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与关注的核心议题。西方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形成了观点各异的学派，提出了多种不同乃至相左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在综合分析各种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可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四个层次正确把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对投资率（消费率）倒U型演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U型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其机制，以及收入差距倒U型演变的机理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消费需求发展规律角度，阐明收入差距变化对消费需求、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建议从改革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着手，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
【关键词】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6.003
李建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增长》、《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动的关联度》（论文）、《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U型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我国要素收入分配为例》（论文）、《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论文）等。
西方主要经济学派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观点
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在不同阶层进行分配和分享的重大事宜，是经济学研究无法规避的核心议题。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都有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独特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受研究角度、意识形态及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与环境等因素制约，都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局限性。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收入分配对积累与消费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围绕市场能否自动出清，从供给和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形成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派不同观点。1955年，库茨涅茨提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假说之后，大量研究转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如工业化早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可以激励创新与创业、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工业化后期收入差距缩小可以扩大消费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等。[1]
古典经济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收入在工人工资、地主地租和资本家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物质匮乏等因素制约，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收入分配中工人的收入用于满足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消费，地租用于地主的消费，只有资本家的收入用于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润率，“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属于古典经济学的后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此被西方经济学归类为古典经济学派。马克思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从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阐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理论，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剑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古典学派在继承了古典学派“供给创造需求”这一基本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静态均衡理论，提出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每种要素为它的服务获得的租金等于它所属那一组的边际生产率”[3]。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能够自动出清并达到均衡状态，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要素收入由市场决定，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过度干预。
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凯恩斯主义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学派，其核心思想是需求决定产出。针对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所暴露出的供给过剩、生产与失业恶化等严重问题，凯恩斯提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市场调节无法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特别是财税政策干预，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通过改变租税体系，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通过累进税的办法集中到政府手中，再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分配给穷人，以此解决收入分配悬殊抑制消费倾向的问题，增加有效需求，促进供求平衡、增加就业。[4]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是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学派。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以收入分配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与财富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核心公式是I/Y＝SW＋(SP－SW)×P/Y，其中Y、I、P、SP、SW分别为国民收入、投资、利润、利润的储蓄倾向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核心观点是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要求一定的投资率，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和利润率，资本家的消费倾向越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高，投资率越高。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增长会加剧收入分配比例失调，工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趋于下降，收入分配比例失调又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靠国家政策对分配比例失调进行干预，实现收入的均等化。[5]
库茨涅茨的倒U理论假说。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均是从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55年，库茨涅茨在分析美国、英国和德国经济发展与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理论假说：“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6]“倒U”假说提出后，包括库茨涅茨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部分研究印证了“倒U”理论假说，如库茨涅茨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户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并据此得出发达国家积累率将不断下降的结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趋于扩大。[7]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如Ronald Bénabou对拉美、东亚、南亚等国家进行的跨国分析表明，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会降低经济增速。[8]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1980年以后，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日渐突出，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日渐深入。
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通过刺激创新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9]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企业家积累必需的资本以开展创业活动或让部分人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10]。
