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安全和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内容，世界各国人民需要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化的标志性事件。而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不仅能够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广泛的生物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利益，而且能够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人民性、共商性、共建性、共治性和共享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需要而且能够承担起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生物安全 国家安全 人类安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如何有效应对生物安全和国际冲突对本国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及国际社会秩序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共同应对各种公共安全挑战，维护国际安全秩序，是各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全球大流行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地区和族群都受到损害、冲击和影响，由此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焦虑。事实上，生物安全的全球治理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的能力不足和政治合作欠缺是生物安全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的生物安全战略也为学界所关注，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生物安全战略和措施的评价中汲取经验教训。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已经成为生物安全研究的重要方面，有文献强调生物安全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性；有文献从国家治理角度分析生物安全问题，从生物安全客体源头的难于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等特征分析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同时关注科技进步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是诱发国际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本文系统阐释生物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问题，试图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某些缺陷和不足。
生物安全与世界共同安全：概念及理论解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在欧亚大陆及中国和俄罗斯周边国家建立的诸多生物实验室及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担忧，生物安全和国际冲突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关切，维护生物安全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本文中的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或者社会行为体排除了因为生物活动、生物技术研发及应用、生物产品生产及消费给该国或者该社会行为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带来的损害、潜在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状态，即国家或者社会行为体没有受到生物活动、生物技术、生物产品和生物交易所导致的利益损害和威胁状态。生物安全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物技术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生物活动控制、生物技术开发和生物产品生产方面的技术、产业和市场优势，威胁和损害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利益，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生物安全问题的焦点议题。同时，国际冲突也会引发各种生物安全问题，甚至出现通过生物和化学工具对不友好乃至敌对国家发起攻击的现象。国际社会面临的生物安全、国家安全及国际冲突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大自然生物活动、人类生物技术及生物产品开发失控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人类所生活和繁衍的大自然，存在着多种生物及微生物，生物活动特别是具有致病性的病原微生物活动，必然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卫生健康产生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引发生物入侵、生物攻击和生物灾害等损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问题。单一生物过度繁衍会破坏生态平衡，威胁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例如一些野生动物种群无序扩大后发生攻击人类的事件。生物技术及生物产品开发中的失控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军方控制的某些生物实验室和某些大学生物实验室曾经出现的病毒泄漏事件。大自然生物活动和人类生物技术及产品开发失控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常态化生物安全问题。
其二，大规模传染病与生物产品交易活动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大规模传染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危害最为严重的生物安全威胁。历史上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都对人类社会演化和历史发展造成了系统性的破坏。截至2022年6月26日，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4亿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冲击，2020年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增长都为负值，是人类历史上因为传染病冲击而引发的最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和衰退事件。
其三，利用生化工具进行恶意攻击和冲突威胁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在发生国际冲突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及政治人物会利用生物和化学工具对竞争对手或者敌对国家及政权进行攻击，试图在国际冲突乃至战争中谋求不对称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政权发动的毒气战和细菌战，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建立731部队进行人体生物实验，便是典型的生化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
其四，霸权威胁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当代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着破坏国际秩序的丛林法则行为。一些国家仍然不肯彻底放弃霸权主义，对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最为典型的便是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本文中的强权政治是指利用居于相对优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强行干预其他国家政治事务的现象，霸权主义是指利用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霸道干预全球事务的现象，新殖民主义则是指西方前殖民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及制度工具对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间接控制、胁迫和霸凌的行为及现象。
其五，国际冲突引发的国家主权和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人类社会再也没有爆发过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但国家间各种矛盾和冲突持续不断，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一系列损害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区域和国际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大规模的跨国战争更是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消极因素。冷战结束后，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和战争基本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动和策划的，主要爆发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与西方毗邻的边缘国家。乌克兰危机便是典型的大规模国际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都为此付出了大规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价，该冲突对周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外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
综上所述，生物安全、国家安全及国际冲突，特别是国际军事冲突乃至跨国战争，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安全的主要因素。本文中的人类安全是指人类社会成员个体与群体的生命财产免于受到外部损害和威胁的状态。同样，本文中的共同安全利益，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个体成员与群体成员共同面临的传统安全利益与非传统安全利益的统称。事实上，生物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方面，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认知和采取的应对措施存在显著的差别，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了其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与生物安全：产业链、供应链与世界经济稳定性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流行，由此引发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和重创，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乃至衰退，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供应链的安全性遭到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美国便单方面挑起了对华贸易摩擦。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完全停止，美国继续在新冠病毒溯源和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方面给中国制造麻烦，导致全球生物安全领域的合作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和挑战。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动荡和非乐观预期。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的诸多生物实验室及其诱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大国贸易摩擦和国际冲突，引发跨国产业链“脱钩”和供应链不稳定现象，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首先，生物安全激化全球产业链“脱钩”风险。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国采取的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限制措施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脱钩”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了防止新冠病毒跨国传播，各国对生产环节要素跨国投入和中间产品跨国流通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使得跨国合作的生产“脱钩”。产业链的基本、必要和关键生产环节缺失或者转移，必然导致特定产业及产业群的生产停滞。二是一些西方国家以保护生物安全相关知识产权为名，限制与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生物技术合作，推动技术“脱钩”。产业链的基本、必要和关键技术被垄断者禁止使用或者“卡脖子”，导致以特定技术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受到限制乃至不能够生产。三是对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地区的产品进出口进行市场限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脱钩”现象。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脱离，出现无需求的供给和无供给的需求，出现无效供给和不能够实现的需求，导致市场扭曲和资源浪费。四是一些西方国家以生物安全为借口，搞“价值观外交”，强行推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政治与制度方面的“脱钩”。任何产业发展都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制度与规则体系，当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遭到破坏，必然导致产业链紊乱和扭曲。
