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元创建是国际货币史上的创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成员国先天条件差异和制度设计缺陷，导致边缘国家逐步掉入债务陷阱、竞争力损失陷阱和紧缩陷阱。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是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跨境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并经历了名义趋同、泡沫形成、资本骤停、引发危机、边缘国家单边硬着陆等几个阶段。导致“欧元陷阱”的主要原因是部分成员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出于政治考虑仓促上马，以及经济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欧元区针对自身缺陷进行了密集改革，有助于防止新的宏观经济失衡出现，显著增强了欧元区避免及有效应对不对称冲击的能力和韧性。欧元的挫折教训将深化我们对货币合作规律性的认识，指导未来的区域货币合作。
【关键词】区域货币一体化 “欧元陷阱” 欧债危机 最优货币区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欧元创建是国际货币史上的创举。它的诞生体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欧洲国家联合自强、摆脱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成立以来，统一货币的实行导致区域内主要经济指标收敛，对于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投资，抵御全球经济金融动荡，扩大欧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像所有新兴事物一样，欧元的发展也不总是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困难和挫折。由于对货币一体化的规律认识不足，统一货币运行中出现许多事先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制度设计也存在结构性缺陷，表面平稳的经济运行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衡和矛盾，直至爆发波及多个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少知名经济学家质疑欧洲货币合作之路是否能走通，还有的干脆将部分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困境称为“欧元陷阱”。
环环相扣的三重陷阱
一是竞争力损失陷阱。自加入欧元区之后，边缘国家比较国际竞争力不升反降，竞争力持续受损，导致其经常账户失衡。这种损失来自多个渠道。
边缘国家此前经常性实行货币贬值，加入欧元区后本币无法再贬值，这是其国际贸易竞争力损失的最直接原因。此外，欧元区经济治理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边缘国家工资、物价上涨过快，进而导致价格竞争力损失。根据德国IFO经济研究所计算，基于GDP平减指数，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现有价格水平必须下降25%—35%才有可能实现外债的可持续性。
南欧国家加入欧元后比较快的去工业化进程是导致它们竞争力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奥地利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95年至2011年间，南欧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8.0%下降到12.8%，而同期欧盟27国的平均下降幅度只是从20.1%下降到15.8%，德国则由1995年的22.6%略微下降到2011年的22.4%，大体持平。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于制造业，这也导致了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无法通过本国生产率提高支撑福利开支的增加，而只能依靠外债拉动消费。
此外，外部竞争压力也是导致南欧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2004年欧盟实现了爆炸性的大东扩，10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但是工资和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南欧各国。例如，西班牙和希腊制造业的工资分别是波兰工人和手工业者的三倍和两倍，而后者以技术和勤奋著称。当德国和奥地利等中欧制造业强国谋求欧盟内部的产业链延伸时，他们的首要合作对象是新加盟的中东欧国家，而非“老”的南欧成员国。
二是债务陷阱。在经济金融化时代，显示宏观经济运转失灵的最直接标志就是债务危机。欧元区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陷入银行及主权债务双危机，折射出区内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
首先，欧元区在运行10年后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主权债务遭遇市场投机，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这些国家无法凭借自身努力摆脱危机，相继提出救助请求；希腊则实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违约和减债行动。直到2012年9月欧央行宣布将通过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对二级市场进行干预，才最终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国债市场。
其次，欧元区边缘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之后积累了大量的私人部门负债。自1999年欧元正式出台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之间，各国私人部门债务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欧元区平均水平。这些私人债务的堆积，以及在金融危机后私人债务向公共债务的转移，是边缘国家经济蕴含的最大风险。