针对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或居高不下的现实，更多的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例如，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各方面研究成果基础上，以1980年到2012年近100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全面分析了技术进步、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深化、劳动力市场变革、再分配政策、教育等因素对不同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结论是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上升会降低中长期经济增速，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上升会显著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速。[11]
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也取得新进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04年美国布朗大学的Galor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Moav合作进行的研究。他们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Kaldorian－Keynesian储蓄假说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时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出发，论证了不同发展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基本结论是，在物质资本积累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工业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资源向储蓄转化，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在人力资本逐步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后，收入分配均等化通过弱化信贷约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刺激经济增长。[12]这一研究弥合了不同实证分析的矛盾结论，从理论上为库茨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一研究的不足之处是仅考虑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忽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有效需求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四个层次的理论关系及其实证依据
纵观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大致集中在四大方面：一是聚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一宏观经济的核心议题，研究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二是聚焦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研究资本与劳动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新剑桥学派对此作出了深入研究。三是聚焦收入分配差距的演变规律。四是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国内针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争议，也基本聚焦于以上四大方面。笔者从投资率的倒U型演变规律、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U型演变、收入差距的演变规律和收入差距对产业与消费需求的影响四个层次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
投资率（消费率）的倒U型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问题作出了严谨的理论分析，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就像第一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二部类提高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二部类也要同样为第一部类提高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二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更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更大部分时，它既为第一部类也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13]。
马克思关于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论断，揭示了供求必须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这一基本规律体现在投资率和消费率方面，要求一段时期内投资率和消费率必须保持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均衡状态。那么，投资率（消费率）的均衡状态是如何随经济结构的变化演变的？笔者的研究表明，[14]投资率（消费率）总是周期性波动，其动态均衡值取决于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投资加速数和消费倾向，投资加速数越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投资率也越高，反之，投资率将不断下降。在经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中前期消费需求会不断从投资加速数较低的食品与衣着等产品向投资加速数较高的家电等产品和投资加速数很高的汽车等重化工业化产品升级。由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所决定，产业结构会不断从轻工业中投资加速数较低的产业向投资加速数较高的产业升级，继而再向重工业升级，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会不断提高，投资率将呈不断提升态势。在工业化中后期，耐用消费品需求日趋饱和，消费需求从投资加速数很高的耐用消费品转向投资加速数很低的服务消费，产业结构将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型为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也不断下降，投资率将逐步下降，消费率趋于上升。在后工业化时期，消费结构趋于稳定，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也趋于稳定，投资率也会稳定在一定水平。
笔者关于投资率（消费率）的理论分析，基于动态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即Yt＝It＋Ct，Yt、It、Ct分别为t期的GDP、投资和消费；投资由消费需求增量所决定，即It＝α×（Ct－Ct-1），α为投资加速数；本期消费需求取决于上期收入及消费倾向γ，即Ct＝γ×Yt-1。据此得到的投资率（RIt＝It/Yt）一阶差分方程为RIt＋[α×（γ×NYt-1－1）/NYt]×RIt-1＝α×（γ×NYt-1－1）/NYt，其中NYt、NYt-1分别为t期和（t－1）期经济增长率。根据差分方程的性质，投资率必然呈周期性波动走势，在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为N的情况下，投资率周期性波动的动态均衡值为RI＝α×N（γ×N－1）/[N＋α×（γ×N－1）]，或者转化为RI＝1/[1/(α×（γ×N－1）＋1/N]，在均衡增长率N和消费倾向γ不变时，投资加速数α提高，投资率必然上升，反之则不断下降。
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发展趋势完全符合理论分析的倒U型走势，在从1978年的36.77%波动提升到2010年的46.97%之后，逐步下降到2021年的42.96%（如图1所示），期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演变，尤其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7年超过工业、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后，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也发生了倒U型的转折性变化，从1997年的1.64倍上升到2010年2.1倍的峰值，其后又于2017年降为1.74倍（如表1所示）。未来投资加速数相对较低的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还会引致投资率进一步下降，但智能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进步引致的新兴制造产业的崛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投资率的下降趋势。
要素收入分配的U型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新古典主义学派坚持认为，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报酬完全由市场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别，在要素市场供求机制和经济总量供求机制作用下，正如投资率会表现出倒U型周期性波动演变趋势一样，生产要素报酬占比也会呈现出U型周期性波动趋势。
笔者研究表明，[15]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人力资本）市场和资本（物质资本）市场供求格局的相对变化，在改变劳动者报酬占比和资本要素收入占比的同时，也会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工业化中前期，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稀缺在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资本要素收入占比提高的同时，也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劳动力供求格局向供给不足的转换和资金稀缺性弱化，会引致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下降。
如同投资率的理论分析架构一样，笔者对要素收入占比的理论分析过程同样基于国民收入动态恒等式，通过收入法GDP将劳动者报酬和资本要素收入占比纳入分析框架，在仅考虑家庭与企业两部门的封闭经济条件下，Yt＝Ct＋It＝Wt＋Pt，其中Yt、Ct、It、Wt、Pt分别为GDP、消费、投资、劳动者报酬和资本要素收入。同样假定投资取决于消费增量，即It＝α×（Ct－Ct-1），而当期消费取决于上期劳动者报酬Wt-1及其消费倾向β和上期资本收入Pt-1及其消费倾向θ，即Ct＝β×Wt＋θ×Pt。据此得到的劳动者报酬占比（RWt＝Wt/Yt）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程为NYt＝（1＋α）×（β×RWt-1＋θ×RPt-1）－α×（β×RWt-2＋θ×RPt-2）/NYt-1，这一方程也是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一阶差分方程。该方程反映了双重经济含义：一是在消费需求取决于上期收入分配结构情况下，本期经济增长也取决于上期收入分配结构。二是劳动报酬占比也呈周期性波动状态，在均衡增长状态下，劳动报酬占比的均衡值取决于经济的投资加速数和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的消费倾向，即RW＝N2/{（β－θ）×[α×（N－1）＋N]}－θ/（β－θ），投资加速数越大、劳动报酬的消费倾向越高、资本报酬的消费倾向越低，劳动报酬占比越低。
