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战略是实现能源安全的关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高度重视本国能源战略。美国、日本和德国是全球三大发达国家，也均是能源消费大国。由于在能源禀赋、消费结构和来源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美、日、德三国的能源战略在内容和方式上各具特色：美国能源战略受霸权利益驱动，日本能源战略强调供给多元化和科技助推能源独立，德国则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实施绿色能源战略。深入研究美、日、德的能源战略异同，对于我国能源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能源安全 能源战略 经济发展 化石燃料 清洁低碳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3.0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1]在现代社会中，能源往往被称为工业的“血脉”、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是推动和维持现代社会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当前国际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大重组，能源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供给问题或发展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的综合性问题。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能源战略各具特色，深入研究美日德三国能源战略的演变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能源安全的理解。
霸权利益驱动的美国能源战略
美国是最积极谋划能源战略的国家之一，其能源战略在确保自身能源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9年以前的一百年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纵观美国的经济腾飞史、对外关系史，无一不与能源息息相关，能源战略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甚至可以说，“美国的能源战略是获取美国世界霸权的根基”。[3]
美国能源战略发展史。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美国政府一直注重能源的科学规划、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美国的建国兴国史就是一部能源发展与能源利用史。早在1920年，美国就成立了联邦动力委员会，规范水利开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始着手有计划地制定专门能源战略。1941年，美国政府实施“曼哈顿计划”，加强战时特殊能源的管控与开发；1946年8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原子能法令》，用以指导和平时期美国原子能的发展和利用。为适应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1977年，美国专门组建能源部，具体负责能源战略、能源政策等的制定与实施。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更加重视能源战略。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伊始即成立了由副总统领导的国家能源政策开发小组（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专门研究制定美国能源的长期计划，同年5月发布了《全国能源政策报告》，2006年又提出了实施“先进能源计划”。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定出台了《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全面能源战略》《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路径的全方位能源战略》等文件，大力推行“全方位”能源战略，格外重视清洁能源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作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一改前任政府的施政方略，不断放宽对化石燃料的限制性规定，鼓励发展传统能源，着力实施“美国能源主导权”战略。2021年，拜登成功入主白宫，在基本上实现传统能源独立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清洁能源战略。
美国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与共和党理念不同、轮流执政，导致美国政府在能源政策上不时会呈现意见相左的情况。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开发清洁能源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奥巴马执政期间力主美国以行政命令“接受条约约束”[4]的方式加入《巴黎协定》。特朗普总统则认为《巴黎协定》限制了美国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权利，主张大力扶植煤炭业，力推石油业发展，并以“扼杀就业”（job-killing）为由签署行政令取消奥巴马时期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代之以“促进增长的计划”（pro-growth approach）。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能源战略的核心内容都是追求能源独立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自1970年代能源危机以来，“能源安全一直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其追求的能源独立可以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美国能源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目标”[5]。
当前，拜登政府将能源战略重点放在清洁能源革命上。将能源与气候问题挂钩是拜登政府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2021年11月，拜登推动国会两院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向能源领域投资约620亿美元。2022年2月9日，美国能源部宣布新设两名副部长，分别负责基础科学和清洁能源创新和部署清洁基础设施，以便更加有效地实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和《2020年能源法案》，加速全国范围内的清洁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在2035年前实现美国的无碳电力，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经济。[6]与传统能源不同，目前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尚未建立起优势地位，而且在关键设备、产品和稀土等特殊资源方面对外依赖严重。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物流中断，使美国认识到维护关键物资供应链的重要性。因此，美国政府目前的能源战略重点是在清洁能源领域降低对外依赖。
