化天然气，也会高价转购中日韩企业现有的液化天然气订单，这将会加剧欧亚之间争夺液化天然气现货的竞争。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液化天然气价格一路飙升，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TTF一度超过70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按热值换算，相当于400美元／桶的油价），目前已明显高于东亚JKM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鉴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危机可能将持续数年，“欧洲溢价”现象可能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第四，俄罗斯能源利益受损最大，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份额会显著下降，而美国受益最大，攫取了欧洲能源地缘政治的主导权。俄罗斯的能源利益受损最大，体现在：一是随着欧洲能源进口禁令生效日期的逐步临近，俄罗斯将丧失一半以上的能源出口市场和收入；二是受美西方制裁的威胁、基础设施的限制和进口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空间有限。例如，中国、印度至多可自俄罗斯分别增加50万桶／天、100万桶／天的石油进口，仅能弥补其35%左右的石油出口损失；三是俄罗斯能源价格相对于国际能源基准价格有大幅的价格折扣，尽管当前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可能比乌克兰危机前更高，以至于价格折扣的净损失较小，但如果七国集团能成功地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价格，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会显著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是最大的能源获益国。体现在：一是借助乌克兰危机彻底地将俄罗斯排挤出欧洲能源市场，获取了欧洲能源地缘政治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在低成本的俄罗斯油气被排挤出局的情形下，高成本的美国页岩油气将迅速占领欧洲市场，并成为欧洲所谓可靠的能源供应者，欧洲对美国能源的依赖将显著提高。二是提升美国能源基准价格的话语权。在国际油气市场，欧洲、美国的基准价格的市场影响力基本上在伯仲之间、分庭抗礼，如原油期货市场的英国布伦特价格、美国WTI价格，天然气市场的荷兰TTF价格、美国的亨利中心价格等。在欧洲大量进口美国油气资源的情形下，双方贸易势必会以美国的WTI、亨利中心价格来计价，这就为美国扩大其油气基准价格的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全球能源新格局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影响
第一，能源进口成本增加，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加大。中国能源禀赋的基本特征是富煤、贫油和少气，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达20%，其中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对外依存度分别约为73%、43%和10%。当前，碳中和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低迷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能源产品退出美西方市场，导致国际化石能源价格高位震荡，显著增加了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按照110美元／桶的石油价格估算，中国目前每天的原油进口成本便超过12亿美元，一年的原油进口成本高达4400亿美元左右。而且，在全球能源市场特别是液化天然气市场供应紧张的条件下，中国采购能源的难度会显著上升。例如，美国油气企业在全力增加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情形下，其开拓中国市场的意愿会明显下降。
第二，中美在碳减排、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领域的竞争博弈加剧，中国履行碳减排承诺的约束和压力加大。拜登能源政策试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来振兴美国可再生能源行业，为中产阶级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并将清洁能源技术出口至全球，以确立美国的清洁能源超级大国地位，实现“清洁能源统治”。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中国是拜登能源政策的主要打压对象。体现在：一是提高碳排放标准，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二是在清洁技术领域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甚至脱钩。美国政府要求各国特别是中国承担碳排放的全部成本，推动监督全球主要国家提高气候目标的承诺以及承诺的透明度和可执行性。拜登重视与盟国联手，迫使中国作出更为严格的碳减排承诺，并将气候承诺与贸易挂钩。若中国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美国及其盟国可能对中国出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征收碳调整费或实施配额管理。预计未来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常性质疑和严格监督。同时，美国政府忌惮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上的竞争优势，试图强化与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竞争。拜登认为，特朗普能源政策导致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停滞，其投资规模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造成美国在未来清洁能源技术竞赛中落后，流失高薪就业机会。为在清洁能源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拜登政府在大力增加研发投资的同时，延续特朗普政府实行的与中国科技脱钩政策。这将明显加大中国清洁能源企业的竞争压力。
第三，美西方有可能升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中俄能源贸易面临二级制裁风险。随着欧洲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的推进和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的逐步下降，不排除美西方在油气市场供应改善的情形下会升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甚至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二级制裁。显然，中国巨大的需求市场对于俄罗斯实现能源出口基本稳定至关重要，是俄罗斯能否维系国内经济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深知，中俄能源贸易合作的密切程度，直接关系其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成败。美国公开威胁中国不要给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否则会面临“后果”。美国一小撮反华议员甚至提出“遏制中俄合谋法”，扬言阻止中国金融机构使用SWIFT以外的金融通信系统与俄罗斯进行交易，否则将面临制裁，如冻结或终止与中国金融机构有关的任何美国账户，或阻止这些机构使用在美资产。不过，考虑到俄罗斯的能源、军事地位，美西方无力对俄罗斯实施类似于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清零政策。
