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发现:
· 腐败和反腐败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普遍高度关注新型腐败现象，超八成（86.99%）受访者对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型腐败现象表示“非常关心”或“比较关心”。
· 腐败行为间接化、腐败主体圈子化、腐败收益隐蔽化，增加了精准觉察牟利动机、识别贪腐行为的工作难度，受访者认为新型腐败呈现出“延迟性”（62.11%）、“间接性”（60.28%）、“伪装性”（60.23%）等特点。
· 有效应对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型腐败，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紧盯“关键少数”，强化对领导班子的日常监督（73.29%），其次是关注国企改革（59.17%）、金融信贷（58.62%）和支农惠农（51.36%）等关键领域，通过文化涵养、机制建设和技术反腐多种方式综合施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正风肃纪反腐，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的内部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然而，在反腐败斗争保持高压态势之下，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顶风作案。近年来，新闻曝光了权力期权、高利转贷、“一家两制”、公款存储、代理受贿、“文雅”腐败等形式的腐败案件，反映出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2021年初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的反腐态势作出一项重要判断“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2022年初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腐败和反腐败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为了解公众如何认识新型腐败现象，人民智库于2022年3月26日—4月6日通过微信平台发布网络问卷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2175份，并形成以下研究报告。
现状：有效治理新型腐败既是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紧迫要求，也是公众的现实期待
新型腐败与传统腐败是一组相对动态变化的概念，新型腐败是传统腐败手法手段的伪装、变异、升级，但本质上仍是以权谋私、公权滥用。反腐败与廉政建设领域的学者文章和新闻报道中介绍的腐败案例显示，新型腐败通常假借配偶、子女、亲属、身边人员、政治“骗子”、腐败“掮客”、风水“大师”、社会“名流”等特定关系人之手，以投资参股、高利转贷、兼职取酬、违规经商、违规审批、关联交易、内幕信息交易等手段，谋取物质好处、政治待遇、兼职头衔、学历文凭、文玩特产等私利，间接的权权交易、权学交易、权钱交易成为传统权钱交易的重要补充。
当被问及是否关心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型腐败现象时，56.05%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关心”，30.94%的受访者选择“比较关心”，仅有13.01%的受访者表示对新型腐败现象关注度“一般”“不太关心”或“没听说过”，受访者高度关注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型腐败现象。
特性：腐败行为间接化、腐败主体圈子化、腐败收益隐蔽化，增加了精准觉察牟利动机、识别贪腐行为的反腐难度
国内学者对当前阶段新型腐败的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中国人民大学毛朝晖教授将新型腐败方式概括为“三个转型”，即腐败主体从线性关系向非线性关系转型、腐败行为从违法收受向“合法”获利转型、腐败收益从显性因果向隐形因果转型。清华大学庄德水教授认为新型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三种改变”，一是收受贿赂方式由直接变为间接，二是收受贿赂主体由个人变为多人，三是腐败好处由实体性好处变为非实体性好处，具有隐蔽性、迷惑性、期权性的特点。北京大学程文浩教授认为，新型腐败的特点包括从以权谋私变为以影响力谋私、从权力寻租型腐败变为市场化腐败、从直接受贿变为间接受贿、从当期受贿变为延期受贿、从资产型贿赂变为权益型贿赂。结合学者研究及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可以从过程、主体、目的三个层面对新型腐败进行分析，新型腐败呈现出腐败行为间接化、腐败主体圈子化、腐败收益隐蔽化的特点。
腐败行为间接化
60.23%的受访者认为新型腐败具有“伪装性，贪腐行为披上了‘合法市场交易’外衣”。一些公职人员或为行贿者申请政府扶持资金，或以个人良好信贷资质或职务便利申请大额银行贷款，用“借鸡生蛋”的形式换取行贿企业好处，看似采用了合理合法的方式，实则打着改革幌子，抓住制度缺口和行业漏洞，为己谋取不当利益。“高利转贷”是新型腐败的形式之一，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这一新型贪腐行为使一些原本合规的企业无法获得贷款，不合规或风险高的企业反而得到贷款，极大破坏金融秩序。如图1所示，关于新型腐败为何难以识别，62.11%的受访者选择了“延迟性：通过‘期权变现’，实现‘延迟满足’”，一些腐败分子为逃避审查，不急于追求利益变现，而是在离开工作岗位或退休后才加倍兑现，增加了反腐难度。
腐败主体圈子化
60.28%的受访者认为“间接性：亲属朋友充当‘代理人’间接获利”导致新型腐败难以识别。近年，新闻媒体曝光了领导干部通过配偶子女等亲属间接受贿逃避追责的案例，为腐败行为披上了“隐身衣”“遮羞布”。学者毛朝晖认为，行贿人选择对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等亲属下手，因为亲属是行贿者与受贿者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具有“多主体、高粘性、弱能力”的特性，容易成为行贿者的重点攻击对象。此外，52.05%的受访者选择了“团伙性：‘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成伙作势”。在资源垄断行业和资金密集行业容易形成系统封闭、利益交织的腐败网络，谋求私利的个人相互勾结攀援形成腐败“共同体”。
腐败收益隐蔽化
51.26%的受访者认为“隐蔽性：通过电子红包、卡券、快递收受好处”使新型腐败难以被察觉。腐败分子借助新的工具、方法、途径行贿受贿，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难度。新华社曾刊发《警惕快递包裹里的腐败》一文，指出“土特产”“小心意”搭乘快递上门，让送礼和收礼都变得更加隐蔽。39.54%的受访者选择了“变异性：古玩字画等‘雅贿’方式五花八门”。燕山大学教授杜治洲研究指出，从赠送古玩字画，到赠送文凭、专利、职称、著作，雅贿也从传统的“权艺交易”向现代的“权学交易”发展升级。
原因：新兴业态发展迅猛与监管机制亟待完善之间的“速度差”“制度差”“技术差”成为滋生新型腐败的重要原因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剖析了滋生新型腐败的深层原因。复旦大学李辉教授概括指出三种根源导致了新型腐败产生，一是在与反腐败措施的相互博弈中逐渐演化出新的腐败类型；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滋生新的腐败土壤；三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发明带来新的腐败手法。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分子之所以实施新型腐败，一方面是因为在一些行业领域存在辅助其“攀爬”的工具产品，一方面也因为实务层面“法律资源不足”，需要有针对性地堵漏洞、补短板，完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监督机制。结合专家研究及问卷数据结果，技术进步、行业发展创造了新的腐败手法，与此同时监管机制却相对落后缺位，新兴业态发展与监管机制完善之间的“速度差”“制度差”“技术差”成为滋生新型腐败的重要原因。
