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理人战争”的发生与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密切相关，是“赞助者”特别是核大国希望或者能够在不诉诸于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通过其“代理人”保护或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代理人战争”频发的原因在于其较高的“性价比”。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赞助者”主要是通过向“代理人”提供人力、军事装备、财政援助和其他非军事手段等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关键词】“赞助者” 乌克兰危机 “代理人战争”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代理人战争”是指“第三方为了自身利益而间接参与策动另外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并为冲突一方提供军事、组织、资源、政治和其他支持”①，或者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所言，“‘代理人战争’指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这两个国家试图利用第三国资源及其境内发生的军事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发动这种战争的幌子是解决第三国的内部冲突”。②“代理人战争”的本质是大国维持或谋求霸权的战略工具。“代理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冲突形式，有其自身的动因逻辑及特定的运作方式，持续多年的乌克兰内部冲突以及目前乌克兰危机就属于“代理人战争”。
“代理人战争”的参与者、动因逻辑及风险
“代理人战争”的关系类型。“代理人战争”中“赞助者”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一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赞助国”与另一个国家的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的特点是“赞助国”一般是具有资源和意识形态方面优势的超级大国，比如冷战时期苏联与古巴之间的代理关系。第二类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组织、叛乱团体、私营军事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不仅适用于超级大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比如伊朗就曾经成功推行代理战略，支持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下属的巴德尔武装组织来反对萨达姆政权。第三类关系是“赞助者”与“代理人”之间的逆向互动关系模式，即“代理人”在达到一定的实力之后，往往在不与“赞助者”协调的情况下就擅自采取行动，黎巴嫩什叶派政党真主党就有类似情况，该组织起源于黎巴嫩，后来被叙利亚和伊朗用作“代理人”，通过充当“代理人”，真主党在中东地区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并与“赞助者”的关系从“代理人”变成了自主行动者。第四类是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代理关系，这在当今世界也不罕见，比如长期接受基地组织资助的恐怖组织“拉什卡—塔伊巴”就是例子。
“代理人战争”的动因逻辑。一方面，在当代，“代理人战争”频发首先与核武器的出现直接相关。核武器的出现完全颠覆了传统战争的样式，核武器给冲突各方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使得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变得几乎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矛盾却丝毫未减，于是世界大国“保护其国家利益和实现意识形态优势的替代战略——大国策动或主导的风险较小的‘代理人战争’便出现了”③，并在实际上成为最常见的冲突形式。在冷战期间，美国或苏联支持某个地方势力或集团，以在全球棋盘上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这一时期，“代理人战争”是一种标准的冲突形式，无论是在安哥拉、尼加拉瓜还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冷战结束后，“代理人战争”也是有增无减：叙利亚战争、利比亚内战及至目前的乌克兰危机，等等。
“代理人战争”发生的基本动因，是地缘政治对手或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赞助者”），希望或者能够在不诉诸于国家间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通过其“代理人”保护或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代理人”则需要从“赞助者”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军事、技术及政治支持以提高战争胜算，至少是确保阵地不失。比如，俄罗斯防空武器可以抵消一部分乌克兰政府军对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的优势；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凭借伊朗弹道导弹攻击和威胁沙特首都利雅得；美国在叙利亚通过高强度的密集空袭帮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赶出了叙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是该组织独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地缘政治对手通过“代理人”在第三国领土上相互厮杀，一般会具有多重目的：不仅要从军事上削弱地缘政治敌人的军事实力，而且要从经济上消耗其国力，同时还谋求给其制造内部问题乃至动摇其执政根基和破坏其国际声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代理人战争”之所以“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还在于：
首先，“代理人战争”相对廉价，成本较低，而同时效率却很高。“‘代理人战争’似乎是一种廉价的、实际上几乎没有代价的发动战争的方式。”④代理使得以最小代价进行干预成为可能，美国第34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在一次演讲中盛赞“代理人战争”是“实现国家目标最为廉价的方式”和“最便宜的保险”，意指这种方式相较于直接的军事干预来说，既能减少财政支出，又能管控政治风险。作为一种能够以较低投入获取较高收益的战争谋略，“代理人战争”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和介入地区事务的一个首选工具。
其次，军费及人员损失都小。由于系统性的金融及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地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由此使得一些国家不得不限制军费开支，并因而弱化其直接参与规模战争的动能。国家间直接军事对抗，或者直接军事介入其他国家间或国内冲突的代价高昂，因而采取“代理人战争”策略自然就成为一个明智选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菲利普·博比特指出：“在未来，地方武装力量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全球和地区大国策动武装冲突的“代理人”，这种方法将成为这些国家动用正规军队、支付大额军费开支的高效替代方案。对于美国来说，发动‘代理人战争’不仅可以节省资金，而且可以避免牺牲美军士兵，包括陆军服役人员。”⑤