2022年2月24日，美国能源部发布《美国确保供应链以实现强韧清洁能源供应转型战略》。该报告指出，确保能源供应链安全的战略与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经济目标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该报告认为，清洁能源转型以多种方式提供了更好地构建供应链的机会，以支持美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增强美国的竞争力。[7]为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列出了7项关键策略，包括在国内实现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扩大国内生产能力，投资并支持多元且可靠的外国供应链，为清洁能源创造市场，提高利用效率和废物处理能力，利用清洁能源转型吸引和支持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加强对供给链的研究和决策，以进一步降低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风险，提高美国在清洁能源市场的竞争力和全球领导地位。[8]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依赖于有韧性和可靠的关键供应链，美国能源部的报告为国会和联邦政府提供了关键战略和建议，以便立即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更清洁、更强大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9]拜登政府将气候与能源方面的投融资、能源外交等紧密相连，计划推动出台碳关税等有力新措施，努力抢占美国在清洁能源的制高点和掌控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将着眼于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不断深化新能源战略，在建立美国主导的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上下功夫，在能源独立的基础上确保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或优势地位。
美国能源战略形成的原因。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既是能源消费大国，也是能源生产大国，这推动促成了美国能源战略的形成。一方面，在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领域，美国拥有天然的资源禀赋。美国煤炭储量全球第一，东部地区的阿巴拉契亚煤田是世界产量最大的煤田。美国石油储备同样惊人，2019年美国石油日均产量1707.2万桶，排名世界第一。此外，自2011年以来，美国天然气产量一直稳居全球第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页岩气、页岩油的大规模开发和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进一步加强了能源供给能力，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2021年，美国每天出口约863万桶石油，进口约847万桶石油，使美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年度石油净出口国。[10]尽管美国2020年、2021年的年度石油出口总额超过了石油进口总额，但美国仍然从其他国家进口一些原油和石油产品，以帮助满足国内石油需求和国际市场，例如，一些原油被美国炼油厂提炼成汽油、取暖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石油产品出口。纯粹从进出口数据来看，2006年10月，美国石油消费结构中进口占比达到峰值60%，随后在16年内降为零。与此同时，美国能源总出口量超过总进口量，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
另一方面，美国具有发展清洁能源的需求。美国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但其同样越来越重视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既源自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需求，也源自其维持地缘政治权力的战略考量。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挑战。发展清洁能源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气候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性普遍共识。清洁能源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美国核电技术、太阳能发电项目、科技创新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顺应时代趋势，加快推进清洁能源战略，可以进一步抢占市场，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而助推美国经济的再次繁荣。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认为：“到本世纪末，全球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的市场至少将达到23万亿美元，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在美国建立清洁能源供应链和解决方案来垄断这一市场。这些解决方案将在美国采购，并使用美国的劳动力。”[11]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以来，每一种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往往意味着国家实力与权力的巨大变化。清洁能源既然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对开发清洁能源的重视就与地缘政治权力高度联系在一起。目前，中国在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等较为典型的清洁能源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不但拥有全球最大光伏发电全产业链集群和最大产品出口国等“一系列桂冠”，而且风电装机也已连续十年在全球排名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业基地。在美国看来，其在清洁能源领域对中国存在的技术和设备依赖，正在削弱美国霸权。为了回应这种挑战，美国试图在清洁能源领域重建排挤中国的产业链，以增强美国在该领域的韧性、实力和领导力。
强调供给多元化和科技推动独立的日本能源战略
与美国不同，日本传统能源资源极其匮乏，也因此高度重视能源战略，把能源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政府施政的优先地位。“能源问题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定并实施合理、有效的能源战略一直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的工作重点。”[12]
