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回顾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观变迁，我们发现欧洲公法走向世界，成为“规治世界”的基本方式，渗透了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是传统国际秩序观的观念根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价值意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胸怀天下 国际秩序观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化自身实践为世界各国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的胸襟和情怀。展望新的发展征程，我们要善于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站在人类发展前沿更好地守正创新。
传统国际秩序观的当代困境与中国对策
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增长基础不稳，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全球合作的不稳定因素，极少数西方国家老调重弹，将“文明等级论”改头换面，以所谓“人权”和“民主”对世界各国进行分类和污名化，以“小院高墙”破坏国际团结，这是19世纪国际法中“文明话语”的当代翻版，对国际合作抗疫和经济企稳回升都有极大破坏性。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主旨演讲中借用狄更斯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喻指当今世界的发展与挑战，进而提出了“世界到底怎么了”的“时代之问”。可以说，西方国家在近现代通过硬实力塑造了国际法话语权的软实力，欧洲公法走向世界的关键论证环节就是“文明等级论”，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国际法实践的双重挑战，发端于欧美的传统国际社会观念和规则正面临当代困境。
传统国际秩序观面临理论困境。从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开始，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学注定天然具有物我两分的本质特征，当他强调人有利己性和社会性、法律源自人的理性的同时，就必然带来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合作之间的巨大张力，进而致使国际秩序陷入“格劳秀斯困境”。传统国际法不涉及国际共同利益，主要理论资源和法律范式来自古罗马法的私法传统，正是因为传统国际法的私法传统和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缺乏，国际法更多是界定双边权责，真正的多边国际法体系则是联合国建立以后才系统出现的。因此，传统国际法的法理学基础来源无论是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还是私法属性的物我两分，都没有摆脱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束缚。把持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如果不抛弃自我为中心的“文明观念”，其国际话语权及其重要表现形式的国际法必然会进入认识和把握人和人类社会的理论困境。
传统国际秩序观面临科学基础的挑战。“文明等级论”既然依靠自然科学而以“真理”自居，自然科学进步同样给它带来无法应对的理论挑战。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威尔逊通过长期对蚂蚁种群的观察和研究，提出生物进化是基于两种不同矛盾，一种是个体之间通过适者生存而展开的选择，另外就是群体之间基于合作而开展的群体选择。从目前科学研究进展而言，这至少接受了竞争与合作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而且基于竞合的进化方式在物种之中也是较为普遍的方式。人类从动物种群中“走”出来，依靠的就是智力和对工具的使用，人类也因与自然为“否定性统一”、种属性类属性兼具而成为人。所以，凭借对进化论的社会性曲解而建立的文野之分和“文明等级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念，都无法回应达尔文进化论群体合作学说带来的新冲击。
传统国际秩序观念面临全球治理实践冲击。传统国际秩序观念在当代国际法实践和全球治理面前，同样存在难以自圆其说和维持其合法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二战后一批新兴国家独立，国际法主体也由二战结束时的几十个增加到近二百个。上世纪末以来，新兴国家更是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面对全球发展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方霸权主导几百年的全球规治亟需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文明互学互鉴，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其“胸怀天下”的国际秩序观和对外交往方式实现了当代创新和历史跃升。中国携手世界各国共同破解“时代之问”，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对弥合当下国际间矛盾和冲突具有重大的引领价值。
“胸怀天下”的时代进步性与历史超越性
一般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诞生，也是国际秩序观的政治前提和法理基础，所以传统国际秩序观具有深刻的欧洲文明的印记。近代国际秩序从欧洲一隅扩展到世界各地，进而建立起覆盖全球的秩序体系，欧洲公法也变身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走向了将非欧洲世界“他者化”的进程，是造成国际秩序不平等的历史根源。中国当代文化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时代精神，是古今中西辉映的思想集萃，从破解“时代之问”的中国主张到新时代新型大国外交的新实践，可以发现中国正以积极有为的姿态、以中国人的时代智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向着光明前景不断前行。
推动主权意识从“资本驱动”到“人民至上”。近现代国际秩序形成与主权国家诞生几乎同步，或者说是相伴相生的关系。美国法文化学家保罗·卡恩认为，法律时间形态起源于《旧约》中以色列民族的线性历史观，在基督教文化中法律是神给予人类的礼物，是共同体的统一秩序。主权意识萌生并开始自行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国家间条约，就意味着主权国家成为一项“新的事业”，开启了“新纪元”，“神与人的契约”转化为“社会契约”，这与资产阶级革命划时代需要是深度契合的，并从规范功能和伦理功能两个维度为资产阶级建立的新型国家诞生做了充分准备，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提供伦理基础和“神圣”起源。中国自古是文明型国家，近代文明蒙尘以来，仁人志士一直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追求，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建立人民共和国，“人民”自始至终都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改革开放并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幸福美好生活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和社会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主权在民的最好诠释，以人民为中心成为驱动新时代中国发展和国际合作最持久的根本动力。
推动国际关系从“文明等级”到“文明互鉴”。欧洲主权国家作为近代以来取代教权的最高权威，以国家理性走向成熟为标志，除了是对内权威，它们对外代表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维护国家利益，比如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甚至战争等。近代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证明，国家间关系正是在自然理性和国家意志间不断拉扯，西欧早期的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都是国家意志膨胀的结果，并将非欧洲国家纳入欧洲主导的统一秩序之中。那么，国际秩序观念如何为非基督教社会所接受呢？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证方式，西欧学术界和外交界将人类社会横向类别差异转化为进化程度不同的纵向水平差异，将西欧置于全人类文明顶端，世界其他地区国家被想象为处于向“文明”阶段进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低等级文明”，因此“不文明国家”服膺“文明国家”就具备了顺从自然规律的“合道德性”。中国向来没有侵略基因，从近代困难一路走来更深知被奴役之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我们党坚定维护世界各国主权平等与共存共处。新时代，我们一方面积极维护联合国权威、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文明互学互鉴、保障文明文化多样性，创造性继承和弘扬“四海一家”的天下情怀，不搞文明高人一等，从根本上摒弃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错误认识和做法。
