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官员的收入来源，大致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以俸给、津贴为主的正常收入；二是以赏赉、节钱、羡余为主的额外收入。一般认知中，一入仕途即可致富发家，其实并未尽然。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高下、贫富不一，不可一概而论。同为读书仕进的官员，实则有热官与冷官、富官与贫官、贪官与清官之别，收入与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无论是穷官、冷官，还是清官，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仅可称之为“清贫”，与普通民众之“贫困”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关键词】明代 官员 收入 家庭生计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在现实想象与历史真实之间，通常存在着不小的认识差距。这源于历史真实的复杂性。就官员收入与家庭生计而论，现实的想象时常会被两种程式化的文学与历史记忆所左右：一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咏的“朱门酒肉臭”，认为读书人一旦为官，自然收入丰厚，生活富足；二是历史记载所言的“田连阡陌”“雕梁画栋”，断定做官者必然家中富有田产，广有宅第。这或许道出了部分官员家庭生计的真实，却因语言的文学化与程式化，而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全貌。以明代官员收入与家庭生计为例，其间也是高下、贫富不一，不可一概而论。换言之，虽均为读书仕进的官员，却有热官与冷官、富官与贫官、贪官与清官之别，收入与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本文借助于官员收入构成的系统剖析，旨在对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生活水平加以初步的蠡测。
收入构成：官员家庭的生计来源
明代官员的收入构成，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正常收入，以俸给为主；二是额外收入，包括正常的额外收入，以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明代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支取。本色支取的俸给，又可分为三种：一是“月米”，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支取1石。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二是“折绢米”，即以绢折米，官员俸给每年有2个月支取的是折绢米，通常为绢1匹，折银7钱。三是“折银米”，即以银折米，每年有10个月支取的是折银米。明代官员禄米俸钞之数，最初确定于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二十五年，又重新更定官禄，从正一品每年的俸给米1044石，一直到从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随之成为一代定制。
明代官俸之薄，堪称历代之最。从俸薪来看，明代与唐及五代相比，显然低了许多。据于慎行《谷山笔麈》一书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内阁大学士）的月俸，还不能达到五代北汉时的一半，与唐代相较，更是相差甚远。内阁大学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至于那些下层官员的俸薪就更显低薄。据吕坤《呻吟语》记载，仓官每月的俸粮，只有1石；驿丞的俸金，一年也只有7两银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门服役人员的工食银，难免导致这些下层官员出现“不足供饔飱”的生活窘况。
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明代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道里费”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为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二是柴薪银。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冯梦祯正好任职南京国子监，就在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仅为1.78两。至于“柴薪银”，则收到了两项，其中额定的柴薪银为3.6两，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银加上闰月柴薪银共计13两余。三是“廪给银”。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照例每天有廪给银3钱，每月合计9两。
明代官员的额外收入，分为正常的额外收入与非正常的额外收入两类。以正常的额外收入而论，明代官员大致可以获得如下数种收入：一是来自朝廷各种名色的赐赉，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赏赉则相对更多。二是赐给官员“节钱”，属于官员过节时的补助性收入。这种节钱，又称“公宴钱”。三是地方官员可以支取“马夫银”，类似于交通津贴。四是官员出差的廪给，相当于官员的出差津贴。五是官员得第出仕，可以从朝廷那儿获取正当的牌坊银，并在他们的故乡竖立牌坊。如唐顺之在中进士后，曾按惯例从地方官府那儿获取100两银子的牌坊银。
明代官员非正常的额外收入，大致有以下两种：其一，合法的额外收入。明代官员合法性的额外收入，大多来自官场交际性的收礼。如各省进京入贺的官员，全省府、州、县均需要赠送“赆仪及长夫”，其数有时多达“三五百金”，亦即300两—500两银子。其二，违法的额外收入。明代官员违法的额外收入，显然相当丰厚，大抵已经占了明代官员收入的大宗。此类额外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贪贿而增加额外收入。按照明代的俗例，每当朝觐之年，地方知府、知县以上官员，“必人辇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费”。根据明末人陈子龙《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一个仅仅管辖百里的知县，从布衣身份，直至官拜御史、给事中，所费最少大约也要数千两银子。这些无端的亏空，府、县官员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后还是通过纳贿等加以补齐。二是通过侵剋而增加额外收入。以宜兴县为例，据唐顺之的揭示，地方百姓为了供奉县官的饮食起居，“岁为金者以百计”，即每年将达100两银子。三是通过勒索、科敛而增加额外收入。根据成化十五年（1479）明宪宗所下圣旨的揭示，当时管理京城九门和通州各处抽分厂的内外官员，大多不遵法度，将那些原本不该抽税的柴米等项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当拦，巧取财物”。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以陕西盩厔县科派车辆、牛骡为例，每年科派的车辆多达三四百辆，折合成银价，相当于一县的均徭银数。这些科派的银两，最后均落入知县的私囊。
收入分析：官员家庭收入的特点
仔细分析明代官员的家庭收入状况，大抵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官俸低薄，且呈整体下降之势。明代官俸先是以钞折米，继而以布折钞，最后又有折银之例。正是因为官俸由本色改为折色，才使明代官俸与历代相比，最显低薄。尤其是在实际发放及支取的过程中，因为“国用浩繁”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更使官吏俸给，“什樽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当然，所谓官俸低薄，不过是相对而言。若是与普通人相比，官员的俸给收入，实则较为丰厚。譬如说一个兵部尚书，他的月俸高达60石，而一个士兵的月粮仅仅1石，亦即尚书的收入是士兵的60倍。