日本能源战略的历史嬗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建设上，并逐步摆脱战败阴影。到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制定与实施国家能源战略。1962年，通商产业省出身的池田勇人领导制定了日本第一部《石油工业法》。随后，为进一步稳定石油等关键能源的供应，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石油公团法》《石油供求优化法》等系列政策。1973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在通商产业省下成立自然资源与能源厅，推动能源资源管理和能源基本计划制定的进一步专业化。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有意识地规划新能源发展，实施节能措施，并开发核电。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进入全面谋划国家能源战略的新阶段。2002年，小泉内阁推动通过《基本能源政策法案》（Basic Energy Policy Law），搭建起涵盖所有能源领域的法律综合体系，规定日本能源政策的目标是实现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03年，日本政府根据该法研究制定了第一版《基本能源计划》（日文为“エネルギー基本計画”；英文则存在两种翻译：Basic Energy Plan／Strategic Energy Plan，前者为日文的直接翻译，后者用于日本政府提供的英文版本中），之后《2030年长期能源展望》（2004年）和《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年）也陆续推出。201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又发布了《能源革新战略》，进一步完善以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相关制度。到2018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已公布五期基本能源计划，提出了面向2030年乃至2050年的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2021年10月，日本第六期基本能源计划正式发布。
日本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日本能源战略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始终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是推进能源供给多元化，以科技进步提高能源使用率和开发新能源。
第一，重视海外能源供给渠道，积极开展能源外交。日本政府不断拓展和巩固与全球各个地区能源大国的外交关系，努力增加双边合作、扩大共同利益。[13]截至2018年，“日本在全球实施的石油、天然气勘查开发项目已涉及亚洲、美洲、欧洲、非洲、中东、大洋洲等6个地区的近40个国家，基本涵盖了全球的主要能源国家”[14]。同时，日本积极参加国际能源合作，主动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能源研究合作。2007年11月21日第三次东亚峰会上，日本提出成立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的议案，并获得东亚各国首脑一致同意。该中心最先进行的两个政策研究计划（Test Run Project）之一就是“东亚地区的能源安全保障”。[15]2015年9月，安倍晋三在会见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时表示，“对国际能源署为加强全球能源安全发挥作用表示期待，并表明日本将继续最大限度地支持国际能源署的活动”[16]。
第二，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日本经济腾飞初期，能源供应主要是以石油为主。1975年，石油在一次性能源供给中的比重超过了70%。从这一时期起，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布局新的能源产业。田中角荣内阁主导出台了“电源三法案”——《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电源开发促进对策特别会计法》和《发电用施设周边地域整备法》，为核电建设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从此，日本开始走上“核能立国”的能源道路。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前，日本共有54座核反应堆，提供了全国大约30%的电力。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民众对核电站的不信任感和不安感与日俱增。日本政府就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定位作出了重大调整，开始放缓核能利用的脚步，确定将报废的核反应堆达到了21座。[17]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加快调整布局核能之外的其他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第四版《基本能源计划》提出：“新计划明确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定位为‘主力电源’”。2021年10月22日，日本公布的第六版《基本能源计划》，要求从需求和供给侧强化能源安全，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达到36%～38%。[18]
第三，矢志不渝致力于提高能源独立水平。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一直依靠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其工业供能。当前，日本在坚持能源供给来源多元化的同时，格外强调能源独立，降低对外能源依赖。日本一方面在提高独立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能力上下功夫，提出到2030年独立开发的石油天然气比例将从2019年的34.7%增加到50%以上，到2040年将超过60%；另一方面，发展清洁能源，寄希望于在脱碳能源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解决包括甲烷水合物在内的国内资源开发问题。历史上，日本在清洁能源领域具有较强的优势，例如，相关统计显示，1988年～2007年日本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专利数量雄踞全球第一，替代能源技术前100位申请机构中有45家是日本机构；日本洁净煤工艺和高端能源装备技术世界领先。[19]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崛起，日本的优势迅速丧失。这也加剧了日本能源战略的焦虑，与美国类似，日本亦试图降低清洁能源领域在技术和设备上的对华依赖。
此外，日本还大力推进能源节约。早在1979年，日本政府就颁布实施了《合理使用能源法案》（日文为“エネルギーの使用の合理化等に関する法律”，通常被简称为“省エネ法”），即“节约能源法”，之后多次进行修改完善。最新修改版本在2022年3月1日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在节能增效方面，日本一直拥有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这也成为日本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第六版《基本能源计划》要求到2030年日本能源自给率提高到30%。[20]这一目标只能通过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和进一步节能增效来实现。
日本能源战略形成的原因。日本能源战略的形成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国际因素。首先，能源自给率低的现实国情是日本制定能源战略的最大前提和动力。长期以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日本能源需求大、消耗多，能源消费总量位居世界第四。然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主要能源资源贫乏，仅在日本海沿岸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油田。这种现实使“日本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极度贫乏，资源储量未列入世界能源统计数据中”。[21]日本能源供需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其接近89%的能源长期依赖进口，能源自给率仅为11.2%。[22]这自然导致了日本政府在能源战略上尤为重视海外能源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比美国等能源大国更加注重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任后，新设立“经济安保”部长职位，目的之一就是确保能源与食品供应得到保障。
