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如何应对“需求收缩”与“供给冲击”，我在本专栏写文章分析过；这里再说说“预期转弱”问题，而且重点讨论怎样稳定企业家预期。
从字面上理解，“预期转弱”是指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不如从前，信心有所减弱。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从消费者角度看，若消费者预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会下降，从现在起就可能缩减消费，导致消费需求萎缩；另一个是从企业家角度看，若企业家认为未来投资的风险会加大，则会收缩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
需要解释的是，人们的预期是由什么决定的？经济学者历来重视研究预期，上世纪70年代前，大家关注的是“适应性预期”。所谓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未来的变化作试错性的推测。比如历史上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年份，失业率往往比较高。根据这一经验，若今年经济增长放缓，人们会预期失业率上升。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否定“适应性预期”，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理性预期是指“逻辑预期”。通俗地讲，是指人们利用已掌握的信息，根据逻辑对未来的变化作推测。举个例子，若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人们便可推测会出现通胀；通胀出现后，则可推测央行可能加息；而央行一旦加息，又可推测股市会下挫。此类预期，即为理性预期。
在我看来，以上两种预期并非完全对立，现实中可以同时采用。事实上，无论“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存在决定预期。适应性预期需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而理性预期对未来变化作逻辑推测，其实也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要知道，“逻辑”不过是对客观事物因果关系的一种理论提炼而已。
理解了“预期”的含义，再来讨论企业家预期。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企业家，是特指民营企业家。企业家作为理性人，推测未来当然要根据经验和逻辑。问题是他们会依据哪些经验呢？为写这篇文章，我访谈过20多位相熟的企业家，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归纳起来有三方面：一是个人财产是否安全；二是营商环境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三是国家方针政策是否稳定。
那么企业家推测未来的逻辑是什么？当然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利润。企业家在商言商，希望赚钱无可厚非。这就是说，如果企业家相信自己的财产权不会受到侵犯、市场竞争环境公平，而且也相信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不会改变，他们对企业前景则会有乐观的预期。否则，预期将会转弱，甚至丧失信心。
换位思考，假若我是企业家，对企业前景也会这样推测。有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讲：“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读者要仔细体会这段话，其中包含了三层意思：保护企业家（财产）、保护公平竞争、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讲这番话，当然是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提振企业家信心，果不其然，1992年后，国内民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有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现已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了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了70%，城镇就业超过了80%，而企业数量占比达到了90%。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目前企业家预期却有转弱的迹象。照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并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而且，国家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方针也没有动摇过。
问题出在哪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并非关键原因。据我所知，关键原因是民营企业家安全感和公平感的预期转弱。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人对民营经济存在偏见，不仅错误解读或曲解中央精神，甚至用个别企业出现的违法事件，从整体上否定民营经济。企业家当然会持观望态度。
在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批评说：“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并多次强调：“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可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至今仍有不小的市场。怎么办？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保护一个年广久，带动了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由此看，当前要稳定企业家预期，同样要保护企业家。在打击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同时，应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企业家撑腰；并通过典型案例，继续释放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