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在制片资金、发行渠道、放映场地、媒体推广等方面对主流电影给予了大力扶持。与此同时，在传播时代理念、凝聚民族意志、促进社会建设、塑造国家形象、巩固政权根基等方面，主流电影也发挥了显著效益。目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主流电影的重大使命之一，而题材的迭代与开拓则是其关键议题，我们需要理性辨析过往经验、悉心把握未来走向。
【关键词】主流电影 题材 中国故事 中国电影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J971.1 【文献标识码】A
主流电影通常具备三个特征：在内容上多以赞颂党和人民的历史功勋与现实业绩为主；在风貌上多以呈现昂扬乐观、催人奋进的视听形象为主；在意涵上多以倡导民众“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主。1938年“延安电影团”的组建，可视为我们党自主电影实践的开端。1946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成立，标志着党的电影事业的兴起。该厂于1950年前后摄制的《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赵一曼》《白毛女》等作品，正是新中国“主流电影”的肇始之作。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主流电影的基本特征始终如一，但随着时代更迭，这类作品在题材范围、人物塑造、叙事模式、视听风貌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宏观而言，其沿革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以工农兵作为银幕主体的“前三十年”。其二，以多元拓展为表征的“后四十年”。本文采用中国电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电影题材的发展状况作出系统考察和扼要阐释，旨在肯定成就、剖析问题、前瞻未来，俾使银幕上的“中国故事”能够讲得更加务实、更有光彩。
工农兵作为银幕主体（1949-1979年）
1949年11月，以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的成立为标志，新中国电影管理系统开始全面运行。1953年，各地私营电影机构被悉数收归国有。从此，中国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属性明显减弱，而作为时政宣传品的属性大幅增强。主流电影作为我国银幕主体的历史地位亦由此确立。
以工农兵作为叙事的主角，是这一时期主流电影的典型特征。实际上，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我们党就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新中国电影事业在秉持既定文艺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电影创作要以“‘写工农兵’与‘写给工农兵看’为主，在写工农兵中间又把重点放在写兵的问题上”。在此原则指导下，工农兵题材电影迅速成为银幕叙事的主流，并持续三十年之久。就实际创作情形看，以军人为主角的军事类影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紧随其后是农村题材，然后才是工业题材。尽管这种题材比重在顺序上与“工农兵”的提法相悖，但其呼应了宣传的时代需要，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与工业在GDP构成中的实际状况。
军事类题材：强化信念，垂范民众。这类影片多以党史军史为背景，用澎湃的激情表现党在不同时期率领军队浴血奋战的辉煌业绩。藉此，既彰显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时代主题，也渲染了军队和人民生死与共的血肉情谊。
军事类作品以战争片为主。其中，表现国民革命战争的仅有《大浪淘沙》等个别几部，再现土地革命战争的也不太多，主要有《党的女儿》《冬梅》《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怒潮》《闪闪的红星》等。描写抗日战争的最多，如《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 《狼牙山五壮士》 《回民支队》《地雷战》《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三进山城》等。表现解放战争的在数量上位居第二，如《南征北战》 《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战上海》《延安游击队》《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侦察兵》等。反映抗美援朝的位居第三，如《上甘岭》《长空比翼》《烽火列车》《奇袭》《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激战无名川》《碧海洪波》等。此外，还有少量叙写1949年以后军队赴边疆剿匪或进行自身建设的影片，如《山间铃响马帮来》《英雄虎胆》《哥俩好》《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南海长城》等。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影片如《白毛女》《农奴》等，尽管没有或较少涉及军事场面，但其主人公命运的转变，无一不是红军、八路军或解放军及时出手的结果。由此既塑造了军队的拯救者形象，也让武装斗争的意义和使命得到了更为直观感人的抒写，因此这类作品亦可看作是军事类影片的别样呈现。
此时主流电影之所以把创作重点放在“写兵”上，自有其深远的考虑。首先，红色江山是无数军人前赴后继用生命换来的成果，因此需要用电影等艺术形式筑起座座丰碑，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其次，党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用电影颂扬军队的艰辛历程，就是肯定党在推翻三座大山等方面的丰功伟绩，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方式，表明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最后，人民军队向来有服从命令听指挥、越是艰险越向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因此，通过电影把军队和军人塑造成全民楷模，有利于教育大众并培养其奉献精神，进而积极参与生产建设，自觉维护新中国的政权稳定与社会发展。