我国收入法GDP的结构变化与理论分析结论基本吻合，如图2所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和住户部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以后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并分别在2007年、2008年探底后恢复上升趋势，总体均呈U型演变走势。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43%下降到2007年的39.74%，此后恢复上升趋势，到2017年提高到47.51%；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65.47%下降到2008年的56.99%，2019年回升到61.42%。劳动报酬占比U型演变的转折点（2007年）比投资率的倒U型演变转折点（2010年）超前三年，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时间点完全重合，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结构升级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决定我国投资率（消费率）和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性因素。
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U型演变与要素市场供求结构的相对变化也是高度吻合的。从要素市场供求看，2007年以后资本要素短缺局面趋于缓和，劳动力供求在2007年前后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之前的供给过剩逐步转向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给不足，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指标——全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从2001年一季度0.65倍的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状态，逐步提高到2007年的0.98倍，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2010年一季度以后上升到1倍以上，2021年三季度已提高到1.53倍，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如图3所示）。与劳动力供求的转折性变化相对应，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也在2007年前后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库茨涅兹提出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演变理论假说，但其后基于各国收入分配数据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却与其相左，没有为这一假说提供充分证据。笔者从收入差距的本源即人的能力差距出发，对收入差距的演变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索，[16]发现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差距具有内在的倒U型演变趋势，但财产收入差距会呈指数级扩大，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变是劳动收入差距倒U型演变和政府再分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初次收入分配角度看，劳动者的收入来源可归类为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两大类，劳动收入是基础。劳动收入水平取决于劳动者的能力、就业机会等多重因素。财产收入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财产规模，包括以劳动收入为基础的个人储蓄、继承的财富和借贷所控制的金融资本等。在就业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由人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所决定的劳动能力是决定劳动收入的基础性因素。流体智力是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衡量流体智力水平的典型指标如智商，其重要特征是服从橄榄型的正态分布。在流体智力既定情况下，经过后天学习获取的晶体智力是决定人的能力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化初期，为充分发挥有限的教育资源提升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作用，教育资源会优先配置到流体智力较高的人群，人的能力及劳动收入差距会因此扩大。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教育资源扩大后，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教育资源向流体智力较低群体的倾斜，会缩小人的能力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经济工业化过程中，随着教育资源规模增加和配置方式不断改进，人的能力差距和劳动收入差距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演变特征。
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也会加大劳动收入差距。就业机会不均等包括多种形式的不均等，一种是与人的能力差距高度相关的机会不均等，如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优先获得收入水平更高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群体都是能力高的农村劳动力；这种因能力差距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均等对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包含在人的能力差距影响之内。在能力差距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均等，除针对弱势群体的特别救助性就业政策外，如垄断行业的进入限制、各种就业歧视等，无论在何种发展阶段，都会扭曲收入差距的内在演变趋势，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
从本源看，财产收入与劳动收入高度相关，个人储蓄源于劳动收入，继承的财富源于前辈的劳动收入，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也与劳动能力紧密相关，但与劳动能力所决定的存在局限性的劳动收入差距不同，财产收入呈指数级扩大，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财产及其收入会呈两极分化发展趋势，这也是财富不平等程度远大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原因。同时，从财产性收入来源看，与个人劳动收入相关的个人储蓄在理论上与劳动收入分布形态是一致的，这部分收入的差距演变也会像劳动收入差距一样，存在内生性的倒U型演变特征。但源于继承前辈财富和外部金融资源的财产性收入，因在财产继承和获取外部金融资源方面存在机会不均等而致使这两部分财产性收入差距不存在内生性的倒U型演变规律，故而其差距会随着财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
各国初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基本都在0.5以上，为抑制初次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差距过大和财产收入差距扩大，各国都通过累进个人所得税和遗赠税等税收手段平抑收入差距，并通过公共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变，既受到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差距倒U型演变的影响，也是政府为抑制收入差距过大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形成的内在收入差距倒U型演变规律。
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大致呈倒U型演变趋势（如图4所示），收入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提高到2008年的0.491峰值后趋于下降，2015年降为0.462，此后处于高位徘徊状态，2020年为0.468；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在从2010年的0.69攀升到2016年的0.812峰值后趋于下降，2020年降为0.704。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基尼系数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如欧盟国家基尼系数只有0.31（2018年），日本是0.329（2014年），韩国是0.314（2016年）；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高于印度的0.357（2011年）和俄罗斯的0.36（2020年），低于巴西的0.489（2020年）和南非的0.63（2014年）。