其次，国际能源市场的偶发波动和突发危机不断影响着日本的能源战略。历史上爆发的几次石油危机，日本都深受影响，被迫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化石能源在能源供给结构中的比例。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的批发物价（WPI）和消费者物价（CPI）年均增长率均超过20%”[23]。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能源供给渐趋多样化，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供应比重不断增加。[24]从日本的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关系看，日本的能源效率在两次石油危机后有大幅提升。[25]目前，日本的能源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在日本的能源进口国里，俄罗斯扮演着不小的角色。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使日本陷入政策两难。来自俄罗斯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对日本消费市场来说不仅仅是价格高低的问题，更是其维持正常经济运转的关键。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大大提高了天然气火力发电的比重，目前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高达40%。如果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日本可能将随时面临停电的危险。类似于此的诸多因素，促使日本更加坚定了追求能源独立的战略构想。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发展大势，以及日本具有的科技、资金、人才等优势，也在推动日本能源战略向可再生能源领域转向。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在日本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2020年时达到19.8%，[26]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核电下降的空缺。
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德国绿色能源战略
德国作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能源战略也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作为自然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德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尤其是新能源战略一直为世人所关注。”[27]一方面，德国将能源战略视作实现政治和解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德国大力推动绿色能源发展。
德国能源战略的发展历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德国工业化的历程中，丰富的煤炭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在二战后痛定思痛，在国家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在能源领域的重大举措就是将德国自身的能源战略纳入地区安全与发展框架中，尤其是彼时对国家实力最重要的煤炭和钢铁行业。1951年4月18日，致力于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通过，并于1952年7月23日生效。根据条约，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六国实现煤钢联营：一方面，六国可以免税获得彼此之间的煤炭和钢铁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将六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生产置于于共同监督之下。这一举措不仅实现了法德和解，而且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建立创制了基础和样板。德国把煤炭和核能发展都置于国际组织的监督之下，有力推动了与法国等邻国的战略和解。但是，冷战结束后，出于环保的考虑，德国的煤炭消费急剧下降，在1991年～2021年间下降了62.77%。[28]
德国长期以来是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进口国。随着石油重要性的提高，德国政府高度重视石油储备。1965年，德国颁布《矿物油产品最低储备法案》，于1974年再次颁布《在原油、矿物石油产品或天然气进口受到危害或阻碍时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联邦法案》。在此基础上，1978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石油及石油制品储备法》，决定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石油储备联盟”，建立较为完善的石油储备制度。目前，德国97%以上的原油供给依赖进口。以2021年为例，德国进口了近8200万桶原油，其中约30%来自俄罗斯。
与煤炭和石油消费同样急剧下降的另外一个主要能源是核电。出于环保、安全和政治考虑，德国社会对开发核能产生了厌恶感。早在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执政后，就推动联邦政府制定了逐步关闭淘汰核电站的决定。2009年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组成的新政府上台后，逐步淘汰核电站的计划被取消。截至2011年3月，德国四分之一的电力来自核能，使用了17座核反应堆。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德国淘汰核电站的计划再次被重新启动，并立即关闭了8个核反应堆。目前，德国已经关闭淘汰了30座核反应堆，只剩下3座仍在运行。
德国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德国能源转型的总体战略是“提高能效、弃核弃煤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积极实施节能减碳”[29]。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不断提高能源效率，是德国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
第一，德国能源战略中最突出的特色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不断降低石油、煤炭、核电消费比例的前提下，德国将能源开发重点放在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上。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成为德国能源战略中的标志性事件，为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撑。德国成功启动了光伏市场，继而拉开了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高速发展的大幕。2002年4月《有序结束利用核能进行行业性生产的电能法》生效，德国以法律形式确定不再批准新建核电设施。2010年9月28日，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发布了《能源战略2050——清洁、可靠和经济的能源系统》报告，详细规划了德国在能源供应和使用等方面的长期和阶段性目标，明确提出了能源转型的行动路线图。进入21世纪的20年中，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约14倍，“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3%提升到40%以上”。[30]这些举措有力地缓解了弃核之后的能源缺口，让德国看到了解决困扰其百年能源安全问题的“终极武器”。2019年德国联邦政府决定，将原定到2040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提前至2035年，要求大幅度降低一次能源消耗，加快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进度，在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中将可再生能源定位为未来的绝对主导能源，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6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80%。