最后，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负债很大程度上是外债，在欧元区北部和南部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截至2012年底，爱尔兰的净外债与本国GDP的比例为112%、希腊为109%、西班牙为91%，全部达到警戒水平。葡萄牙则最高，为115%。这些债务大部分来自欧元区北部法国、德国等核心国家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三是紧缩陷阱。欧盟机构及强势成员国在设法应对边缘国家主权债务问题时，首先排除债务违约的可能。时任欧央行行长特里谢一再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权债务重组和违约，藉以保护核心国家银行，防止它们因边缘国家国债违约而遭受冲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通过设立欧洲稳定机制，对边缘国家提供救助，以公共资金代替私人资金。最后，在较晚些时候实施量化宽松和非常规货币政策，人为将公共债务利率降下来。此外，还要求被救助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压低工资和福利，进行内部贬值，恢复竞争力。
欧盟的反危机策略事实上是要求边缘国家实行“单边硬着陆”，单独承受统一货币区内主权债务重组的经济社会代价。在私人部门和国际资本同步去杠杆的同时硬性要求减少政府赤字，这种做法是一种强烈的顺周期财政政策，它减少了有效需求，加剧而非缓解了各国经济困难，被称为杀死而非医治病患的做法。它的实施直接导致边缘国家陷入严重经济衰退和通缩、高失业率、低增长，并因GDP总量减少而导致债务负担加重。此种窘境，无疑与它们通过加入欧元区而改善经济治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尽快缩小与发达成员国差距的初衷背道而驰。
经济货币联盟宏观经济失衡的历史考察
过渡时期：马约标准与名义趋同。
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南欧国家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北欧国家，同时本国货币经常性贬值，以改善国际贸易地位。这种状况是无法与低通胀、低利率、汇率稳定的国家共同组建统一货币区的。为此，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了5个标准，分别涵盖通货膨胀、汇率、赤字、公债与GDP之比及央行政治独立性等方面，要求各成员国实现基本经济指标趋同，以便在统一汇率之后确保宏观经济顺畅运行。
在南欧各国确定加入欧元区后，这些国家通胀水平即开始显著下降，快速向马约规定的标准靠拢。以代表各国长期利率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例，1995年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14%，高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7个百分点；此后该指标迅速下降，到1999年即与德国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显示该国长期利率短时间内迅速降低。其他边缘国家的长期利率水平也经历了类似下降过程。
名义利率水平下降及汇率风险消失给欧元区各国经济造成一系列影响：边缘国家因利息率显著下降而债务负担极大减轻；随着资本跨境流动障碍消除，大量核心国家资本涌入边缘国家，进一步拉低了利息率，刺激了后者的借贷冲动；边缘国家经济金融化加速发展，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不断开发，希腊、西班牙等国加入欧元区后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20年期国债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一方面降低了政府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为针对公共债券的市场投机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10年：形成泡沫。
欧元正式运行时的国际经济外部环境，恰逢美国科网股泡沫破灭，艾伦·格林斯潘执掌下的美联储执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国际上空前的流动性泛滥。而欧央行因德国经济长期低迷，决定在2003年将折扣利率降低到2%。这个政策举动没有实现最初提振长期总需求的初衷，却标志着对欧元区边缘国家大规模顺周期资本流入的转折点。
欧元区成立后，区内经济金融化进程快速推进。2000-2012年间，欧盟14国金融部门平均杠杆率（债务资产比率）从284.8%上升到563.3%。德国金融部门膨胀的资产负债表上总债务已经达到本国GDP的87%，法国金融部门债务则达到本国GDP的97%。在国内缺乏通货再膨胀政策的情况下，两国银行部门把扩张重点放到边缘国家。
由于利率统一，汇率风险消失，资本市场一体化加速发展，大量核心国家资本涌入边缘国家，寻找投资机会。投资者完全忽视了边缘国家国债的主权违约风险，为了30个基点的利差而展开套利交易。核心国资本输出同时造成了德国等国国内投资不足，只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工资压制，通过提高出口实现经济增长；它带来的反面影响是边缘国家资产负债表膨胀、单位劳动成本上升、通胀加速、直至投资泡沫破裂。这一时期外来资本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导致两国银行及私人债务迅速扩张。
边缘国家因为利息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和国债形势一度向好；加之公营部门雇员增加，工资上涨，国内需求旺盛。这种情况进而造成边缘国家实际通胀率和真实有效利率高于核心国家，因此竞争力下降，经常账户转为赤字，必须依靠外部资本流入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似乎实现了双赢：核心区私人部门获得较高投资收益，边缘国家则实现债务驱动下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欧元区成立之初经济的顺风顺水更多是在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一场盛宴，一旦流动性收紧，就将难以为继。
双危机时期：资本骤停，引发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欧洲经济迅速受到波及。金融机构纷纷减少放贷，资金向核心国家收缩。研究显示，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10年春天和2011年底，欧元区边缘国家先后经历了3次私人资本流动骤停（sudden stop）。原来依靠外部资金流入维持经济运行的边缘国家遭此冲击，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在2000—2011年间欧洲15家最大的银行合并资产由7万亿欧元激增至20万亿欧元，从相当于欧盟GDP的43%增加到150%。当信贷泡沫于2008/2009年破裂后，随后的金融动荡通过财政自动稳定器、相机抉择的开支以及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使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危机之前私人债务的堆积和公共债务的逐渐减少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公共债务迅速增加以及私人部门随后的去杠杆化。
