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移动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加剧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人们的理性判断，使社会共识构建的路径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而有效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与知识赋能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构建社会共识、进而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底层逻辑。知识动员更加契合“风险社会”中共识生产与社会协作的要求，是促进社会共识的新路径，也是社会动员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厘清知识动员的内涵特征、逻辑机制与实现路径，有助于促进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推进大规模的社会协作。
【关键词】移动社交媒体 知识动员 社会共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移动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加剧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社会共识的凝聚。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等爆发时，总是面临着真相与谣言赛跑、理性与非理性博弈、赞美与怨怼交叠等问题，裹挟于其中的巨大不确定因素限制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个体像黑夜中航行的扁舟，产生无助、失控、惊恐的情绪，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理性判断，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料的“次生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与知识赋能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是帮助人们穿越信息迷雾、在黑暗中找到方向的“灯塔”，是构建社会共识进而形成社会凝聚力、战胜危机的底层逻辑。如何实现知识对社会共识和社会协作的赋能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泛在连接与信息茧房：移动社交媒体中社会共识的“二重性”
移动社交媒体使社会共识的形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泛在连接形成了超越地理区隔的新的共识空间，为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其所构建的“信息茧房”也极易形成新的群体区隔，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深入反思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中社会共识形成的逻辑基础及其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泛在连接创造了新的共识空间。移动社交媒体为人们创造了新的交往空间，特别是5G、VR、AR技术的普及，将人们的交往方式由“在线”变成了“在场”，人与人之间构建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泛在连接。这种新的交往空间打破了以传统地理区隔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构型，正在形成超越地理空间的趣缘群体、价值群体、文化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群体与以往基于地理区隔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相比，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其群体边界模糊，群体内的主体间共识也处于不断的流变过程中。但同时，由于人们能够超越地理区隔实现实时交流，交往变得更广泛、更频繁，这增加了在更广泛空间构建社会共识的可能性。特别是当现代文明所构建的“风险社会”①使全球面临着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病毒大规模扩散、基因伦理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时，更需要形成超越传统地理区隔的新的共识，并基于这种新的共识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一个新的人类生存空间中，共识的内涵、要素、形成规则以及演化机制都需要被重新定义。
信息茧房加大了群体间的共识藩篱。移动社交媒体小屏化的阅读习惯、客户端的入口之争、极致化的用户体验以及超黏性的留存目标等特征，使得推荐算法得到普遍应用。推荐算法在极大优化了人们使用体验的同时，也压缩了人们接触到异质信息的机会，使人们容易被卷入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被包裹在同质化的信息和观点中，个体的既有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被不断强化，“信息茧房”间的认知藩篱日益增加，人们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度和公共讨论的能力有所下降。然而，现代“风险社会”是一种超时空的高度复杂的协作关系网络，其有效运转依靠的是人们在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最广泛、最包容的公共讨论能力。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形成媒介仪式，进而使公共讨论获得相对固定的发生时间和空间，培养了人们的基本共识和公共讨论的能力，这是现代风险社会有效防御风险、应对危机的前提。但推荐算法所形成的信息茧房正在削弱这种公共讨论空间。看似更加人性化的良好体验，实际上却削弱了人们在争议性问题上的公共讨论、达成共识的能力。