最后，舆论因素。当前公众舆论对卷入大规模冲突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巨额支出的敏感度逐年增加，特别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越来越不愿承受战争所带来的任何苦难和损失。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发现，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民众对军事行动中可接受损失的“痛苦阈值”下降了6倍多，与此相应，“代理人战争”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此外，“代理人战争”不太可能引发外国干预经常伴随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参与“代理人战争”的真实意图，避免被指控非法干涉他国内政并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报复。换言之，“代理人”冲突战略既可以让“赞助者”在外国领土上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能够避免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而所有的后果及责任都可以落在“代理人”的肩上。当然，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其他特定因素比如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制造“代理人战争”的动因。比如，不少阿拉伯国家政府之所以经常支持亚西尔·阿拉法特或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目的是要提升自己在民众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信誉。
“代理人战争”无论对于“赞助者”还是“代理人”都存在一些风险。对于“赞助者”而言，尽管存在权力不对称，但“代理人”几乎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逻辑行事，甚至有时候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意孤行，从而违背“赞助者”的初衷。比如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要求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阿富汗盟友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不要占领喀布尔，但北方联盟还是占领了喀布尔。而对于“代理人”来说，他们充其量可以指望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赞助者”的资源和援助，但他们一般绝不能指望这种援助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此外，“代理人”即使在实现“自主”之后，也很可能无法摆脱对此前“赞助者”的依赖，比如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就使得许多新生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作为“赞助者”的美国产生了恶性依赖，以至于目前他们仍然不得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依赖美国。
作为政策工具的“代理人战争”的运作方式
从来源上看，“代理人战争”多从内战演化外溢而来。代理行动伴随着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外部行为者以“控制混乱”为借口介入目标国家的内部矛盾而促使其升级为内战。在冷战时期发生的30场“代理人战争”中，由内战演化而来的就有18场，占比高达60%。⑥从冷战时期的老挝内战、黎巴嫩内战、希腊内战和尼加拉瓜内战，到冷战结束后的波黑内战与刚果(金)内战，再到当前已经持续多年的乌克兰内部冲突乃至乌克兰危机，概莫如此。
就工具性而言，“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是大国维护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一个政策工具。对各种“代理人战争”的分析表明，第三方介入“代理人战争”采取的手段十分广泛，但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向“代理人”提供人力、军事装备、财政援助和其他非军事手段等。
提供人力援助。在提供人力资源方面，“赞助者”参与“代理人战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代理人”提供战斗人员直接参加军事行动，这些人员可以是“赞助者”的军队，可以是盟友的军队，同时也可以是私营军事部门的雇佣军；二是向“代理人”派遣军事技术专家到作战地区指导军事行动。
物质援助。通过“代理人战争”实现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向冲突方提供武器和弹药，而不是直接参与冲突，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危机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一再声明不会派一兵一卒介入乌克兰危机的同时，却纠集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了一轮又一轮武器与军事援助，让这场危机成为至今久拖不决的消耗战。
财政支持。财政援助的形式主要有：直接无偿捐款支持、为购买武器提供贷款以及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等。专家估计，1955年至1980年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包括古巴、越南和朝鲜）的财政援助总额接近510亿美元；在1962年，美国五角大楼向越南、伊朗、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和菲律宾六个国家拨款1720万美元用以军事援助；而在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向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⑦。
信息情报支持。在现代信息化战争背景下，依托现代化高精准武器系统与作战平台，辅以“无死角”卫星监测与雷达系统，全天候监控战场形势，及时准确把握敌方军力部署及调遣，对于掌握战争主动权和最大效率实现克敌制胜几乎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代理人战争”中“赞助者”在给“代理人”提供武器及其他物质援助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与“代理人”的信息情报共享，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做法就非常典型。
道义与精神支持。“赞助者”往往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将“代理人”塑造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同时极力夸大敌对方的“道德污点”，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激励“代理人”坚持战斗。