各国基尼系数的巨大差异反映了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发展状况，这种差异是由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所决定的，难以通过简单的类比判断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我国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变，基本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收入差距的相对变化以及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其中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比率）从2002年的3.03倍提高到2007年的3.14倍峰值后，持续下降到2021年的2.5倍，这是2008年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不断下降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平均工资相对差距（比率）在2008年以后趋于缩小，但2018年之后又恢复扩大趋势。特别是2015年以后职工工资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如表2所示），如职工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率在从2013年的2.73倍收缩到2015年的2.61倍后再度扩大，2016年到2021年一直在2.65倍左右徘徊，这是2015年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改2008年后持续下降态势、一直在高位徘徊的主要原因。从结构性因素看，2015年以后我国职工工资差距由降转升（如表2所示），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相对较快增长，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与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从2015年的1.32倍提高到2021年的1.42倍，其他岗位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从凯恩斯提出的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消费倾向，到Lazear提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通过刺激创新和创业以促进经济增长，再到Galor和Moav提出的工业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资源向储蓄转化、工业化后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收入差距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多方面影响。对此，笔者从收入分布与消费需求分布的内在关联机制和消费需求的发展规律角度，提出收入分配不仅通过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和投资率影响经济增长，还会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崛起，但会抑制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和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保持适度差距最有利于经济增长。
各国居民收入结构均呈橄榄型的正态分布特征，[17]居民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由居民收入结构的正态分布特征所决定，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分布也呈正态分布特征，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需求分布呈∫型（正态分布的积分）特征。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需求分布变得更加扁平，反之，消费需求分布会更为陡峭。如图6和图7所示，在收入差距方差从1扩大到2时，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非耐用消费品（服务），其需求分布都会更加扁平，即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占比会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占比会下降，低收入阶层消费占比也会提高，但需要在其收入水平提高到具备消费能力时才会实现。反之，收入差距缩小，高收入阶层消费占比下降，中低收入阶层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占比提高，低收入阶层人群规模和消费需求占比都会下降。
收入差距变化对消费需求分布的影响，会通过改变产业发展的需求基础来改变产业发展的格局。以耐用消费品为例，根据需求分布，其发展周期可以分为初始阶段、成长期、成熟期、衰减期、夕阳期和终结期六个发展阶段（如图8所示）。在初始阶段需求呈加速增长状态；成长期需求增速会不断提高，但加速度不断下降；成熟期需求增速将不断下降；此后将进入需求规模不断收缩的衰减时期。从初始阶段到终结期，与需求相对应的收入群体分别是最高收入、高收入、中等偏上、中等偏下、低收入和最低收入群体，其基本含义是，在消费品的初始阶段，消费品价格很高，只有最高收入阶层有能力消费，此后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产品价格下降和收入水平提高，从高收入阶层直至最低收入阶层逐步有能力实现消费需求。[18]这一过程体现了耐用消费品生产与需求的基本发展规律。
综合收入差距变化对消费需求分布的影响和消费需求发展的基本规律，收入差距扩大会提高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占比，增加处于初始阶段的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支撑，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崛起，但会降低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占比，弱化处于成长期及之后发展阶段传统产业的需求支撑。反之，收入差距缩小，会相对弱化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支撑，强化传统产业的需求支持。结合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收入差距的扩大除了有利于资源向储蓄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资本积累外，也有利于为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提供必要的需求支撑。在工业化后期，收入差距的缩小会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也会为中等收入阶层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更多经济支持。在后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需求趋于饱和，需求及产业与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保持适度收入差距是鼓励创新发展、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要选择。
从我国消费需求的实际发展情况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工业化后期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全国居民家庭多数耐用消费品需求已经达到饱和需求状态，如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移动电话等，每百户家庭拥有量都接近或超过100台，家用汽车、计算机等都已跨越成长期和成熟期（如表3所示），进入以创新产品拉动需求增长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转化升级，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正在提升（如表4所示）。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阶段，不同阶层消费需求结构差距巨大，如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需求基本饱和，家用汽车消费需求已跨越50%的成熟期与衰减期分界线（如图9所示）；农村居民家庭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耐用消费品已进入饱和需求状态（如图10所示），但家用汽车、电脑、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需求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缩小收入差距可以大幅度提升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为传统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更大的需求支撑。当然，通过“限高、扩中、提低”缩小收入差距，对高收入阶层的需求会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会弱化新兴产业的需求支持，但我国是人口大国，高收入群体规模庞大，据招商银行私人财富报告估计，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一千万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从2006年的18.1万人扩大到2020年的262万人。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的高收入群体，其需求即使因缩小收入差距受到一定抑制，也会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需求支撑，这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所具有的重要规模经济优势。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2007年以后我国消费结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加上政府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持续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促使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投资率下降、消费率回升，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收入分配格局趋于优化。未来应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前提下，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从改革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着手，进一步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通过渐进缩小收入差距、改善预期、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强化制造业发展，力促投资率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保持中高速成长的内在要求。稳定投资率的关键在于稳定制造业，防止经济“过早去工业化”“过快去工业化”。要加快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强以先进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通过以新基建、数字经济和低碳经济为目标的强化措施促进制造业不断升级发展，在不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稳定投资率，强化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能力。