就传播效果而言，由于军事类影片大多具有惊心动魄的场面、视死如归的情节、义薄云天的人物，以及对爱与恨、善与恶的充分渲染，一向深受观众欢迎。当观众被这类作品熏陶几十载后，银幕上的英雄自然会成为内心的榜样，电影里的信念也会化作人生指南。军事类影片在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有效地让民众确立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这种信仰反映在生活中，就体现为对军队和军人的爱戴，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以及对日常工作的任劳任怨乃至无私奉献。
工农类题材：形塑观念，砥砺人生。相比于军事类影片多以渲染战斗英雄为主，旨在让民众树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坚定信仰，工农类影片则以演绎当下的劳模为主，意在让民众确立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执着信念。显然，这些作品的核心诉求都是将民众培养成新中国忠诚的捍卫者和建设者。
在农村题材影片中，除《白毛女》《祝福》《红旗谱》《苦菜花》等少数以表现旧社会苦难为主的影片外，多数都像《花好月圆》一样，致力于赞美走集体化道路所带给农民的幸福生活。这两种作品具有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对于社会教化而言，还有什么比“忆苦思甜”更能激发起人们的爱憎情感，更能询唤出大众对国家意识的认同与信奉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而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厉行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公有制。然而，土地作为经济运行的关键要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以私有状态存在于广大农村。为此，中央于1953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继之又在1956年推广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在1958年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至此，党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配合上述农业政策的推行，各制片厂拍摄了大批相关影片，如《农家乐》《葡萄熟了的时候》《不能走那条路》《春风吹到诺敏河》《夏天的故事》《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康庄大道》《耕云播雨》《李双双》《北国江南》《汾水长流》《丰收之后》《战洪图》《艳阳天》《青松岭》等，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浓墨重彩地演绎了农民高昂的劳动热情以及由此获得的幸福生活。
除经济领域外，党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涉及清除封建迷信、改良婚姻制度与习俗等方面，相关影片主要有《儿女亲事》《结婚》《刘巧儿》《罗汉钱》《小二黑结婚》等。此外，我国于1970年代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享誉世界。据统计，在1968-1976年期间，全国推行该制度的生产大队由20%上升为90%，农村受益人口达85%。对此，《春苗》《红雨》等影片均以表现乡村“赤脚医生”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礼赞。
与农村题材影片相比，工业题材影片在数量和影响力等方面相对较弱。这种状况或许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工人在总人口中占比较少、电影编导对企业运行和工人生活缺乏了解，以及时代氛围有关。尽管如此，这三十年仍然推出了80余部相关影片，如《桥》《六号门》《水库上的歌声》《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换了人间》《草原晨曲》《大李老李和小李》《青年鲁班》《特快列车》《海港》《创业》《沸腾的群山》等。这些作品涉及交通、铁路、港口、矿山、油田、钢厂、工厂、林场、建筑、水利等行业，几乎全方位反映了新中国推进工业化开发与建设的蓬勃景象，也塑造了一批豪情满怀、大公无私的工人形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批影片的创作初衷是要表现整个社会对国家现代化，乃至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切渴望，但同时也映射了“大跃进”等“左倾”观念。例如，在《白手起家》中，本溪合金厂仅凭几个工人和简陋设备，就炼出上百种优质合金产品；在《红领巾的故事》中，一群少先队员在老工人指导下，竟能建起炼钢炉并炼出高品质灰口铁；在《重要的一课》中，一家弄堂小厂只用12天就研制出了精密仪表专用的锰铜丝；在《英雄赶派克》中，英雄牌钢笔不到仨月就赶上了美国派克笔的品质……这些梦幻般的故事虽然虚妄，但作为激情岁月的漫画式缩影，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生动的视听资料，成为中国电影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文本。
此外，在上述工农题材作品中，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一是当时“知识分子”大都如《决裂》中的教授那样，被塑造成落后、保守、猥琐的配角形象。这种状况的形成显然与彼时的社会思潮有关。二是出现了几部着力表现女性自主意识、自强风采的作品，如《女司机》就塑造了一位飒爽干练的女火车司机形象，这类作品或可看作是对“半边天精神”的积极呼应。于今看来，前者的视角对我国的现代化无疑具有消极作用，而后者在推动移风易俗、促进男女平等以及解放生产力等方面，确实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毋庸讳言，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电影中，尽管不乏《五朵金花》《英雄儿女》《特快列车》《农奴》等精彩之作，但故事模式化、人物符号化、理念格式化的现象也相当普遍。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启航之初，中央就及时调整了文艺政策，主流电影亦步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题材及风格的多元拓展（1980年至今）