二是官员俸给因官品、地域而存在着一些高低差别。官员品级高，俸米高；品级低，俸米低。这是制度规定。尤其是一些得到皇帝宠幸的官员，更是因为兼职而支取数份俸禄。例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杨士奇在少傅、内阁大学士二职之外，再兼兵部尚书一职。明仁宗所下旨意规定，杨士奇可以兼支三份俸禄。后因杨士奇极力推辞，才改为支取两份俸禄。此外，明代南北两京官员的俸禄，同样存在着一些差异，体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点。例如，南京各部的主事，每月支米3石，而北京各部主事则可月支4.5石，且折俸亦不同。
三是官员的额外收入明显高于基本收入。就官员收入来说，明代的官俸微薄，但额外收入很高。明代官员以“禄俸”为主的基本收入，与借助于“贪饕”而得的额外收入，两者之间的比较，正如曹于忭所言，出仕做官之人，他们的禄俸“原自有限”，纵然“官至黄堂”，如此之高的官位，一年的俸薪也不过200两银子。但是，他们通过将“火耗”“赃罚”这些原本法律禁止私用的钱财归入私囊，或者借助于更多的“暮夜金”，亦即诸多受贿的钱财，所得额外收入显然远超官俸。据韩霖的记载，有一位知县致仕之后，对自己的“囊赀”加以检点，大致有白银5000两，再加上“黄金彩缯”折合白银1000两，共计有6000两银的收入积余。知县的俸薪，即使为官10年，也就不过总收入450两银子而已。若以10年俸禄收入为计算标准，那么知县所积6000两银子的额外收入，比官俸整整多出了1233%，亦即官俸的123倍多。
家庭生计：官员家庭生活水平蠡测
明代官员的日常花费及开支到底需要多少钱？这显然是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明人李乐《见闻杂记》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具体剖析的例子。李乐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余。这或许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在内。可见，一个地方官员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是每月2两余银子，一年大概需要24余两银子。这仅仅是地方官员的生活开支，若是在京城，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再加之各种必需的应酬开支，官员的家庭消费，明显会高出许多。据王世贞《觚不觚录》记载，京城官员的消费，即使颇为俭朴，也需要每年将近100两银子；若是不加节俭，更是高达每年600两—700两银子。又据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记载，稍为普通的读书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大致需要花费银子50两。
有一个误会性的偏见必须得到澄清，即一入仕途，即可致富发家。其实并未尽然。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同样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明代官员的贫富分化，显然取决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与小官之间，生活境遇迥然有别。由此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家庭生计的两极分化：
一是家计富厚。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在松江府的官员群体中，如布政司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骥、主事吴哲，家中均“积至十余万”。家资高达10余万两银子，显然已是相当富厚。即使新中的进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场趋奢之风，纷纷过起了奢华的生活。这些官员大多已经相信，奢华的生活可以通过日后的官场生涯得以维系。换言之，官员的身份可以换取富厚的生计。
二是家计清贫。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确乎有不少人的生计，仍然处于一种清贫的状态。明代官员家庭生计，并非一概是“朱门酒肉臭”的景象。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崇祯朝的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称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极，但他被抄家时，所抄没之财，不过“六百金”，亦即区区600两银子。此外，薛国观居住的房舍，客厅只有三间，居室也不过四进而已，而且均是“世产”，即祖上传下来的房产。又如，东林党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户普遍接受富户诡寄的风气下，却从不接受他人投献、诡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仅有田25亩。至于那些身为官员典范的清官，更是无不家计清贫，其例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初任官员无不陷于困顿的窘境，甚至导致“京债”的盛行。以观政进士为例，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廷机的上疏可知，他们在观政候选之时，生计已是相当“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称贷”。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末职的官员，更是穷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官员上任之后，除了“剥下”之外，只能“借库银以偿之”。明代官员贪贿索赂，甚至盘剥百姓，盖有其因。
毫无疑问，无论是穷官、冷官，还是清官，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仅可称之为“清贫”，实则与普通民众之“贫困”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换言之，官员生计的清贫，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化，有时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欢“哭穷”的习惯所致。随之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快乐精神的内在分化：一部分官员仍然坚守“孔颜之乐”，不以贫贱而慕乎外，不以富贵而动于中，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另一部分官员则转向基于“不知足”之上的“富乐”，甚至为了及时行乐而放弃官德操守。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②[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③[明]于慎行撰：《谷山笔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④[明]余继登撰：《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⑤[明]毕自严撰：《度支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⑥[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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