对策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能源供应安全，加大优质煤炭的增产力度，缩减液化天然气采购规模，调控成品油出口，并继续鼓励海外油气投资。在当前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风险高、价格大幅震荡特别是液化天然气价格过高的非常时期，中国的首要任务应是维护国内能源供应稳定，适当降低碳排放要求。在国内油气增储上产空间有限的情形下，中国应充分发挥煤炭的兜底保障功能，增加国内煤炭产量，降低对外能源依赖度。鉴于目前液化天然气价格处于异常高位，中国能源企业应缩减购买规模或推迟签署新的采购合约。适当管控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成品油出口，保障国内石油产品供应。同时，在全球油气行业投资低迷的环境下，应继续鼓励中资企业投资海外上游油气资产。这既有助于满足中国庞大的油气需求，也能获得较为有利的市场交易价格。
第二，在碳减排和清洁能源领域与美国开展合作，但中国的气候承诺应与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是中美共同利益较多的领域，是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应与美国在气候变化及清洁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形成新的合作框架，共同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加快全球能源转型进程。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及企业加强与美国各州及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市场体量大的优势，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中美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核电、储能、电动汽车等方面开展技术和市场合作。同时，考虑目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和消费结构、油气供应安全问题突出、制造业企业对能源成本高度敏感的现状，中国在碳排放、碳关税等气候议题上的承诺应与国内企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避免作出过高的承诺，以化解拜登政府利用气候议题打压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图谋。
第三，维持中俄能源贸易规模稳定，关注俄罗斯油气资产潜在投资机会，防范二级制裁风险。与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塞尔维亚和印度等立场近似的国家加强协调配合，抵御美西方要求中国选边站队的压力，继续在俄罗斯、美西方之间维持大体平衡政策。中俄能源贸易规模应保持大体稳定，不宜过快增长，以避免给美西方留下口实。同时，关注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等西方石油公司撤资留下的潜在投资机会，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中国油气企业应保持观望，待局势缓和后，再进入俄罗斯油气上游行业寻求投资机会。推动中俄能源贸易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支持采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企业应加强内部合规制度建设，做好应急预案，防范美西方的二级制裁风险。
第四，加快新能源相关金属矿产的海外布局，适当增加关键矿产储备。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路线看，锂、镍、钴和锰等关键金属矿产在未来能源转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在当前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和大国博弈竞争加剧的情形下，既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资源丰富的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开展矿业投资、金属冶炼和加工、商品贸易，不断完善当地生产、加工以及港口、物流等供应链建设，提高关键金属矿产价格定价权，又要引导中资企业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和双多边经贸协议，防范潜在的东道国政府毁约行为和美西方破坏活动。在市场时机合适时，应考虑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资金，增加锂、镍、钴、铜等国内紧缺的关键性、战略性矿产的储备规模，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关键矿产的潜在供应中断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注释
[1][3]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 New Worl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2019.
[2]Robert, J., "Shifting Gears: Geopolitics of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Global Energy Center, Atlantic Council, June 2021.
[4]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May 2021.
[5]Damien, N.; Marchili S. and Wiheba, T., "A New Wav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he Mining and Metals Industry", 2021.
[6]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June 2022.
责 编／陈璐颖
王永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大宗商品、货币经济学、国际投资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外汇冲销的实践与绩效》、《中国主权财富投资的理论、问题与对策》（合著）、《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的新能源革命》（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