社会共识的“二重性”与构建维度。移动社交媒体对社会共识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它既为新的社会共识形成提供了新的连接基础；也更容易导致新的社会区隔，会对社会共识形成阻碍。这种矛盾使得社交媒体环境下社会共识形成的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同时，社会共识本身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社会共识是实现“风险社会”超复杂系统协同运作的基础，为应对全球风险、解决争议、化解危机提供认知保障；另一方面，缺乏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共识可能会形成新的集体无意识，引发盲从和群体极化。面对这种两难的问题，社会共识构建的路径变得异常复杂。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社会共识具有多态性和多维性：其一，共识的状态是相对的，其程度在完全共识到完全分歧之间形成一个谱系，共识度是这个谱系中的一个值，具有一定的弹性。其二，共识具有多个维度，从底层到顶层分别是信念共识、程序共识和话题共识。不同层面共识的弹性不同：信念上的共识弹性低，其共识度要高、稳定性要强，因为它是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的基础；程序共识需要由不同利益主体协商构建，由行政、司法、执法等公权力机关保障，因此其在一定范围、时间内要保持稳定性；话题共识弹性高，也并非必要，有时分歧反而能够引起争鸣、讨论和对话，起到减少使用暴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作用。对此，应强化信念共识、健全程序共识、宽待话题分歧。
知识动员：构建社会共识的新路向
社会共识本质上来自人的认知：个体之间认知的同质化部分构成了集体认知，集体认知即是社会共识；而知识是构建认知的基本要素，知识不但影响着个体认知的形成，而且影响着集体认知的形成，被成员普遍接受的规范化公共知识建构了集体认知，进而形成了社会共识。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通过知识动员的方式构建社会共识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知识动员的内涵与特征。知识动员并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不同领域对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均认为：知识动员由知识生产、使用、中介三个功能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交互作用，形成了知识动员活动②。可见，知识动员是多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在系统内部，知识生产者、知识使用者、知识传播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三螺旋”的动态互构状态，催生新的知识创生，实现知识增值、传播扩散、转移、消费与使用；在系统外部，知识动员系统像一个齿轮嵌入整个社会系统中，成为新的社会动员与社会协作的驱动力，在实现知识的外化、序化、内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催生新的社会构型。
知识动员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导向性。知识动员不是随机交互，而是基于一定的目标，按照一定的规划和任务导向，实现知识生产与使用的价值最大化。二是协同性。知识动员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参与活动，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而非强制措施，引导个体自发形成知识协作行动。三是中介性。知识动员搭建了宏观行为与微观行为的桥梁，既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有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涌现行为，通过“有设计的动员”实现“有目标的治理”。四是知识性。尽管知识动员也是社会动员的一种方式，但它与一般的社会动员不同，它不是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而更依赖于知识传播的方式来实现。知识动员的载体是“知识”，通过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来改变人的认知，实现“个体知识—集体知识—集体行动”的转化。因此，知识动员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协作，知识动员尽管是有目标的，但个体之间的交互行为是平等的，任务目标通过自发、自觉、自动的“涌现”的方式实现。
知识动员推动“风险社会”中的共识形成。“风险社会”中的最突出问题是具有不同文化、思维、知识的人如何实现协作与共存，如何在异质情境下达成共识。知识动员通过消解“偏见”构建起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的知识，从而推动共识的形成。舍勒指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具备普遍性的“伪知识”，这种知识实质上就是“偏见”③。正是这些以知识为名义的“偏见”成为共识形成的最大障碍。因为它不像谣言那样极易被戳破，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稳定性、合理性和适用性，因此，也极具迷惑性，让置身于这些“传统”中的人们很难识别其真伪。知识动员通过有目的的知识生产任务和知识传播活动，将更多具有不同“传统”的人卷入知识协作过程中，首先，帮助人们识别出差异性知识的本质，分辨出哪些是由“偏见”构成的“伪知识”，哪些是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专业知识。其次，通过促进知识传播，降低“传统”对个人的影响，提升理性知识在个人认知中的比重，增强对话、理解和包容，减少“偏见”。最后，通过知识共享和知识组织，促进不同专业知识的协作，这样就形成了从认知上的共识到行为上的协作这一过程的转化。
知识动员构建新的社会协作方式。知识动员通过知识融合与意义建构，为社会大规模协作奠定底层的认知基础，推进社会群体共识向社会协作演化。一方面，知识动员促进了知识的融合。社会大规模协作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不仅是各领域、各学科的专业知识，也包括来自实践的经验知识以及那种认知论无法涵盖、无法表达的默会知识。这些知识相互作用，共同形成集体协作的行动基础。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为社会协作提供新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知识动员创造了平等的社会协作环境。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即是权力，知识生产者通过知识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享有了无形的权力。知识动员强调合作行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在行动者共同的意义建构中形成，其逻辑起点是要求把行动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沟通、协商、合作成为知识存在的载体，摆脱了自上而下的知识垄断与知识霸权。在这里，知识不仅包括实现行动的专业知识，还包括实现意义建构、促成合作的行动知识，而后者是形成“共识”的知识。因此，知识动员与社会共识形成是“二位一体”、相互生成的。
