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29位学人的访谈，聚合生活轨迹、人生思考、文艺创作三个题材域，凝练他们的高洁品性与旷达文风。
《风骨》以人品和文品为关键词，呈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舒晋瑜通过与29位学人的访谈，聚合生活轨迹、人生思考、文艺创作三个题材域，凝练他们的高洁品性与旷达文风。作者选择从学养切入，讲述当代学人“风骨清举”的为人、“明朗刚健”的为文，在治学中保持对信念的忠诚、对生活的热诚、对文学的赤诚，其作品立足中国大地，承继中国文化和描画中国气象。
王运熙诠释《文心雕龙》风骨论时说道，风为清、显、明，是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骨为精、健、峻，是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刘勰理解的文风之清依赖作者的意志、气质和品格，“作者的思想感情骏发爽朗，就产生作品风貌的清明显豁的特征”。（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风骨》一书的“风骨”蕴含三层含义，首先文品及人品皆是风清骨峻，其次本书写作也讲求去除藻饰，以端直为本、以情真为翼。
《风骨》文题直接亮明学人的自我要求或学术要求，舒晋瑜从平等的对话思域中发掘采访对象宽厚睿智的心灵向度，她的思考呈漾开式圆波节律，层层推进。文章皆以采访手记开篇，铺设生活语境，运用他视角（作者）和我视角（学人）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物重要经历的记述中埋设论题。作者扣住“情怀”，特别注重观察学人对人与世界的感情。例如，我的观点在人家看来太新潮（周有光）；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马识途）；我什么“主义”都不管（钱谷融）；我生下来应该是干这一行的（任溶溶）；我希望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徐怀中）；我毕生追求美文（谢冕）。这六篇文章以“我想”为落点，表达个体的生命态度。作者采用顺流式叙事行文，巧妙从他视角落笔，折回我视角。不到绝顶永远不停（许渊冲）；像小草，更像战士（草婴）；即使像蚂蚁爬，也要写下去（宗璞）；努力给历史留份底稿（宁宗一）；提倡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丁帆），这类文章实际是逆流式叙事，由其学术贡献切入，从我视角下沉入他视角。“我”“他”搭建全书框架，具体到人物素描，作者又内嵌一重内视角/外视角的结合，由采访对象的自审和采访者的他审，结构每一篇文的筋骨。
舒晋瑜的记述，提供了当代学人的私人记忆和日常记忆，从中彰显学者一生的淡定与自持，她用丰富实例，破解治学及为人之道。我认为，文中之道的核心在于求真、求实、求美，而求真之器是由律己申发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钱谷融倡导“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我什么主义都不管，就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自己的真心话。……真正的批评家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不会因为私人感情不讲真话。”吴小如坚守父训——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就是人品要好。谢冕秉承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张承志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外号“凶神一号”的蒋子龙，永远对生活饱含“深情”。
学人以人文关怀再现其所处的时代，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见证且参与一个时代的文学。冯其庸的学术研究依托三证，即文献记载、地面遗迹、地下古迹。温儒敏恪守恩师王瑶教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雷达告诉读者他应是“一个真实的、热烈的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一个心灵在场、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彭荆风书写云南边疆70年，足迹遍及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韩少功开发湘地的民俗、风物、语言。邓友梅建议文学绝不可“随大流”，作品要有趣且有意。拥有“四驾马车”的冯骥才，反复提及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必备的使命感，“无论是我早期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还是后来的文化小说，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即使有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小说，实际都和当代社会有密切相关的思考”。
在思想性之外，学人的创作或译介，皆讲究艺术性层面的古雅与抒情。宗璞作品追求“诚”与“雅”，特别指明“雅”源于不厌其烦地改；高莽以文学和绘画的理念互补，实现与世界的沟通；屠岸不懈追求美，耐心发现美。草婴要求翻译家必须对作品人物有共情；许渊冲一生追求诗译，提倡“三美”，即音美、形美和意美，他会不断自问：译文中是否可看见无色的画、听见无声的音乐。
《风骨》通过学人以笔为旗的经历，提供给读者的可复制性经验是什么？
首先，践行信念的重要性。书中“文苑名师”通过“想”和“做”的以身作则，抵抗名利的诱惑与牵扯，固守信念。谢冕说“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作了诗歌，诗歌只作了新诗，新诗只作当代诗。也许我的才华在别的方面，我对园林、对服装、对饮食等都有兴趣。但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杨义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学术是毕生唯一乐趣和整个事业。冯骥才喜欢“为理想而活着，为理想承担责任”。
其次，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当代学人深切感知中华文化向心力，其学术探索充分论证“自信—他信—互信—共信”的文化自信实践路径（张福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学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明确学术研究需要掌握如何从中国文化出发。宁宗一常说“自己是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熏陶出来的”；高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翻译的根基；宗璞强调研究外国文学必须时刻关注中国文学；杨义在贯通古今文史的基础上，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冯骥才作为抢救文化遗产的行动者，他解释投入该事业的原因，“中国文化的那种博大深邃、灿烂辉煌感动了我，文化里包含的丰富的感情感动了我”。乐黛云在求学中越发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她提示后学，研究西方文化过程中，不能“跟着走”“照着走”。许渊冲讲述个人自信如何建立的过程。“开始时我也不自信。自信是慢慢来的。我考虑的是，胜过自己，每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力量，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第三，守正创新的可行性。当代学人致力于各自专长领域，延续中华文化的生命，激发中国文化的活力。“大侠”严家炎的学术追求是“清源正本，求实出新”；杨义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探寻，须联系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整体性和过程性，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须根植大地，连通地气。”林非提出“一个国家应该日益提高自己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水准。一个会思考的民族才会产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乐黛云最大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小说家李国文近年已将工作重心转向《酉阳杂俎》注释，其贡献正是“唐代博学的小说家与现代博学的小说家的一次强强联合，一部唐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全新解读”。
诗人郑敏反思自己一生中“我曾不停地更换驿马”，不断“和朝阳正午比赛”，终由徜徉天地、不忘初心而获大自在。舒晋瑜特别摘录了邵燕祥《散步的人》：“从20世纪走到21世纪，从蹒跚学步到从容漫步，这个在中国散步的人，这个在天地之间散步的人，他，就是我”。在中国，在天地间，闲庭信步，是邵燕祥对个人的概括，也是《风骨》里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命写实。风骨何在？求索不息，人格不朽。（戴瑶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