面对外国资本大举撤出，信用评级机构开始下调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评级，市场投资者对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可持续性提出质疑，引发投机风潮。由于欧元区为防止成员国在财政问题上的道德风险而规定了“不救助条款”，欧央行不得为成员国主权债务融资，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边缘国家在市场压力下被迫向欧委会、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申请救助，交出经济主权，实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欧元区危机成为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动所导致的核心—外围关系的最新例证。
危机后的恢复期：边缘国家“单边硬着陆”，陷入紧缩陷阱。
欧盟及其核心成员国政府，把边缘区主权债务问题片面认定为各国政府财政纪律废弛导致的危机，同时认为价格过高导致的经济竞争力损失是深层次原因，因此其反危机思路是进一步强化财政纪律，设立救助机构，不允许债务违约，强制各国缩减工资，对国营经济实行私有化，通过内部贬值恢复经济竞争力。这种做法是基于对危机本质错误判断基础上错误的政策药方，直接导致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境地。
从以上分析可明显看出，对欧元生存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边缘国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而是来自债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及其商业模式。欧盟官方机构有意无意忽视银行业问题，加之德国等国媒体以“懒惰的希腊人”等说法把债务问题归咎于边缘国家的工作伦理，掩饰了问题真相。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让边缘国家民众单独承受调整代价，从而让作为主权债务债权人的核心国家银行得以全身而退。
“欧元陷阱”的无奈之处在于：尽管加入欧元区最终使自身发展陷入困境，但边缘国家无法选择退出统一货币，因为重新使用本国货币将导致现有欧元计价债务的实际价值大大提高，债负更加沉重。同时，外国债权人考虑到可能遭遇的债务违约的惨重损失，也不会允许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
欧洲货币一体化遭遇挫折的原因
一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夹生饭。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由于饱受国际货币投机之苦，欧共体成员国一直积极推进货币合作，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该体系由汇率机制（ERM）和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两个部分组成，它是建立欧元的先声，其运行也为后来欧元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货币合作加速发展，这不仅仅出于经济考虑，也是基于重大的政治决断。欧元建立是法国与德国之间就德国统一达成的一项交易：法国同意德国统一，德国则放弃马克，支持建立统一货币欧元。在这个因素推动下，经济货币联盟是在尚未具备充分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提前仓促上马的。
1989年的德洛尔计划和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颠倒了货币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先后次序，主张通过货币一体化可以“催生”政治一体化，或者作为它的“踏脚石”。这个激进思想为欧元诞生铺平道路，但也埋下治理失灵的隐患。
在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运行期间，弱势货币相对德国马克一再贬值。这说明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德国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特别是南欧国家之间必然出现实际汇率差异；如果丧失对各国货币平价进行调整的汇率手段，必将导致经济货币联盟的内在不稳定。不少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即便南欧国家加入欧元区之前在通胀标准方面短时间内实现趋同标准，它们在统一汇率条件下能否在通胀问题上坚持自律也是问题。欧洲货币合作问题上的悲观主义者担心，过早开启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推进一体化，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反而将导致经济分化，拉大差距。这种担心被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
二是违反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原理。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 以下简称OCA）理论是研究、分析欧洲货币合作最重要的理论框架。根据该理论，如果不同国家/经济区决定采取统一货币、放弃汇率调整手段，则参与货币合作的国家/经济区必须具备最优属性，包括要素自由流动、统一财政能力、经济结构的相似性等，以减少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可能，并且在遭遇不对称冲击时可以迅速做出调整，减少损失。