第二，依靠技术进步不断提升能源效率。2000年，德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共同成立了德国能源署（Deutsche Energie-Agentur），致力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此后，德国相继制定了《节约能源条例》《国家能效行动计划》等系列能效规章制度。根据美国能源效率经济理事会（ACEEE）的调查显示，德国的能效在国际比较中遥遥领先。[31]以石油为例，2012年至2019年，德国石油产品消费量一直保持在1亿吨左右，相对平稳。总体来看，自1991年至2021年的30年间，德国实现了在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同时不断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从1991年最高的350百万吨油当量（mtoe）下降到2021年的286百万吨油当量，下降幅度高达18.29%。[32]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是德国能源战略中重要内容，也是德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以外能够长期保持正增长的能源类别。2015年～2019年，德国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长3.9%，在2020年减少2%之后，2021年增加了约4%，达到960亿立方米。但是，由于德国对俄罗斯存在高达55%的天然气依赖，目前俄乌冲突会对德国能源转型战略造成重大影响，迫使德国推动天然气来源多元化战略，寻求新的天然气来源，例如美国和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并利用荷兰的液化天然气站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弃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毫无疑问会增加德国市场上的天然气价格，但德国政府并未退缩，甚至将之视作加快推动能源转型的机遇。
德国能源战略形成的原因。德国能源战略的形成与能源危机息息相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认识到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性。鉴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德国逐渐在实践中将能源发展重心放在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可再生能源上。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政府专门出台《高技术战略》《研究津贴法》等文件，推行德国科技“卓越战略”，“研发强度从2005年的2.44%逐渐提高至2019年的3.17%”[33]。经过长期的发展，德国在能源技术开发与应用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一直被称作绿色技术创新国，在风能、氢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诸多领域都领跑世界。德国拥有许多层次高、实力强的科研机构，良好的技术储备、基础与应用研究都在相关领域居领先水平，“为其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34]。
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短缺和价格飙升，给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直接表现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消费者则因为能源支出增加，更加注意节能，推动能源转型。但是，德国能源战略的实施依然遭遇重大挑战。2022年6月19日，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拜克（Robert Habeck）宣布，为了节约天然气，德国将重启燃煤发电厂。此前，德国政府曾将逐步淘汰燃煤发电的日期从2038年大幅提前到2030年。
美、日、德能源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蓄势待发。”[35]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能源需求与日俱增，2019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最多的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能源战略，在推动各自能源发展、维护各自能源安全中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对我国了解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理解和实现能源安全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能源从来都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的能源的开发利用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霸权模式。早期人类利用风能，通过风帆开启了征服世界的步伐。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通过蒸汽机对煤炭的开发与利用则不仅开启了工业革命，而且奠定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压倒性优势。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更具有战略价值的能源。德国、美国等一大批新兴强国快速崛起。石油资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大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支撑力量和斗争目标。美国霸权的建立得益于自身的能源优势。自1859年石油工业诞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并且多年保持世界石油产量第一的位置，直到1976年被苏联超过。世界上第一个掌握核能的国家同样是美国，成为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关键因素。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能源问题依然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很可能决定未来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动与走向。另一方面，对传统能源的限制正在不断加大加强。碳减排、碳关税，以及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都在清楚地表明，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能源博弈已经在激烈展开。可以说，谁在能源领域取得绝对优势，谁就为赢得未来夯实了坚强物质基础，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坚持生态文明观，顺应清洁低碳、环保高效的世界能源发展时代大势。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等，无一不警醒着人类过度依赖化石能源所造成巨大的灾难。