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众所周知，独立后的乌克兰处于欧洲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地理交叉点上，是欧亚棋盘上的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冷战后俄罗斯抵御北约东扩战略挤压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外交战略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声称，失去乌克兰的俄罗斯是不可能成为帝国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⑧如果乌克兰能够纳入俄罗斯战略轨道，那么俄罗斯就可以获得大片的缓冲地带并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而如果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则它就会成为西方遏阻俄罗斯的前沿阵地。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其首要利益就是把乌克兰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将其塑造成为抵御北约东扩的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能否拉住乌克兰特别是避免其成为西方国家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这乃是一个攸关俄罗斯地缘政治生态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爆发之前，独立后的乌克兰各届政府基本上奉行的是东西方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既不“倒向”俄罗斯一边，也不过度“西倾”。然而“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政府却完全打破了这种平衡，而开启了一个所谓“弃俄亲欧”的激进西向战略：经济上追求融入欧盟，军事上则以加入北约为战略目标，国内则是大搞“去俄罗斯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俄乌两国迅速由原来的“自家兄弟”变成了事实上的“敌手”。虽然2010年春乌克兰新一轮总统选举后上台的亚努科维奇一度大幅调整对俄政策，并使俄乌关系展现出转圜趋势，然而好景不长，以2013年11月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为契机，乌克兰随之发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浪潮。在美欧势力推波助澜之下，乌克兰国内形势急剧失控，亚努科维奇遭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罢免总统职务而被迫逃往国外。其后上台的波罗申科政府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的裹挟之下，不仅重新“捡拾”起前总统尤先科“疏俄亲西”战略的“衣钵”，甚至在具体政策及行动方面比前者更激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了遏阻乌克兰的战略西进而在2014年强力出手：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签署入俄协议，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与基辅当局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
冷战结束后，虽然俄罗斯政治上从西方引进了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经济上进行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并且在指导思想层面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在美西方眼里，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专制有余而民主稀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普京祭出一系列整肃国家权力体制的措施之后，更是进一步加重了美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认知。另外，从军事安全层面，“转轨”后的俄罗斯在美西方眼里仍是一个威胁，而不是一个“建设性因素”。美西方认为，俄罗斯的帝国情结根深蒂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极其强烈，俄罗斯的宏大帝国抱负对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种威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和判断，于是冷战结束后美西方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在“后苏联空间”策动“颜色革命”以从“内部边疆”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持续进行北约东扩而从外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同时辅以对俄罗斯“民主、人权”问题大肆抨击而对其施加强大舆论压力。当前，北约通过持续东扩其军事前哨已经直逼俄罗斯西部边界，面对俄罗斯方面有关北约提供安全保障并承诺不吸收乌克兰为成员国的诉求，北约方面也是严词拒绝，如此种种便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乌克兰危机的“历史经纬”。
自2021年春季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发生发酵以来，乌克兰国内冲突进一步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争夺愈演愈烈，双方竞相展示“肌肉”的军演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以2022年2月21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于2月24日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内战为标志，本来是以俄罗斯为“赞助者”的一场“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内战，“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场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无论是从美西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考量目标（所谓的“彻底打掉俄罗斯对外发动战争的能力”）来说，还是从美西方对乌克兰全方位和力度空前的援助的角度讲，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在战场上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虽然是乌克兰军队，但实际上乌克兰背后的指使者和主导者毫无疑问是美西方国家，作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正在综合运用涵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金融、心理及舆论等各种途径力图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并对俄罗斯形成全方位的压制，甚至为此不惜将世界置于核冲突的边缘。”⑨
（作者为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俄美三边战略关系中长期发展前景与中国的战略应对”（项目编号：19RWZD1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В.Ю.Микрюков,“Прокси-война”,http://nic-pnb.ru/analytics/proksi-vojna/.
②③⑤⑦A. Mumford,Proxy Warfare,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p.22, p.41, p.87,p.74.
④Daniel Byman,“Why States are Turning to Proxy War?”,https://nationalinterest.org/print/feature/why-states-are-turning-proxy-war-29677.
⑥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124-155页。
⑧[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⑨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тош,“Украина в капкане прокси-войны”,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 «ЗВЕЗДА», 18 мая 2022г.
责编/谢帅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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