在欧元区的酝酿阶段，多数经济学家，特别是来自北美的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区的初始成员显然不是都符合OCA属性，贸然上马会遇到麻烦。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非OCA的理论判断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言欧债危机是OCA理论的报复，欧元的引入本身就是对区内经济最大的不对称冲击；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则认为，事后判断，从OCA理论出发对经济货币联盟缺陷的分析大体正确，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在联盟层面对银行和金融体系有效监管的需要，也对货币联盟的政治经济学考虑强调不够。
根据OCA理论的解释，“欧元陷阱”的出现意味着非OCA经济体实行统一货币必然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易受不对称冲击影响，且在冲击发生后因汇率调整手段缺失而被迫采取内部贬值的办法应对，经历漫长高失业率的折磨。欧元区的经验还同时证伪了内生性OCA理论：金融一体化的加强并非必然提高统一货币区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似性、分散金融风险。它还可能在不对称金融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输入国的单边脆弱性，在资本流动骤停时触发危及统一货币区稳定的不对称冲击。
三是欧元区制度设计缺陷。首先，区内统一宏观经济政策与成员国政策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无法克服。由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欧元区执行整齐划一（one size fits all）的宏观经济政策，注定无法满足不同国情成员国的需要，造成一种对各国而言都非妥当（one size fits none）的政策效果，其调节效力大打折扣。在货币政策方面，边缘国家价格水平低，当真实趋同发生时，也就是当这些国家人均GDP与核心区发达成员的差距缩小时，意味着其价格水平上涨较快，实际通胀率高于核心区国家。通常情况下，如果通胀率高，则利率应相应提高，以抑制经济过热。但是，由于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欧央行基于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而做的利率决定，在边缘国家就意味着利率偏低，将会进一步刺激经济过热，而发达国家则面临利率过高的问题。这就是在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方面拉大经济差距的“真实利率效应”。也被称为经济货币联盟的原罪，或者内在不稳定器。在财政政策方面，《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纪律则表现出强烈的通缩效应。
其次，忽视了不完全经济货币联盟内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根据原初的认识，欧元的设计师并没有预见到采用统一货币后成员国会继续面对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但是，欧元区在制度设计上保留了各国央行，作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各国在“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2）中保有独立户头；欧盟条约中明文规定各国财政独立，欧央行禁止为成员国赤字买单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欧元区成员国间依旧存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幸的是，欧元区各国在谈判统一货币规则时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各国财政纪律和公共债务上面，对经常账户失衡却不够重视，既没有规定相应的宏观经济监测手段，也没有料到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将构成货币区内部最严重的经济问题。自欧元推出以来，欧元区作为整体基本实现国际收支项目平衡，但各成员国情况差异较大。1999—2008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年度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分别达到11%、9%和6%，而德国、荷兰经常项目顺差占其GDP比例分别超过3%和6%。持续逆差的国家还包括爱尔兰、意大利等，而顺差国还包括卢森堡、芬兰等。通常情况下，经常账户赤字国家需要通过资本账户的资金流入弥补国际收支不足。欧元区的特殊情况恰恰在于核心国家资本大量涌入边缘国家，弥补了各国经常账户赤字，这就在很长时间里掩盖了问题的存在。
最后，欧央行金融监管力度不够。从实践角度看，在金融一体化加快发展的同时，欧盟注意加强金融监管领域协调。2000年欧盟启动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成为欧盟金融监管协调的主要依据。该框架最初仅涵盖证券业，2003年后包括了银行业和保险业。但是，欧盟金融监管步伐始终落后于金融一体化的脚步，存在比较明显的监管漏洞以及监管权能分散问题，无法对跨境风险进行有效监控，造成危机的跨境传染效应。特别是在欧元区成立之后，资本市场一体化加速发展，跨境资本流动大幅提升，欧央行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疏于监管，对金融一体化的潜在风险管控不力。与此同时，欧央行对于通胀的管理，执行的是消费品价格指数，而没有把资产价格变动纳入通胀管理中，实践中造成了相当规模的资产泡沫。这些泡沫的产生是导致“欧元陷阱”的重要原因。
改革举措及对未来区域货币合作的启迪
欧债危机爆发后，在危机的倒逼压力下，欧盟展开密集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尝试全面修补经济货币联盟的体制漏洞，为今后统一货币顺利运行打下良好基础。重点打破失衡—债务危机—紧缩三部曲，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测。通过推出“六大方案”“两大方案”和欧洲学期制，引入预防和纠正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新规则，包括过度不平衡程序（Excessive Imbalance Procedure, EIP），并要求总是不能达标的成员国缴纳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0.1%的罚款。二是建立银行业联盟，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单一监管机制、危机解决机制和统一银行存款保险三根支柱，以防范金融风险聚集，并减轻银行业危机对政府财政的冲击。三是建立金融稳定机制。使欧元区拥有属于自己的、资金相对充足的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救助机构。四是欧央行发挥政府最后贷款人角色。通过“证券市场计划”（SMP），“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平息市场紧张情绪，降低边缘国家国债的融资成本。上述系列改革措施针对欧元区作为实行统一货币的非最优货币区存在的弱点采取亡羊补牢的补救措施，包括防止区内出现宏观经济失衡、及早察觉并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扩散、防范以市场投机为表现形式的金融冲击等，显著增强了欧元区避免及有效应对不对称冲击的能力和韧性。