绿色发展也因此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低碳环保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核心议题。美、日、德的能源战略都高度重视国内能源的清洁低碳、环保高效，都在铆足精力抢占清洁能源市场。美国首任负责能源资源的前助理国务卿弗兰克·范农（Frank Fannon）曾经指出，中国目前主导着清洁能源所需关键的矿产市场，所以特朗普政府非常担心美国对这些进口的依赖，他建议拜登政府带领盟友和伙伴开发一条可替代的清洁能源供应链。[36]欧洲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也提出，欧洲国家作为气候经济的竞争者，应注重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竞争：“中国生产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光伏组件，控制着全球逾三分之一的风力涡轮机市场，并主导着全球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中国是粗钢和铝等关键金属的最大生产国，也是稀土元素等关键矿物的主要全球供应国，而稀土元素是绿色产品的必要原料。随着气候保护工作的加强，这些市场的重要性将继续增长，它们是未来繁荣的驱动力。”[37]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同时为了不断推动国内发展、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我国主动顺应清洁低碳、环保高效的世界能源发展时代大势，牢牢坚持生态文明观，树立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能源战略中，努力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国内发展与国际接轨，解决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绿色环保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来看，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要求。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明确强调：“加快低碳转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38]
维护能源安全是能源战略的重要目标。总的来说，美国、日本、德国的能源战略归根结底是为了确保自身能源供应安全，同时尽量免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稳定国内能源供应价格。目前，我国能源安全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风险挑战。一方面，能源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高。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煤炭仍然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占据能源消费的半壁江山。2019年～2021年间，煤炭消费量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为57.7%、56.8%和56.0%，虽然比例在下降，但下降速度较为缓慢，而且绝对数量依然在增加。同时，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21年，我国进口原油5.13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2%；进口天然气1.21亿吨，对外依存度为44.9%。全球石油储量，“47.7%集中在中东地区，其次分别是中南美（19.2%）、北美（13.3%）和中亚—俄罗斯地区（8.9%）”；全球天然气储量，“42.5%也在中东地区，29%在中亚—俄罗斯地区”[39]。国际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等个别地区，客观上给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潜在隐患。
因此，我国需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在进一步推进能源供给多元化战略下，继续深入挖掘新兴能源潜力，努力提高能源自给率。从供需两端着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广节能环保。与此同时，我国需要实施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的能源转型战略，环境治理和减排不能给社会大众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此外，我国还要进一步加强主要能源的战略储备，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直接冲击与次生灾害，不断提高维护能源安全的能力和水平。
科技是能源发展的支撑，是能源战略的重中之重。现代社会对能源的需求是科技支撑下的能源开发与利用，能源工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美国页岩气革命、清洁能源革命无一不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日本的能源节约技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亦是如此。目前，美国已经要求世界各大芯片企业“自愿”向美国披露芯片产能、库存量等信息，所以未来美国政府完全可能会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与矿物供应链相关的信息，就像它们要求披露碳排放量一样，以实现美国主导下的清洁能源和资源供给链。
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与设备生产优势，努力维护我国在该领域供给链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要加快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积极扩展新能源市场，不断增强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关键要把能源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科技革命与科技创新维护能源安全。
［本文受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项目（2022年）“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主要挑战”资助］
注释
[1]习近平：《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加快实施能源领域重点任务重大举措》，《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第1版。
[2]李扬：《美国能源战略助推其“能源独立”的实现》，《当代世界》，2013年第9期，第65页。
[3]倪世雄、潜旭明：《霸权之基：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第8期，第54页。
[4]大多数国家批准条约的权力由立法机关行使，为避免复杂程序和被拒绝批准，国际实践发展出以“接受”“赞同”代替“批准”作为国家同意承受条约约束的方式。
[5]贾智彬、孙德强、张映红、侯读杰、郑军卫：《美国能源战略发展史对中国能源战略发展的启示》，《中外能源》，2016年第2期，第1页。
[6]“DOE Optimizes Structure to Implement $62 Billion in Clean Energy Investments from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Feb. 9, 2022, https://www.energy.gov/policy/articles/doe-optimizes-structure-implement-62-billion-clean-energy-investments-bipartisan.