完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持续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当前我国初次分配领域还存在城乡、地区收入差距较大、垄断收入过高、分配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完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要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为宗旨，不断完善促进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公平、高效分配的体制机制。一是要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继续完善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合理反映不同要素的价值贡献和市场回报。二是要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推动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注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广大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三是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理顺生产与分配、劳动与资本、居民部门与非居民部门等多方面关系，在确保各部门、各要素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四是要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严厉打击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非法行为，拓展居民获取金融服务、公平使用金融资源的渠道，拓宽中低收入阶层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渠道，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资本要素拥有份额和资本要素收入，多渠道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渠道，优化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强化促进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制度，逐步缩小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再分配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手段。强化促进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制度，集中体现在税收、社保、转移支付三个方面，关键在于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一是要完善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和税收调节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不断完善财产税制度，改革完善房地产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完善弱化贫富差距代际传递的机制。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系，提升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二是要完善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做好社会救助，探索覆盖人群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以及多维贫困的转移，确保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根据发展水平和需要，渐进缩小职工与居民、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保障待遇差距，增强社会保障在平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三是要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增强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建立专项基本法并完善转移支付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促进转移支付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加大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力度，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不断强化转移支付管理，增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也是改善居民预期、提升居民消费倾向的基础性举措。首先要通过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方式创新、加强政策引导等途径，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其次要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再次要着力加大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力度，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强和改进职业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和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次要缩小养老和医疗保障待遇差距，完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中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最后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保障水平，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注释
[1]张来明、李建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和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0页。
[3][5]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3页。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6]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第3期。
[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8]R. Benabou,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658, 1996.
[9]E. P. Lazear and S. Rosen,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5), pp. 841-864.
[10]R. J. Barro,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5(1), pp. 5–32.
[11]E. Dabla-Norris and K. Kochhar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013, 2015.
[12]O. Galor and O. Moav,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4, 71(4), pp. 1001–1026.
[13]《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3页。
[14]李建伟：《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动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第12期。
[15]李建伟：《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U型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我国要素收入分配为例》，《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16]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改革》，2018年第4期。
[17]李建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态估计》，《发展研究》，2013年第5期。
[18]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责 编∕桂 琰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Li Jianwe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the core topic of economics research. Western economics has conduc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forming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nd putting forwar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nd even contradictory views and policy proposal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various theoretical view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and taking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s the gui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n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at four levels: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inner law and its mechanism of inverted U-shaped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rate (consumption rate), U-shaped evolution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verted U-shaped evolution of income disparity.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elaborates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come disparity changes on consumption dem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consumption demand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form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that restrict the fairness and equ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djust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ptimally,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 growth, Western econom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