“欧元陷阱”的产生是各种内外条件共同导致的，不能因为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困境就全盘否定区域货币一体化，也不能认为凡是开展货币一体化就必然出现债务陷阱、竞争力损失和债务通缩陷阱。欧元区作为一个货币合作实验室，它遭遇的教训、挫折将加深人们对货币一体化背后复杂经济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实行统一货币面临的新风险，从而为今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货币合作、有效规避各种“货币合作陷阱”提供重要启发和借鉴。
一是在统一货币成员选择时注重OCA标准。初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合作的成功与否。当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时，真实趋同引起的通胀率分化只有通过汇率调整才能以最小代价有效应对。在这个意义上，欧债危机可以理解为边缘国家以外部资本流入弥补因价格竞争力损失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方式的破产。有鉴于此，主权国家间实行统一货币应严格按照OCA标准确定成员资格，做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贫富差距不大。欧元区继续扩大也应谨慎行事，准备申请加入的国家宜在欧元区外完成真实趋同过程，从而防止出现新的宏观经济失衡，避免新成员国再次掉入“欧元陷阱”。
二是警惕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实行统一货币自然导致资本管制的取消，但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落后国家要慎重放开资本管制。对跨境资本流动应分类管理、积极引导，欢迎投资实体经济、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本国科技竞争力的外国资本，而对催生消费热潮和债务泡沫的资本则应当有效限制，尤其要警惕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防止因外部资本流入骤停而导致的债务危机。有批评认为，欧元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其使命是为核心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这就提醒我们要思考欧洲货币合作乃至广义经济一体化究竟是服务于资本还是劳动的问题。
三是充分估计让渡经济政策制订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一直以来人们对一体化主权让渡以积极评价为主，认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利大于弊；且各国同步让渡主权，公平公正。但欧元区教训表明，一国拥有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制订权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灵活调节经济运行，最大限度发挥经济潜力；放弃经济主权则会陷入被动。例如，欧元区边缘国家需要提高利率抑制因经济赶超导致的价格水平过快上涨，并出台积极财政政策应对外部资金骤停造成的冲击，但因其货币政策自主权丧失，财政政策受欧元区财政纪律严重束缚，而无力主导自己的命运。
四是在货币合作中要考虑对强势国家的约束问题。强国和弱国开展一体化合作时，双方因实力地位差距往往不可能真正平等。强国有各种手段和资源，使一体化朝着对本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欧元区货币合作中德国采取的强势政策就是导致边缘国家掉入“欧元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的政策主张和政策偏好，包括欧央行货币政策以价格稳定和通胀控制为唯一目标；对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强制要求严格财政约束，强制它们进行结构性改革及福利削减等，都得到贯彻。德国的主张不利于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限制了边缘国家运用财政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的选择空间，并在危机后直接将边缘国家置于紧缩陷阱之中。对德国好，是否即对欧元好？这也值得人们深思。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研究”（项目编号：17FGJ012）的成果】
【参考文献】
①[德]汉斯-维尔纳·辛恩著、曹慧译：《欧元陷阱：关于泡沫破灭、预算和信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②Sinn, Hans-Werner, Austerity, Growth and Inflation: Remarks on the Eurozone’s Unresolved Competitiveness Problem, The World Economy 37(1), 2014, p.4.
③[英]戴维·马什著，向松祚、宋姗姗译：《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④Kristijan Kotarski and Luka Brkic, Political Economy of Banking and Debt Crisis in the EU: Rising Financialization and its Ramification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6, pp.1-26.
⑤Merler, Silvia and Jean Pisani-Ferry, Sudden stops in the Euro area,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 2012/6, March 2012.
责编/周小梨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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