中央对文艺方针的反思和讨论始于1978年。两年后，《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26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表明中央确立了新的、更具包容性也更有生命力的文艺方针。此后，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电影界很快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兴旺景象。在此期间，受“娱乐片”和“探索片”崛起的影响，主流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在1980年代曾一度下降，后在政府支持下于1990年代重振雄风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电影市场的砥柱中流。
从短暂徘徊到长足发展。1980年后，主流电影虽也有一些佳作相继面世，如《喜盈门》《人到中年》《西安事变》《廖仲恺》《雅马哈鱼档》《孙中山》《血战台儿庄》等，但直至1989年《开国大典》上映前，这类影片在总体上的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却都不太理想，原因在于此时集中出现了两类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首先是以《神秘的大佛》《少林寺》《二子开店》等为代表，形成了历时八年多的“娱乐片”热潮。这类影片的票房相当火爆，吸引了大多数观众。其次是涌现了不少在国内外屡获嘉奖的“探索片”，如《黄土地》《黑炮事件》《红高粱》等，这类作品颇具艺术魅力，是文化界长期的热门话题。
可以说，上述两类作品为新中国电影打开了商业和艺术的成功之门，但也带来很大争议。其核心原因在于它们未能体现时代主旋律，同时还对主流电影造成了冲击。为此，在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广电部电影局明确要求今后的创作要“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并扼要阐释了“主旋律电影”的意涵。由此，主流电影被官方正式命名为“主旋律电影”。随后，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加之受到1990年前后国内外风波的促动，许多题材重大、场面壮观、情节感人、制作精良的主旋律电影，如《开国大典》《焦裕禄》《重庆谈判》《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和“大决战”系列等纷纷面世。这些作品受到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同时得益于各级政府组织观看的推动，使其在后来的电影市场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观影高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语境下，主旋律电影又肩负起了新时代的新使命。在此背景下，政府和民间对这类影片均给予了鼎力扶持，因而其数量、质量和影响力也有了空前提升，成为掌控我国电影市场的绝对主力。
为论述方便起见，加之“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这两个概念在核心意涵上并无明显差别，故本文仍将沿用“主流电影”的概念。此外，鉴于论述主流电影的著述已有很多，因此以下仅就“现代革命题材的转型”“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和“题材的风格化呈现”等几个典型现象加以扼要阐释，以求窥斑见豹之效。
现代革命题材的转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蕴含着反帝反封建的凝重主题，也铭刻着党从南湖红船到天安门城楼的艰难步履。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无疑是对“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最佳见证，因而成为主流电影反复表现的题材，也是政府长期扶持的重点。与前三十年相比，近四十年来，“党史题材电影”开始注重表现领袖风采，典型如《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周恩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革命者》《1921》等。这类作品通常以场面宏阔的史诗气质见长，其中塑造的诸多领袖人物和高级将领形象尤为引人瞩目——既凸显了他们的雄才大略，也描写了他们的侠骨柔情。这类极具情感张力的场面和情节，在前三十年的银幕上较为少见。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反差并非偶然，而是与政治生态、历史观念的时代差异密切相关。
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是文化和科技的主要创造者，其社会地位往往与时代价值取向、国家发展状况乃至民族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在1979年之前，知识分子作为主角的影片仅有《护士日记》《青春之歌》《上海姑娘》《早春二月》等少数几部，均曾备受诘责。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渐成风尚，衍生了不少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影片，如《第二次握手》《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牧马人》《芙蓉镇》《黑炮事件》《蒋筑英》《凤凰琴》《冲上九重天》《横空出世》《大爱如天》《袁隆平》《钱学森》《归来》《无问西东》等。
在上述作品中，有些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同情，有些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处境，有些赞扬了他们的爱国情怀或奉献精神。电影是时代的镜像，这批作品的相继问世意味着我国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与时俱进的转变。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工作条件、社会地位在总体上有了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普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称谓，在大众口语及媒体中已比较罕见，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尽管如此，这类题材的影片仍值得关注——它们映射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成为后人理解和阐释历史的一种必要资源。