推动世界秩序从“中心-边缘结构”到“真正的多边主义”。近代西欧各国在掠夺别国财富、建立全球市场和获得超额利润等刺激下，向欧洲以外世界海陆疆域进军，逐步将其纳入欧洲拟定的全球规治当中。首先，在大航海时代之后，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和战争，西欧在走向真正全球进程之后，国际法开始从基督教共同体话语转型为全球话语，服务于西欧诸国的全球规治的历史实践。其次，19世纪的工业革命把欧洲推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差距相当之大，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产生了诸多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创造，北美和欧洲殖民地不仅效仿欧洲的工业革命，也希望主动融入欧洲生活方式。近代早期由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引起的全球规治在19世纪进入了高级阶段，融汇垄断组织、金融资本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已经实现全球统治，形成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广大区域组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成为实现全球公平正义的最大阻碍。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不可避免带来争霸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超过8000万，波及几十亿人口，是近现代以来最惨痛的人类文明之殇。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奉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进联合国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促进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聚焦全人类共同关切，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成全人类大团结。当前对于国际社会尤为重要的是做好疫情防护、推动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到处寻找敌手的冷战思维和无谓对抗。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可以预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发展倡议，必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发展迈向更加平衡协同包容的新阶段。
“胸怀天下”的世界意义
“胸怀天下”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这深刻揭示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只有“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才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命固有的“自在-自为”的基本矛盾，使二者在人的生命实践中获得统一，从而在“种生命”的同时获得人类特有的“类生命”。这启示我们，每个国家因其自然禀赋、文化传统等因素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面貌，但不能消除人类社会类本性之上的统一，而且更加凸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性、稳定性和跨文明性，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和价值归宿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所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是着眼人类社会“类本性”，在尊重各国文明文化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聚焦共同利益、促进共享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促进人类在类本性层面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解，这是21世纪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
“胸怀天下”贡献了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不搞“以邻为壑”和“赢者通吃”，而是通过国家实践和国际间合作同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共享机遇。因此，在全球一体化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国际社会需要基于新实践的新观念。正如联合国宪章宗旨所言，国际法是为了人类的根本福祉，国际法观念的基础是人性的哲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也申明：“希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在马克思主义类哲学基础上，有学者认为理解人需要双重基点：“进化论”与“超越论”。“进化论”代表了人的种生命，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超越论”则是人的类生命，代表了一种自为的存在。长期以来，我们遵循的把人类分割为不同种群的那种区域性、团伙性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原则……在人类日益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它不但不能推进人类文明，相反地，已经成为造就人间不文明悲剧、推行“文明式野蛮”的一种根源。类哲学思想不仅启示我们，人类社会具备“类本性”和文明主体的多样性，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探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上，但人与自然不应该是传统理解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对象化”的关系。国家之间也不再是“文野之分”、征服与规治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与互学互鉴的伙伴，相向而行，结伴而不对抗。
“胸怀天下”指明了实现人类新文明的实践道路。在主权平等的前提下，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对解决关系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努力。一是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二是引领全球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格局，欢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三是推动国际社会秉持风险共担精神，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风险和挑战。四是坚持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方向，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人类从各自的民族历史走向了全球融合和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阶段，各种文明都生发出不同形态但兼具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与世界各国主要政党进行治国理政经验对话和亚洲文明对话。五是走绿色发展之路。现代工业文明经历了环境之殇，支撑绿色发展的新科技更加成熟，中国切实履行“3060”双碳目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升级转型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六是让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中国数字社会建设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技术标准、场景应用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积累了可与世界各国分享的丰富经验，在双边和区域框架下已经成为合作新亮点。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阶段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研究”（项目编号：21LLMLB0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④高清海：《高清海类哲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⑤[美]爱德华·威尔逊著，钱静、魏薇译：《人类存在的意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⑥王宇航：《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百年变迁》，《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⑦韩雪晴：《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欧洲研究》，2020年第3期。
责编/李一丹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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