[7]“America's Strategy to Secure the Supply Chain for a Robust Clean Energy Transit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Feb. 24, 2022, p. 5.
[8]Ibid, pp. 20-44.
[9]“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nounces Clean Energy Strategy“, Mining News Wire, March 4, 2022, https://www.miningnewswire.com/u-s-department-of-energy-announces-clean-energy-strategy/.
[10]“Oil and Petroleum Products Explained“,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April 21, 2022, https://www.eia.gov/energyexplained/oil-and-petroleum-products/imports-and-exports.php.
[11]“America's Strategy to Secure the Supply Chain for a Robust Clean Energy Transit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Feb. 24, 2022, p. 5.
[12]郝晓云、李作双：《日本能源战略动向》，《国际石油经济》，2004年第11期，第39页。
[13]王伟军：《试析日本的国际能源战略》，《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第84页。
[14]陈喜峰、陈秀法、叶锦华：《全球能源资源战略的日本经验》，《中国矿业报》，2018年7月31日。
[15]西村英俊：《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的设立与对东亚共同体的贡献》，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2010年7月2日，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bbl/10070201.html。
[16]《安倍会见国际能源署署长 将援助加强能源安全》，人民网，2015年9月16日，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916/c35469-27593421.html。
[17]《2021年版日本核能发电站地图》，走进日本，2021年5月10日，https://www.nippon.com/cn/japan-data/h00967/。
[18]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Outline of Strategic Energy Pl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October, 2021, pp. 12-13.
[19]李晓西、郑艳婷、蔡宁：《能源绿色战略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26页。
[20]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Outline of Strategic Energy Pl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October, 2021, p. 13.
[21]《日本石油天然气政策介绍》，国家能源局，2006年3月4日，http://www.nea.gov.cn/2006-03/04/c_131057138.htm。
[22]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
[23]魏加宁：《日本的教训：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西安金融》，2006年第1期，第4页。
[24]尹晓亮：《能源危机管理的政策安排：以日本应对两次石油危机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第57页。
[25]尹晓亮：《日本规避石油价格风险的数字化解读》，《现代日本经济》，2010年第1期，第24～30页。
[26]Data Source “Distribution of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Japan in Fiscal Year 2020, by Energy Source“, Statista, Novermeber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45675/japan-share-of-electricity-production/.
[27]黄玲、张映红：《德国新能源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资源与产业》，2010年第3期，第48页。
[28]数据经计算得出。1991年，德国煤炭消费总量为407781.94短吨（short ton），2020年为151834.66短吨。原始数据来源：“Germany: Coal consumption”，The Global Economy,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Germany/coal_consumption/。
[29]符冠云、熊华文：《日本、德国、美国氢能发展模式及其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20年第6期，第86页。
[30]李强：《德国能源转型面临挑战》，《人民日报》，2022年5月6日，第16版。
[31]《和其他国家比较：德国能效遥遥领先》，国家节能中心，2016年11月21日，http://www.chinanecc.cn/website/News!view.shtml?id=179945。
[32]数据来源于EnerData，经过计算得出，参阅“Germany Energy Information”，EnerData，数据更新至2021年，https://www.enerdata.net/estore/energy-market/germany/。
[33]"Interactive Graphic 1.3.1: Share of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GDP in Selected Countries",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pril 8, 2022, https://www.datenportal.bmbf.de/portal/en/chart-1.3.1.html.
[34]相震：《德国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现状及促进措施》，《四川环境》，2012年第1期，第153页。
[35]《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
[36]"Top U.S. Energy Diplomat Expects Minerals Initiative to Continue under Biden", Reuters News, Dec. 18,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minerals-renewables-idUSKBN28S334.
[37]"It's Time for Climat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Jan. 21, 2022, https://merics.org/en/opinion/its-time-climate-competition-china.
[38]《习近平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人民日报》，2022年6月25日，第1版。
[39]戴家权、王利宁、向征艰：《关于中国长期能源战略制定的几点思考》，《国际石油经济》，2019年第12期，第12页。
责 编／张 晓
梁亚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能源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时代的大国战略》、《国际政治格局转变中的能源与气候研究》（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