题材的风格化呈现。纵览近四十年来的主流/主旋律电影，除了在现代革命题材的转型、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等方面表现得较突出外，在题材的多元化、风格化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些值得嘉许的亮点。譬如《飞天》《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攀登者》《流浪地球》《夺冠》《一点就到家》《金刚川》《中国医生》等影片，均采用了类型片的商业模式或元素，将严肃而宏大的命题蕴含在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情深谊长、或诙谐幽默的故事当中，有效提升了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再如，以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为代表，将“脱贫攻坚”等庄重的献礼主题，负载于欢快活泼的集锦拼装式结构，在喜剧氛围中与普通观众达成了情感共鸣，也为主流电影提供了一种颇为新颖且有效的叙事模式。
主流电影题材的检视与瞻望
从1949年之后单纯强调“工农兵题材”，到1980年以来题材的多元化拓展，主流电影不仅将党的方针政策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在艺术品格上也有大幅提升，在商业上更是取得了显赫战绩。这些成就足以说明，主流电影在中国国情之下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既能恪守初心——让主流意识形态薪火相传，又能推陈出新——通过艺术形式的嬗变、营销模式的创新、技术手段的迭代等多种方式，让主流电影得到与时俱进的革新，从而对观众产生持久凝聚力。然而，回顾主流电影发展史不难发现，其中最大的缺憾就是“法治电影”的产量过少。
法治题材电影述评。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法治电影起步并不晚。早在1950年代就出现过《儿女亲事》等几部关涉婚姻法的作品，可惜后来因故中断。直至1980年以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从多种角度表现法治问题的影片。这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宣传有了历史性进步。总体来看，相关影片涉及的法治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农村普法类。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民法治意识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国法治进程。受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困厄，当前许多农民对法治的认知仍有待加强，对农村的普法宣传格外迫切。因此，《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天国逆子》《马背上的法庭》《盲山》等作品便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由CCTV6播出的系列“电视电影”《法官老张轶事》，也对引导农民知法、守法、用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抨击腐败类。公权力的腐败是妨害法治建设的障碍和顽疾。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电影随着时局的变化，陆续触及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腐败问题。其中，上映于1980年代的作品主要有：《法庭内外》《检察官》《被控告的人》《港湾不平静》《在被告后面》《花园街五号》《508疑案》《即将发出的逮捕令》《巴河镇》《T省的八四、八五年》《起诉》《暂缓逮捕》等。但这类影片在此后三十多年的产量和影响力均明显下降，仅有《撼天雷》《生死抉择》《信天游》《任长霞》等几部引起了舆论关注。与生活中的腐败现象相比，特别是与中央的反腐力度相比，这类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都不太匹配（年均不到1部）。
三是呼吁环保类。环境保护关乎国计民生乃至民族兴衰。历经种种困难，我国直至1989年底才颁布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由于环保问题牵扯的社会关系很复杂，相关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也时常受到多种干扰，因而这类作品极少，迄今只有《可可西里》《天狗》《碧罗雪山》《河长》等几部，分别反映了动植物保护及城市排污治理等问题。这类作品虽然数量少，反映的却是大问题，同时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也有题材创新的价值，应当给予更多重视。
法治建设与法治题材电影。传播中央大政方针是主流电影的核心使命，因此法治题材电影无疑应在其中占较大比重，且应具备较强的思想性。然而，稍加核查已有的相关影片就会发现，主流电影在这方面的建树较为有限：一是这类作品的总量过少，二是大多上映于1980-1990年，三是触及的问题不够深刻。显然，主流电影创作亟待补上法治电影这块短板。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阶段。社会上还有许多关涉法治的问题需要主流电影去呈现，这些问题无不充满着丰富的戏剧冲突，无不蕴含着严肃的现实意义。再者，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也是主流电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呈现，因此法治题材无疑应当成为主流电影创作的重点之一。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电影社会学导论”（项目编号：CUC210A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坤：《延安电影团：电影与历史的双重记忆与启示》，《当代电影》， 2018年第7期。
②史博公：《建构中国电影社会学——以抗战题材电影研究为例》，《电影文学》，2017年第9期。
③吴迪：《新中国的文艺实验：1949年到1966年的“人民电影”》，《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责编/邓楚韵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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