行业高速发展，技术手段演化升级，“不能腐”机制滞后。调查结果显示，65.66%的受访者认为“技术进步为贪腐分子提供了新的腐败手法”。2021年末中央纪委监察委通报了江西省某市委书记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中央纪委监察委网站还披露，随着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不少监管机构加大了金融科技领域的系统开发、设备采购投入，也为一些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在系统建设、设备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为他人提供便利的贪腐行为制造了可乘之机。新行业、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贪腐分子提供了新的契机，一些腐败问题改头换面、隐形变异，增加了发现和查处的难度。
新兴业态监管存在盲区，“不敢腐”机制缺位。60.28%的受访者认为“一些新兴业态监管缺位存在法律盲区”是滋生新型腐败的原因，40.32%的受访者认为“资本无序竞争与权钱交易腐败相互勾连”是新型腐败滋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例如，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兴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导致企业过度追求短期规模效应，流量、资源向个别寡头倾斜产生垄断，为收受贿赂、职务侵占、偷逃税款等违法问题埋下隐患，成为权力与资本相互勾连的潜在纽带。
防腐拒变能力不足理想信念缺失，“不想腐”机制有待完善。55.91%的受访者认为新型腐败根源在于“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呈现‘由风及腐’”，在高压遏制之下，腐败滋生的空间不断被压缩，有些干部转而谋求吃喝享乐，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在酒桌饭局上搞利益勾兑、请托办事，出现了带有腐化蜕变特征的享乐奢靡问题，导致腐败问题病根未除，土壤还在。48.18%的受访者认为“腐败分子逃避监督的意识能力增强”是新型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许多腐败分子熟知法律法规和市场操作，一些领域的腐败案件呈现出专业性强、隐蔽性高、涉案金额大的特点。
治理：关注重点人群、关键领域、苗头问题，文化涵养、机制建设和技术反腐多管齐下综合施治
关注重点人群，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有效监督。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具有风向标作用，要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调查数据显示，73.29%的受访者认为，应“紧盯‘关键少数’，强化对领导班子的日常监督”（见图2）。位高权重的“关键少数”一旦开始违法乱纪，陷入贪腐的深渊，不仅会导致个人的腐化堕落，还会成为腐败病毒的潜在“传播者”，为政治骗子、政治掮客的拉拢攀附、成伙作势、“围猎”腐蚀提供可乘之机，造成腐败问题“源头式”污染，更甚者可能造成局部“塌方式”腐败，破坏部门或地区的政治生态。因此，应明确监督重点，压实监督责任，细化监督措施，健全制度机制，以有效监督把“关键少数”管住用好。
开展专项治理，惩治重点领域的新型腐败问题。59.17%的受访者认为应“开展专项治理，惩治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见图2）。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领域和环节极易滋生腐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次会议均对反腐重点领域进行了明确强调。第五次会议公报强调“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科研管理等方面的腐败问题”，第六次会议公报强调“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受访者更多关注国企改革（59.17%）、金融信贷（58.63%）和支农惠农（51.36%）领域的新型腐败问题。
坚持抓早抓小，解决滋生腐败的苗头问题。“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现象频发，说明腐败问题往往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相互交织。不正之风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腐败问题是“四风”问题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59.59%的受访者认为预防和治理新型腐败，应着力“纠治‘四风’问题，扼住滋生腐败的苗头”（见图2），警惕“由风及腐”的现实风险和严重危害，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砥砺品质。
提高党性觉悟，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在2022年春季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调查数据显示，56.74%的受访者认为有效应对新型腐败，关键在于“建设廉洁文化，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56.64%的受访者选择了“推进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撑，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才能不断实现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效应对各类腐败问题。
扎紧制度笼子，强化监督制约效能。只有扎实做好巡视整改的“后半篇文章”，才能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65.89%的受访者认为，应“坚持以案促改，注重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精准剖析典型个案背后的深层次、普遍性问题，查找问题发生背后的制度短板、机制漏洞，深入分析反复出现、普遍发生的案例和行为，找准症结，健全制度，完善监管方式。
创新技术应用，提升多元监督合力。与传统腐败相比，新型腐败案件的作案手法往往呈现出高科技、高智商、高隐蔽性的特点。针对此类识别难度较大的新型腐败行为，37.70%的受访者认为关键在于“创新技术应用，提升腐败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有效地预防惩治“技术含量”“知识水平”越来越高的腐败行为，必须应用先进技术提升反腐的科学化、技术化水平。43.17%的受访者认为应“整合监督力量，不断增强监督效能”，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载体、新技术，创新监督渠道、监督方式，推动党内监督同人民群众监督有效贯通，将权力置于严密监督体系之下。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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