社会共识生产：基于知识动员的实现机制
知识动员作为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其实现方式包括社会动员常用的宣传、参与、激励等方式，但知识动员比一般的社会动员更强调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更加契合“风险社会”中共识生产与社会协作的要求，因为消除“风险社会”不确定因素、塑造理性认知的根本动力来自“知识”；同时，移动社交媒体所塑造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交往空间，也让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显得难以胜任，传统的社会动员更依赖于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社会共同体，而知识动员可以在不同文化基础的群体中推动，更适应“风险社会”中大规模协作的诉求。因此，知识动员是社会动员与社会治理新模式，厘清知识动员的核心要素、底层逻辑与实现机制，是保证知识动员有效落实的首要任务。
社会共识生产中知识动员的核心要素。社会共识生产中的知识动员包括三个核心要素：一是“空间”，即知识动员的集体行动场域。移动社交媒体中的知识动员场域是由有着共同合作诉求的个体所构建的关系网络，其形式可以是有边界的虚拟社区，也可以是开放的网络社群。这个虚拟空间与一般的虚拟社区和网络社群的不同之处是：其成员具有共同的诉求和价值观，其形成的目的是解决显性或隐性问题，其形塑的底层关系是知识的连接，其成员之间是平等和互构的，这个空间构建了一个基于知识的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形成交流、信任、分享、学习的良性循环④。二是“知识”，包括揭示原理和规则的理论知识、指导实际应用的实践知识、实现集体协作的行动知识、规划任务实施的策略知识、有待开发的隐性知识、不言自明的默会知识、标记知识属性的“元知识”等。这些多样化的知识弥漫在知识动员空间中，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认知，是社会共识生产的关键要素。三是“行动”，即人与人、人与媒介、人与平台之间的有目的的交互作用，包括交流、分享、学习、合作、讨论、反馈、评论、规划、执行等。如果说“空间”是静态关系的凝结，那么“行动”则是动态关系的体现，在知识动员中起到催化的作用。通过“行动”将多样化的知识融合，并形成被所有群体成员认同的集体知识，从而构建起社会共识。
从个人理念到集体行动：知识动员的实现逻辑。知识动员的实质是要将个体的知识和理念转化为集体的知识和理念（即社会共识），并进一步实现集体行动。借鉴SECI模型⑤，这个过程包含外化、极化、内化、同化四个过程：“外化”是个人在社交媒体中将理念、经验、体会等隐性知识通过人际沟通、讨论、分享、发文等方式进行显性表达，这些表达受到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后形成显性化的集体知识，这是知识表达和知识生产的过程。“极化”是集体知识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集体知识解决了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集体知识，每个个体都充分了解他人的行动知识，减少了个体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感知，个体意愿极易形成集体意愿，集体意愿在一定的外力推动下，并由于信息级联的作用，形成了群体“极化”现象，当“极化”超越一定阈值时，便产生了集体行动。“内化”是个体将集体知识消化和吸收的过程。随着知识流动和传播加快，集体知识得到进一步扩散，并更加具有结构化、稳定性和普遍性。个体通过知识传播和学习，显性的集体知识再次变成个人的隐性知识。“同化”是个体之间沟通交互、模仿追随进而实现隐性知识传播的过程。个人的隐性知识、默会知识在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中得到传递，使每个个体的知识得到增加。这又促进了个体知识的“外化”表达，再次生产出新的集体知识，形成社会共识，为新的集体行动和协作奠定基础。
知识动员在共识生产中的实现机制。知识动员实现机制包括转化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三个方面。首先，建立“个人知识—集体知识—集体行动”的转化机制。依托社交媒体平台构建知识社区或网络社群，为知识共享、知识融合和群体协作提供活动空间，形成知识转化“场”。在这个转化“场”中，通过议程设置为个体知识向集体知识的转化提供靶向跃迁；通过知识挖掘与知识组织，将分散的碎片化知识系统化、有序化；通过推荐系统为个体提供精准、有用的知识，形塑个体的认知结构。其次，建立知识生产、知识分享、知识传播和知识吸收的激励机制。知识动员是平等、互利、共赢的自组织行为，为保证各个要素围绕既定目标有效协作，需要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实现各要素之间产生自发、自动、积极、有效的合作行动，这些激励机制包括荣誉机制、奖励机制、竞争机制等，通过这些机制形成自我促进、自我管理、自我优化、自我约束的行为规则。最后，建立实时监测、即时反馈的评价机制。集体知识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任何负面情绪和消极态度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因此，这个过程应建立起动态监测机制、即时反馈系统以及风险预测和预警机制，实时把握话题传播情况、议题迁移趋势和情感演化态势；并建立起预案库、知识库，及时提供可供选择的知识动员方案⑥。这些机制应超越社交媒体平台的边界，以任务目标为导向，营造一个泛在的知识动员空间，促进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大规模社会协作和社会治理提供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重大突发事件中知识传播对社会共识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VYJ01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②Levin B. Mobilizing Research Knowledge in Education.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011,(9).
③[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④陈建华：《知识管理的新趋势：确认和支持实践社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6期。
⑤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⑥杜智涛、谢新洲：《利用灰色预测与模式识别方法构建网络舆情预测与预警模型》，《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15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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