其次，生物安全诱发供应链不稳定危机。主要表现为：一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弱化中国应对生物安全问题的能力，断供某些关键产品、关键原材料、能源、重要零部件等。核心中间产品和主要产品的供应中断，对中国造成供给冲击风险。二是技术“卡脖子”，利用技术优势，中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授权和市场交易，试图中断或者减慢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谋求技术垄断乃至技术霸权。三是市场封锁，通过限制市场进入、市场交易的方法对特定国家进行市场进入限制和交易制裁，甚至采取市场惩罚乃至全面制裁的方法对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限制。四是供应链转移与替代，通过各种手段强制供应链企业离开或者进入特定国家或者地区。最为典型的是美国要求美资企业离开俄罗斯及中国市场，试图利用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供应链替代中国供应链。五是供应链重组，利用冲突风险编制供应链联盟，试图对全球供应链进行重组。最为典型的是2022年5月23日，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重组没有中国参与的区域乃至全球供应链体系。
最后，生物安全问题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演化，增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风险。产业链“脱钩”与供应链不稳定必然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也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和通货膨胀蔓延的重要原因。在世界经济体系演化和重塑的过程中，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的地理空间分布、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规则体系、监管机制等都存在着整体性调整和体系化再塑造现象（如图1）。
简言之，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加之大国贸易摩擦和国际冲突，不仅激化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脱钩”现象及风险，而且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进行供应链断供的借口，使得世界经济表现出不稳定性，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乃至重塑，促进了世界经济力量分布及格局的调整。
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生物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举措。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能够为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本文中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是指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和共享安全利益的人类成员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实现形式和表现类型。人类安全共同体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人民性。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已经成为生物安全和国际冲突的典型事件，也是影响人类共同安全的重要政治经济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乌克兰危机作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则是典型的传统安全问题，二者共同构成当代国际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容，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就是要让最广大的世界各国人民获得免于流行病损害的生物安全保障和免于冲突战乱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
第二，共商性。人类安全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商议，照顾彼此的安全关切，不能让少数国家和少数人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安全利益之上。事实上，已有学者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分析生物安全治理问题，强调应对生物安全挑战，既需要战略引导下的大国决断，同时也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强化国际合作。有学者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分析生物安全问题，认为生物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重大传染病。除了传染病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有学者关注转基因导致的生物安全问题，认为为了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应当对生物安全相关科技活动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和法律规制。而安全利益认知、评价和协调需要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共同商议和共同协调。
第三，共建性。仅仅依靠少数国家和人类社会少数成员是不可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当代国际社会是由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和依赖性的社会行为体共同构成的，国家是主要的代表性社会行为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阻力，最大的阻力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追求单边主义的绝对安全，忽略其他非西方国家及其人民的合理安全关切，因此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
第四，共治性。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共同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特别是防止全球性传染病和大规模战争给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目前，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地缘冲突激化、扩散化和复杂化。一是冲突由两国向多国扩散，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地区冲突诱发全球冲突，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冲击。最为典型的是乌克兰危机已经对中东地区的阿以冲突和土库冲突、外高加索地区的亚阿冲突、南亚地区的印巴冲突、中亚地区内部冲突产生影响，导致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恐怖袭击事件。三是领土主权冲突诱发多维复杂冲突，由领土主权冲突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冲突诱因、冲突模式和冲突影响复杂化。由此可知，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能够防范和化解以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为典型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对世界各国人民安全利益的冲击和消极影响。
第五，共享性。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能够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性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所谓共享性，是指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平等地分享世界安全带来的安全利益，免于各种安全威胁和风险带来的损害和恐惧，任何国家的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身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安全利益之上，也不能以维护少数人的安全利益为借口损害世界多数人民的安全利益。要实现共享性的目标，不仅需要消除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还需要消除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傲慢、种族歧视、阶层冲突、暴力犯罪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欺凌行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简言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需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承担大国责任，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方案，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演化和世界政治格局重构的重大事变，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生物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的认知，使得世界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意识更为强烈。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显著特征是人民性、共商性、共建性、共治性和共享性。我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不仅能够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广泛的生物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利益，而且能够促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作者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对口支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新疆大学国家安全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西北边疆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2GDZXA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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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保建云：《国家类型、国际体系与全球公共治理——基于中国天下观理念的分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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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钮松：《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物安全治理》，《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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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渴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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